从贺拉斯诗集说起——西方古典校勘学里的汇校、判断和订补
http://www.newdu.com 2024/12/01 07:12:46 文汇报 刘皓明 参加讨论
 贺拉斯像 在西方古典学中，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校勘学的基本操作便已经规范化了，后世学者往往将这种规范化了的校勘操作规程称作拉赫曼方法。这种方法包含三大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呈一定的前后顺序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近十年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两位西方古典诗人的研究上，一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二是古希腊诗人品达。相关成果将在今明两年内发表。今天我在这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两位古典诗人作品翻译与研究的心得。 2004年我为《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因为篇幅较长，所以拆成两部分先后刊载，分别冠以标题《从好言到好智》和《从夕国到旦方》（后收入拙著《小批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耶鲁大学东亚系的荣休教授傅汉思（Hans Fraenkel）去 世，所 以其实是篇追思记念文章。傅汉思出身于一个德国犹太裔学术世家，祖父、父亲和舅舅都是西方古典学名家。《从好言到好智》回顾了他的家学渊源，也就是西方古典语文学；《从夕国到旦方》讲西方古典语文学的传统如何通过傅汉思等人进入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汉语学界，我的那两篇文章，特别是前一篇，大概是对西方古典语文学——特别是德国传承的近代古典语文学——最早的介绍。那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十五年过去了，今天在中国，特别是在很多年轻人那里，古典语文学俨然已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学科。但是围绕着这门学问，特别是它的核心部分之一——文本校勘学——则一直存在着神秘化现象。有感于斯，今天我在此将要以贺拉斯和品达的文本为例，对西方校勘学的基本方法做个简明扼要的说明，再结合中国校勘学的传统和现状，分析一下中西校勘学各自有何优劣之处，又有何值得彼此借鉴和改进的地方。 西方校勘学发轫于西洋古代晚期，即从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学者勘定荷马等希腊经典作品开始，经过中世纪的断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勃发，待到公元18世纪末，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19世纪上半期，则全面成为一个方法严格、程序规范的学科。众所周知，任何文本校勘工作的具体细节，都要涉及书写（书法、书写规范，例如横写或竖写等等）、印刷、书写和印刷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文本传承历史与状况等种种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更毋庸说，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特质——在西方古典学中主要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文字特质——在其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然而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也没必要去触及诸如字母书法的形态（古文字学、金石学）、卷本的形态、书写所使用的物质材料等等这些因文明传统和历史时代不同而各异、在东西文明之间缺乏普遍适用性的、主要存在于文本校勘工作前期阶段的技术性领域，而是想更多谈谈校勘学中能够跨越语言文字传统从而具有更普遍意义的东西。 我们前面提到，在西方古典学中，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校勘学的基本操作便已经规范化了，后世学者往往将这种规范化了的校勘操作规程（die historisch -kritische Editionspraxis）称作拉赫曼方法（LachmannsMethode），用一位对建立这一套规程作出突出贡献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古典学和日耳曼学学者的名字（Karl Lachmann,1793—1851）来命名。这种方法后来尤其通过Paul Maas所著的校勘学小册子《文本校 勘》（Textkritik,1927初 版，1950年增订版）而规范化、固定化了。这种规范化了的校勘操作包含三大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呈一定的前后顺序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具体地说，这三大部分即是汇校（recensio）、判断（examinatio）和订补（emendatio）。