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首届恩施少数民族文学高峰论坛”上,学者吴义勤在肯定“少数民族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同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滞后,这比整个当代文学大的文学史可能还严重。因为对少数民族文学,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重视,各种对创作有利的政策也很多。但是在对当下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总结和经典化方面,我们做得不多,做得不够。少数民族创作是繁花似锦,但是哪些作品有经典性的气质和潜力,这种研究还不够。” 这段话既指出了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作家如何创作经典,批评家如何发现经典。 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单指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即相对汉族文学而言,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创作的具有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文学。呼唤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然进程、时代使命。经典的生产因人而异,经典的生成途径也各有不同,对经典的追求则永不言弃。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少数民族文化圈,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有较深入的理解,对时代政治、大众需求、社会导向等信息有较充分的把握。动笔前须在选材、谋篇、布局等问题上殚精竭虑。如何利用经典素材、经典文体创作出内容经典、思想经典、艺术经典的文本,则有赖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累积、文化修养、审美体验和品格追求。生产出来的文本还需要作家反复修改、打磨、润饰,甚至再生产。 认同是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的唯一通途。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必须获得读者的认同尚可。认同方式有多种。首先,是发行量、转载量彰显出来的阅读量,阅读量越大认同度越高。其次,是文艺活动中拥有的地位。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学活动中被阐释;或是被文学史书写,被各级学校教材采用,被各类课题研究;或是在影视界被演绎,活动频率越高其认同度就越高。再次,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能家喻户晓,被日常生活化,被民间故事化,代代传承。传承度越高其认同度就越高。认同度越高,经典化程度就越高。传播是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不可或缺的环节。文学经典的生成须有较长时间、广阔空间的传播。传播媒介则是文本与读者见面的首要方式。阅读主体在研读中产生了批评活动,文本获得了深度传播和多样传播,甚至被改编为影视、戏剧、舞蹈、歌曲、民间口头文学等艺术形式,进而得到普遍接受与认同。当它进入文学史被学习,或进入文学馆、文化馆、博物馆被展览,或进入旅游景点被宣传,当做旅游产品被消费,就成为跨时代跨区域的经典。 经典并非一蹴而就。少数民族文学要与主流文学并驾齐驱,在同样语境、同等规则中竞争进入经典行列,必须注意如下问题。首先,少数民族作家要有敏锐的思想,大胆创新,善于汲取各种文化养料生产品质独特的文本,且能运用通用语阅读,在广大汉语读者中抢占席位。其次,重视各种媒介的传播力量。积极参与各类文学活动、社会活动,让媒介助力,在传播中成长。再次,作家要正视自己的能力与能量。克服自大心理,增强自信心,怀抱为本民族文学、为中华民族大文学做出贡献的宏愿。 文学史上,走向经典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古代少数民族经典作家作品暂且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涌现了许多优秀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已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行列。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作家队伍迅速壮大。老作家继续笔耕,中青年作家逐渐成长。玛拉沁夫、萧乾、李准、霍达、张承志、阿来、扎西达娃、孙健忠、蔡测海等作家成为当代文坛中坚。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均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成为文学界的长销书。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作品供大学生们一代代研读。为了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各级部门还设立了很多奖励措施。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就是专门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设立的国家级最高奖励。近几年,有些民族也以本族命名设立了奖励。如2017年在重庆黔江举办的首届“土家族优秀作品”奖,产生了热烈反响。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主办的继中国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优秀作品奖之后的第四个文学单项奖”。评奖筛选出了一批批佳作,为迈向经典奠定了基础,也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 作为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镇,恩施文学创作并不落后。明清时期就产生了著名的“田氏诗人群”,容美土司田氏一家六代九人创作了影响后世的诗集《田氏一家言》。很多异乡文人也因在恩施的活动而留下了精彩篇章,如顾彩的《容美纪游》就是较早记录西南民族地区风情、风景、地理、文化的集诗与文于一体的文本。新中国后,有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和王英先的《枫香树》等长篇小说,反映恩施革命先烈和恩施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过,恩施少数民族文学到新时期才出现兴盛景象。通过几代作家努力,已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开垦了一片民族文化沃土。 新时期四十年,恩施文学成绩骄人。恩施(含恩施籍)作家有多人获得“骏马奖”:叶梅的《五月飞蛾》,李传锋的《退役军犬》《白虎寨》,邓斌和向国平的《远去的诗魂》,杨秀武的《巴国俪歌》都赢得了民族文学的最高荣誉。王月圣、田苹、吕金华、董祖斌、胡礼忠等多人获得湖北省各类文学奖;雨燕等人获得首届“土家族优秀作品”奖。 纵观恩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各类题材、各类体裁都有涉足,创作数量年年增长,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文本品质也不断提升,发展势头令人欣喜。但是,与当代文坛经典之作比较,与世界文学比较,恩施文学要走上经典之路,除了要注意前述三大关键环节的问题外,还有几点需加倍努力。 从创作主体讲,有些观念需要突破。首先是要克服守成,勇于开拓求新。恩施作家并不缺乏资源,民族的、历史的、时代的、文化的应有尽有,如何突破既成的写作套路,合理利用资源,用有效的艺术形式表达,需要反复揣摩。其次是要突破急于求成的俗念。秉着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怀揣“两句三年得”的态度,不急不躁地精心打磨,力争精益求精。一个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品,若因为缺乏打磨以普通成果问世,就会造成浪费。再次是要突破“独打鼓独划船”、各自为阵的观念,重视与外界交往,重视集体力量和传播力量。不但自己要走出去,也要把外面的优秀资源请进来,同时联合周边的力量,合力创造新局面。 艺术表达方面,还需要几个并重。一是要表象与内涵并重。恩施文学比较重视事物表象的叙述,较少向事物深远处探求。比如,描写土家族、苗族等本族文化,就注重民俗事象、风物人情的形态描绘,忽视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纵深感的挖掘。缺少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深入剖析,缺少对事件价值意义的内涵思考。表象化的作品就缺乏厚重感,缺少大格局和大气象。二是要数量与品质并重。恩施作家的勤奋精神可敬可赞,但是勤奋精神并不一定能创作优秀作品。快速度、高强度下出炉的文本,若没有精细的磨砺,很难成为精品。 文学活动与文学批评方面,一是要重视作品的研讨活动和传播活动。恩施作家出书,很多是自费的,只有极少数能得到一些签约经费或是地方政府支持。作品出版后,也多是互相赠送,或者朋友推荐,较少走向文学市场,能为作品举办研讨活动更是凤毛麟角。恩施作家的好书常常很难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要改变这种情形,还需要地方各级政府各级部门高度重视,在经费、时间、精神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大力鼓舞。积极召开作品研讨会,通过各类文学批评活动大力推介作品,让作品“走出地域封闭圈”,走到更广阔的文学领域和学术领域,传播得更久远。二是要关注文学批评的积极意义。作家的自恋自满情绪在当下文坛并不少见,不太愿意接受批评是普遍现象。有的甚至误解“批评”就是说坏话。其实,真正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尊重作家劳动的,评论家都懂得创作的艰辛与艰难。一个人既然想从事文学创作,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要接受读者和社会检阅的,不是留着自我欣赏,且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尊重读者的阅读感受,会欣然地让自己的作品面对各方面的意见。文学批评,是作品迈向经典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经典无人抗拒,经典化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不懈追求。若能注意并处理好上述问题,恩施少数民族文学一定会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会有更多作家作品迈向经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