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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和现代,历史与未来,重复或翻新: 狂飙后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变得谨慎了?


    今年没多少人谈论诺贝尔文学奖,至少在瑞典,比之以往,少而又少了。
    甚至那座古老的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大楼、如今的瑞典学院大楼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现场内,以往的兴奋和愉悦,被前所未有的静默、沉闷取代,紧跟在获奖者姓名后,听众那一声传统的欢呼“终于!”没有发出,尽管这一次,是报了两个名字的! 热爱文学的人们的欢聚变成了谨慎而紧张的媒体见面会。
    “紧张”其实也是瑞典很多历史悠久而人心欢喜的大型活动的新特点——怕恐怖袭击和其他犯罪。欢乐的聚会有时便多出和活动氛围极不协调的安检。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晚,排位更靠前、更占时间的电视新闻是丹麦重启在瑞典边境的护照检查,以对抗犯罪和不安定因素——这是一个新的更复杂的世界和时代。
    瑞典学院眼下的紧张不消说和去年的创伤有关。性丑闻仿佛导火线,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震荡。从2018年5月到2019年2月,七名院士自愿或被迫退出,两名院士离开交椅又重返。新院士业已选出,可要到今年12 月才履职。因此,此番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实际投票院士人数并非通常的18人,而仅有14人。相反,历来由五名院士组成、负责拟定候选作家名单的“诺贝尔文学委员会”里仅有四名院士,反而多出一个由五位文化记者、文艺评论家、作家和翻译家组成的专家组。专家组成员有参与拟定名单权,但没有最后投票权。仿佛工作组进驻,是辅助也未必不是督查;是清流,也未必不是新生力量——此举显然是要更公正地行使候选人名单决定权。
    
    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代表解释工作程序
    仿佛就为了进一步自证清白,宣布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那扇历来只有常务秘书走出的门后,竟又走出一组人来发言,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代表,来当众陈述工作程序。代表中院士组人员两名,专家组三名,其中两位是青年女性。评选细节据学院规则须严格保密,却非要有所陈述,这在拥护者看来是提高了古老机构的透明度;在保守者眼中,不如说看到了学院神秘性和权威感的削弱。如此,2019年10月的第二个周四,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大楼的午后场景,象征了学院与百年的独立和神秘的告别。五位专家组成员任期两年,当他们在2020年底离职时一方面行使了权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未来数年有力候选人的密码。然而,告别其实从2018年春已经开始。
    那时,一位瑞典当代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和她的瑞典学院院士前夫借媒体隔空对骂,民众无法接受一贯仰视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恶语相向。在瑞典,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以语言的含混著称,然而,在去年近似内乱和革命的癫狂中,泼妇骂街和莽汉拍桌的闹剧确在学院有关人员周围上演过。即便只是一瞬,学院神秘的面纱已被无情地撕下。这些冲突里,有权力之斗亦不乏理念之争。伤疤在愈合,已愈合到什么程度,又湮没在新的神秘薄雾下。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马茨·马尔姆宣布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瑞典学院其实从来就是、如今越发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从学院的诞生、发展及运行模式来看,神秘性和权威感与生俱来,于是也不可缺失。1786年,瑞典国王创立瑞典学院,希望学院倡导纯净、有力又庄严的语言和文学。1901年开始评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学院接到这一任务时十分犹豫,担心以“一己之力”衡量世界文学,实难胜任。当时的常务秘书说服了院士伙伴:若不接受这一使命,受到的批判会更大。因此,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知难而上。118年来,学院选出过不尽如人意的文学奖得主,可总体而言,院士们凭借细致工作和真知灼见做到了提醒世人注意那些可传递后世的当代经典,也因此为一个源于北欧小国的文学奖赢得了世界第一文学奖的声誉。
    到如今,一方面,学院一如既往地强调独立性和文学性;一方面也被捆住手脚,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冲击。国王不能命令它,未必不可以表达意见;媒体无法指挥它,却可以主导舆论炮火。此外,人性弱点带来内部对立。就在今年8月,在瑞典出版了两位媒体人撰写、题为《瑞典学院——权力、女人、金钱》的书籍。未得好评,副题也引人反感。但在纷繁的新世界里,学院难以完全摆脱权力、金钱等因素的干扰也是事实。至高荣誉的决定者有的是血肉之躯,好像执权杖的神职人员被赋予凌驾于一些人事之上的特权——对世界文学的评选权。神秘可以让他们如有神力,而透明和民意未必能保证评出世人一致叫好的诺奖得主,因为没有谁能证明,自己可以公正而有能力地判断世界文学。今年出现的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专家成员就可以说是“民意”的象征,但有他们加入的此番评选也一样不能平息争议。
    诺贝尔文学奖在每次宣布后几乎都会引发全球七嘴八舌的质疑。近年对它的评论一直在摇摆和震荡,有呼吁回归文学传统的,有要求听从市场合理存在的,有信服精英审美的,有自信大众和流行口味的。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学院提倡崇高文学的宗旨和提供世界文学冠军的世俗解读间的鸿沟。学院院士其实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示,这绝不是评世界第一,只是投票给“我们”认为的最好的文学。所以,误读是世俗的一厢情愿,世俗第一关心的也许不是文学和灵魂,而更可能是冠军和著名。