我们下面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三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在实际校勘工作中得到运用的。 先说汇校（recensio）。 在当代以及前辈中国学人对中国古籍校勘的实践中，汇校工作的通常做法是,把能搜集到的不同版本（如果不是孤本的话）放在一起比对，以检出其中的错字和异文，在校记中罗列出来。但是在西方，19世纪上半期以来拉赫曼等人建立起的程式化汇校方法，则不仅是要把存世文本的各种古抄本并置、发现其中的异文错字这么简单，而更是要通过检查各种抄本中所包含的舛错来判断各个钞本之间的传承关系。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学者们认识到，文本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舛错依照其校勘学上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判别舛错（errores separativi）”与“判同 舛 错（errores coniunctivi）”。通过考察不同抄本中出现的舛错，我们可以推断古抄本A和古抄本B之间是存在着转抄关系，还是说彼此独立，抑或是彼此独立但倘若追溯其原本的话其实同出于一源。 我用“舛错（errores）”一词来统指文本中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错误具体考察起来，则可以归为好几个不同的类别：在中西方校勘工作中，所能遇到的文本传抄乃至翻印错误包括：脱、衍、颠倒、误置乃至误改、擅改等几类舛错。而在西方古典学者看来，对各类错误的具体考察和分析尤其有助于揭示抄本之间可能存在的从属关系。因此在汇校的同时，也必须对各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平行地对勘。在西方校勘学里，在汇校这一阶段，作为操作程序之一的对各本之间关系的判定也已相当规范化，例如：若B本钞自A本，则A是B的范本，用图表示为： 倘若二者都存世，则B本于汇校而言没有价值，应自汇校中淘汰（eliminatio codicum descriptorum）。 若A与B被判定钞自同一范本而其共同的范本今已不存，则通过比较A与B中的舛错，可以推定曾经存在过一个二者所本的原本，这个推定存在的原本用希腊小写字母α表示： A与B重合的部分就是传世文本，相异之处则为异文。倘若存世抄本有更多种，不止上面展示的A和B两种，则各个存世文本之间有可能存在多层次的转抄关系，例如可以有这样的衍生关系： 这幅图在校勘学上称作钞本流传枝干图（stemma codicum），它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各种有校勘学价值的存世抄本流传的过程，而考察存世文本、从中推导出这样一幅或若干幅枝干图，便是西方古典校勘学中汇校阶段工作的核心。 在这幅例图里，罗马字母A、B、C分别代表存世的三个钞本，而希腊字母α和β分别代表我们通过A、B、C中的判同与判异舛错所推定存在过的两个范本，只是它们已经散佚了。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存世的A、B、C和推定存在过的散佚范本α和β之间，从流传过程阶段上讲，并非是一种二级关系，而是存在一种更为复杂的三级关系。具体地说，α是已知所有文本的总源头，而无论存世的A和被推定存在过的β都直接出自α这个总源头，只不过A我们今天还能看得到，而β则已经散佚了。B和C则位于传承过程的第三级，据推断来自位于传承过程第二级的β本。于是在这幅抄本源流枝干图中，就出现了两个依据推导而被判定存在过的已佚文本，而这两个已佚文本之间又存在前后传承关系，在西方古典校勘学中，α就被称为原型（Archetypus），而β则被称为次原型（Hyparchetypus）。 要反映某部古代作品的古抄本的实际流传过程，我们这里提供的这个简单模型往往需要扩展甚至倍增，比如可以有这样的情况：据推断，现存抄本不止有一个原型，或者说不能确定是否曾存在过一个共同的原型，而且不仅作为已知原型的文本已经散佚，所有由此算起的二级抄本，即可视为次原型的抄本也都已散佚；而属于每个已知原型的各现存文本来源于不止一个次原型，它们中有一些甚至彼此曾经发生过混合，而不是始终保持了各自传承的独立性，等等。在古典校勘学的实际情形中，这里所描述的扩展了的抄本流传的复杂模型其实非常接近近代学者对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集的古抄本流传过程的刻画。 19世纪中期以来，主要是德国的古典学学者们对传世贺拉斯诗集所有有校勘学价值的古抄本作了全面的汇校。贺拉斯诗集现存抄本大约有250种，其中有全集，有别集，也有全集或别集残本。这中间有校勘学价值的算下来约有百种。将这200多种存世抄本逐字比对、校勘，剔除其中无校勘学价值的抄本，在有价值的抄本中发现并分析其中所含舛错的同异，再据此清理出彼此之间的传抄流传关系，此外还参校以古代他人著作中对其诗文的引用和讨论，这无疑是项巨量的工作。在贺拉斯研究史上，这项工作是由19世纪的两位德国学者Otto Keller与Alfred Holder合作完成的。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校勘过贺拉斯传世抄本，而是说前人的汇校都是很不完备和不太系统的，只是到了他们二人这里，所有传世抄本才第一次——迄今为止也是唯一一次——得到全面、详尽和系统的汇校。他们的汇校成果汇集在1864至1899年之间出版的汇校本贺拉斯全集（Q.HoratiFlacci Opera recensuerunt，O.Keller et A.Holder,两卷，莱比锡：Teubner）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汇校时曾考察过的一个有名的钞本D（斯特拉斯堡卷本编号C VII 7）在他们考察过后的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毁于战火。因此，他们对该抄本作出的校记今天就显得弥足珍贵。 Keller和Holder通过汇校刻画出了贺拉斯诗集古抄本的流传情况。他们主要依据对所校抄本中所含舛错的分析，将存世抄本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是： 第一类：属于此类的存世钞本最多，而且其中所含舛错最少；凡有舛错，几乎都是由中世纪学者篡改所致；然而抄本中全然不见诗人所生时代惯用字词拼法（拉丁文就像后世的英文一样，同一个字在不同时代的拼写可以是略微不同的），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属于这一类的抄本的写成时间都是比较晚近的。 第二类：属于此类的存世抄本中包含异文比较多，然而似乎皆出自古代晚期学者之手，比如执政官Flavius Vettius Basilius Mavortius（公元527年任执政官），异文似多因他涂乙原文所致，由此判断这类抄本的书写年代较早。 第三类：属于此类的存世抄本中所包含的舛错最多，然而多为手民笔误，是比较低级的错误，易于订正，但是这也说明它们在传抄过程中没有经过后人的“纠正”乃至擅改，因而这一类抄本被认为是存古最正的，权威性不仅高于第一类，也高于第二类。 Keller和Holder的三类说为现代贺拉斯诗集文本校勘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之后，德国古典语文学者再接再厉，先是于20世纪初出现了Friedrich Vollmer校本。虽然Vollmer其实没有来得及做一部贺拉斯全集的校勘本，而只是出了一部《赞歌集》校勘本，可是他是继Keller和Holder之后，对贺拉斯文本校勘研究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把Keller和Holder的三类说简化为两类，他用罗马数字I和II分别代表这两大类古抄本各自的重构（次）原型，认为传世抄本都是由这两个（次）原型抄本转抄下来的，而这两个（次）原型又同出自一个唯一的祖本。Vollmer认为，后世钞本皆源自活跃于公元1世纪、即诗人身后百年内的文法学家M.Valerius Probus所勘诗人诗集定本，后由古代晚期学者Porphyrio加注，复经Mavortius校订落款（subscriptio），自此一分为两个转钞卷本（apographon），分别命名为I和II；传世钞本皆可视为传钞自此二转钞卷本。 Vollmer之后，英、德、意等国在20世纪里又陆续出版过数种贺拉斯诗集汇校本，良劣不一，其中最权威、最可靠的是德国学者Friedrich Klingner的Teubner本（最终修订版出版于1950年）。在他编篡的诗人全集中，Klingner把传世抄本分为Ξ与Ψ两个原型属类和一个由二者混合而成的次原型属类Q。他的这种分类其实基本上继承了19世纪学者Keller和Holder的三类说，在判定三者的源流关系时，特别是在判定Ξ与Ψ两个原型之间的关系时，借鉴同时也修正了Vollmer的学说，在表述上总体而言要比前人更简明更清晰。依据他所建立的古抄本流传模型，Klingner绘制出诗人各部诗集（《杂诗集》《短长格诗集》《赞歌集》《书信集》等）的古抄本源流枝干图，其中《赞歌集》的抄本枝干图是这样的： 在这幅图里，Ξ代表据推定曾经存在过的诸抄本原型之一，Ψ代表所推定的原型之二；Ξ与Ψ是否像Vollmer所推断的那样，在历史上出自一个更早的唯一原始本，在Klingner看来则无法从现存文本中推断得知。在这两个由大写希腊字母所代表的原型之外，图中大写罗马字母Q代表据推定曾经混合了Ξ与Ψ所形成的次原型。然而无论是两个原型写本本身还是次原型写本，都早已散佚。图中其他的大小写希腊和罗马字母分别代表现存的各个古抄本，例如A代表巴黎国立（原王家）图书馆藏（编号7900，原本遭人割裂，割去部分藏于德国汉堡市立图书馆）羊皮纸卷写本，据考证书写于9—10世纪，该本应直接或间接钞自Ξ；而直接或间接钞自Ψ的F其实含两个写本，代号为φ者为巴黎7974写本，代号ψ者为巴黎7971写本；混合了Ξ与Ψ两个抄本系统的写本则有意大利米兰图书馆藏编号O138写本，图中代号为a，图中标出的其他抄本我们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另外，图中虚线所连接的是据猜测彼此之间有关系的写本，实线连接的是被确定彼此之间有传承关系的写本。总而言之，我们这里引用的贺拉斯《赞歌集》古抄本传承源流枝干图是西方古典文献校勘学中汇校阶段工作成果的一个范例，它最直观地显示了西方古典校勘学对于文本汇校工作的理解和要求。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从以上的描述和举例来看，尽管汇校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有所判别，拉赫曼方法中关于汇校的程序仍是个相对机械的操作过程。在西方古典语文学中，关于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存在争议的，例如同为贺拉斯学者的20世纪意大利人Giorgio Pasquali（1885—1952）就曾专门著书批评这种机械的方式，他更强调主观性在校勘工作中每个阶段的重要作用。 在拉赫曼方法中，紧接着汇校之后，第二部分的操作手法便是判定（examinatio）。 