    今年的评选结果博得“特别保守”的一致认识。两位获奖人都是欧洲传统风格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写作提醒人们文学的黄金时代的特点:巨大、深厚、丰富。有人甚至认为,在鲍勃·迪伦和石黑一雄之后,今年的结果是个好选择,更是一杯冰凉的水,透露向文学传统的回归。尽管没有人否认两位作家顶尖的文学实力,但在传统或现代、文学或政治、男性或女性、欧洲或世界、大语种或小语种等外围问题上还是再次重复了前些年有过的议论。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她的女权主义者、素食者、政治投入度高、市场读者缘极好等标签立刻映入人们的眼帘。尤其有文学实力,堪称天时地利人和。在必有一位女性的确信下,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的名字是被多家瑞典媒体猜中了的,这在至少近十年的诺奖评选中十分罕见。虽然无法证明专家组的文化人和媒体人推动了这一结果,但至少可以猜测,他们推动了学院对国际文学市场新形势的跟随。托卡尔丘克被瑞典文学评论界广泛赞赏,年长的瑞典文学界人物及普通瑞典读者对其作品却并不熟悉。反之,很多人对彼得·汉德克如数家珍。汉德克更被看作是文学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学院辉煌时代的实力派,文学成就足以让他在十年、二十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并非今天。汉德克后来因为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政治不正确,被文学评论界以为从此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关于政治和文学,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院士安德斯· 奥尔松10月10日下午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彼得·汉德克是一位大作家。瑞典学院评价的是他的文学。他不属于任何政党,绝非政治作家。相反,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其实有更多政治立场。但对于瑞典学院而言,她本身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构筑了作品的独特结构,堪比建筑师。她的作品每一部都独特,比如《雅各布之书》等作品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
    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在得知获奖后回答《瑞典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政治和文学关系很近。即便人们倾向于认为不是,文学却始终是政治的。文学显示出人与人的相似,它超越边境。
    在瑞典,即便在获奖名单宣布后,依然有人反对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认为彻底承认2018年是彻头彻尾的丑闻,不希望任何作家被贴上和这一年相关的标签。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本人不觉有何不妥,相反很高兴自己是危机后的第一位获奖者。她认为如今的学院正处于动荡时期后新的稳固起点。
    而难以估量的因素是专家组成员在候选名单拟定过程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2020年评选后,诺贝尔委员会是否重返以前的运转模式依然是未知。大环境冲击和小团体冲突的创伤绝非短短一年能解决好的。所幸,万事万物都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中螺旋式前进。
    没错。今年,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不高。热烈关注过的人已经更添年岁,格外老迈。有好几年,大学文学退休教师尼森看完十月第二个周四下午的电视直播后不久,就在他的书架上挑挑选选,随后捧着一摞书踩过秋天的落叶,骄傲地来敲我家的门。偶尔有一年,他捧来的书只两、三本,他便面露愧色,一再解释。对他而言,文学是生活的必需品。诺贝尔文学奖让他关切、兴奋和自豪。
    如今,文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必需品。诺奖作家书籍在作家得奖后的数月或一年内奇异热销,很快降价,又会频频出现于二手书店。至少在瑞典,哪怕国宝级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也不曾躲过这一待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只是文学如今也成了少数人的事,虽然文学所弘扬的精神本该为人类共同吸取。也许,人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作家的名字因获奖熠熠生辉,而是那些躺在他们厚重书籍里那一行行不言不语的字符。只有在凝神屏息时,才有可能听到最重要的声音。与其询问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何方,不如说,要询问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将走向何方、文学和人的关系走向何方——而这是个难解之题。
    很多人平静地表示,理想主义已和当今时代脱节,不实用亦不摩登。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是颂扬崇高精神,换言之是对理想主义的最好倡导。瑞典学院的目的不在经济和市场效益,它是少有的处于市场逻辑之外的机构,和当下世界的逻辑比较,有些过于古老,不合时宜,难以协调。也许它没那么完美,但它保存着关于理想的深厚记忆。因为它从根本上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长。它所拥有的先天不足会在不同时期增强或减弱,矛盾会彰显或消隐,于是它需要不断调整以维护独立。唯独立,它才能有力,并和文学一起负重前行。
    一位有着女权主义者标签的大作家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恰好的象征不言自明。2019年,作为新起点的这一年,从纯文学角度看,彼得·汉德克到底象征了什么,是否和新起点吻合,一言难尽。也许眼下的学院步履未稳,只求在文学的意义上无过。
    就在本文截稿的10月12日周六,传来学院第一位女性常务秘书,年初被迫离职的莎拉·丹纽尔病逝之噩耗。这一消息成为晚新闻头条。学院的纷争旧事无人提起又无人忘记。多人回顾丹纽尔的一生,称她为勇敢的女性。瑞典学院也有友善发言。在诺贝尔奖公布的这一周,丹纽尔的去世让人唏嘘,仿佛一个沉重的象征。许多人表达哀悼,又好像他们需要舔舐伤口,求得慰籍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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