与相对机械的前一个程序汇校相比，判定过程则加入了更多的主观因素。这个过程是要通过考察作者的语言、风格、思想、以及作者习用的语句来判定各种异文乃至各本的优劣。不同抄本的异文中如果其中有一个或数个属于明显的错误——例如语法错误、诗歌的格律失叶、明显的错字等等——异文的优劣正误当然很好判定，而出错的异文其实就是舛误而非真正的异文。但是如果同一文本的某个抄本里出现的异文并非明显的舛误，而是能自圆其说、文义自洽、合辙叶律，那么编辑的判定作用和角色就体现出来了。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是要充分了解判定过程的实际操作情况，我们还是应该举例说明。现在就让我们先看看贺拉斯《赞歌集》I 12的最后两节诗： ille seu Parthos Latio imminentis egerit iusto domitos triumpho sive subiectos orientis orae 55 Seras et Indos， te minor latum reget aequos orbem:tu gravicurru quaties Olympum，tu parum castis inimicamittes fulmina lucis.60 他[案罗马始皇奥古斯都]或将驱赶威胁拉丁国、为正义的凯旋所降的帕提人[案波斯人]，或旭日之边下面的丝国人[案中国人]55 和身毒国人[案印度人]； 次于你[案罗马至高之神犹庇特]，他[案奥古斯都]将均秉式廓全地；你将以辂车震撼奥林波山，你将朝不够洁净的圣林掷敌对的霹雳！60 原文中用黑体字母标出的字latum（译为“式廓”），不同抄本之间是有异文的。在Klingner版贺拉斯集中，编者为这个字提供了这样的校记： latumΨlaetumΞσχΓν 校记的意思是说，《赞歌集》古钞本中，Ψ类古抄本作latum；而Ξ类并若干古注本（如伪Acro注）则读laetum。latum直译为“广袤”，作广袤读显然意谓至尊统辖的罗马帝国肇域式廓广袤；而异读laetum可译为“喜乐”，作喜乐读意思是说其所辖之地皆乐为其所御。laetum用在这里，不免让我们想起王安忆先生的小说里提到过的旧时歌词：“五洲人民齐欢笑”，laetum也实在就是这个意思。 把这两个形近义别的字分别放在诗中这句话里，音节格律都没有问题，意思也都说得通。虽然我们前面提到过，Ψ系统的钞本权威性略微高一点，但是在这里并不能仅仅据此就裁断latum为是，laetum为非。于是采纳latum还是laetum，便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几乎完全依学者的个人喜好而定。从贺拉斯诗集的近现代版本看，多数版本从前读，作latum；仅Ritter，Wickham，Vollmer， Bailey，Nisbet/Hubbard等从后读。我自己的贺拉斯翻译和笺注也是从前读。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是属于Ψ这个系统的文本更权威，而且“广袤”的诗义也比“欢笑”要好。读作“欢笑”，感觉有点滑稽，带有出乎诗人用意之外的讽刺，故而我的中译取了广袤的诗意。只是我并没有使用“广袤”这个词，而是用了“式廓”这个来自《诗经·大雅·皇矣》中的表达式：“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毛《传》曰：“廓，大也。” 拉赫曼方法中第三个程序是最主观、也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操作，即订补：emendatio。之所以需要对传世文本作出订补是因为，当抄本出现明显的谬误，例如有一个字不叶格律，不合文法，或这个字或这段话没有意义甚至荒谬，但是却没有一个古钞本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读法时，当抄本中有脱字脱文而没有其他完整的抄本可用以参照补足时，编辑者就需要对文本进行订补了。在这个时候，为了生成最接近作者本意及文本最初形态的现代版本，编辑要对传世文本作出被认为是必要的纠错或补充。传世文本中包含的需要订补的错误包括：1.抄本所特有的（受时代所限等等）；2.因音似而生错；3.脱字（字母、相似相同字跳跃；漏行）；4.衍文（重抄、注文窜入）；5.字母、字、诗行、句或句中部分错置；6.上下文所引发舛错；7.观念错误；8.前人篡改等等。 以拉赫曼方法编辑了古代文本之后，将校勘编辑完成的文本出版，这样的现代版本就叫做校勘版（editio critica）。在西方，最权威的两个古典文本校勘本出版社是英国的牛津和德国的Teubner，此外法国的Budé和意大利的一些也出版过重要校勘本。这种古籍校勘版本在格式上照例皆含有一篇前言（praefatio），说明编辑的原则，再附加抄本流传枝干图、所用古本目录和代号凡例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表格；在正文部分，在每一页正文下面，则有以脚注形式出现的校记（apparatus criticus）。读 者 查看校记，再参考前言中的代号凡例和抄本枝干图，便可以完全掌握传世文本的各种异读、后世学者的重要订补、乃至该版编辑者本人对文本的处理。例如Klingner版的贺拉斯全集中某一页的校记是这样的： 读者查看该版的前言可以得知，校记中单个的大小写希腊 （Ψ、λ、π等）与罗马字母（A、Q、a等）都代指哪些古抄本原型、次原型与存世古钞本，校记中间杂一些拉丁文缩写（斜体）则是对各本乃至编辑情况的简略说明，例如cett.表示其余诸本等等。有了这样可以互指互证的前言和校记，一部古代文献的汇校版就完备了。 （作者为美国瓦萨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