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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荒僻处,隐藏着600年前的精美壁画


    
    《北京的隐秘角落》陆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奇迹。
    作为多个朝代的都城,北京留存下来很多古迹,但也有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史变迁中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名字。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作家陆波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定慧寺、宜芸馆、蓝靛厂、保福寺、樱桃沟等“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考察那里的文物遗存,讲述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人们的故事,试图将大时代与小事件勾连起来。
    2016年12月,藏有明朝壁画的法海寺经过整修重新开放。这是一条普通的消息,但“明朝壁画”确实是无与伦比,跨越近600年时空再次惊艳世人。我不知如何形容我们的幸运,至少,我们比乾隆皇帝幸运。
    乾隆对艺术珍品的痴迷是以实际据为己有著称的。但在其长达89年的人生里,他并不知道一处有着绚丽明朝壁画的地方,幽幽地遥视京城,隐身于世间。
    西方女士对东方壁画的重大发现
    法海寺在京西石景山模式口,即使当下京城已经膨胀到如多层巨无霸大汉堡的程度了,这里还是显得有些荒僻。公交车只到达离这里还有两三公里的地方,来寻访的人们需要迈开腿再朝翠微山走上一段距离,才能找到这间坐落半山的不算大的寺院。据说,平常日子来参观的全天也就二三十人,周末好点,能有五六十人。即使这般可怜数字,来访的人们基本上也只是奔着一个目标——瞻仰那惊世骇俗的明朝壁画,或者说是15世纪中期的汉地寺院壁画。
    20世纪30年代,先后有两位西方女士造访此地。第一位是1933年来自德国的24岁年轻姑娘赫达·哈默,她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刚到北京热血甫定,就打听怎么去法海寺。她进入寺院后发现大殿里有大幅明代壁画,激动不已。年轻的她不可能清楚这些壁画的价值,只是觉得有趣,并记录道:
    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这是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的寺庙,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而受人关注,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
    于是,鲁莽的她为了制造好光线拍下大殿里的情形,竟然拆了小汽车喇叭,用里面的橡皮球茎对着点燃的副醛燃料吹镁粉,试图造出镁光的巨大光亮,帮助她拍出清楚的壁画。结果此举引发了一次小型爆炸,非但没能成功拍照,还把自己灼伤险些毁容。她只是收获了一些勉强可见的罗汉雕塑的照片,壁画拍摄并不成功。
    4年后,英国女士安吉拉·莱瑟姆也寻到法海寺,这次她不但成功地将壁画、雕塑等拍摄下来,还写了一篇游记发给当时的《伦敦新闻》画报。她的文字透着女性的细腻与感性:
    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有一座造型极其优美的佛教寺庙……有一位剃了光头的年轻人将我们迎入了一个寺庙庭院之中,并沿着石阶往上走,来到第二个庭院,那儿有和尚在拆除为牡丹花穿上的越冬稻草衣。这就是法海寺。
    “第二个庭院”即主殿之前的庭院,自然他们进去是找壁画的。当然,她比赫达·哈默更具有安全意识,她很聪明地用一面大镜子把室外灿烂的阳光折射进大殿,拍下了一批质量尚可的照片。她还写道:
    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
    她这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在西方世界引发巨大轰动,这毕竟是对15世纪中叶东方壁画艺术的一次重大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海寺以其明朝壁画艺术在西方反而比在中国更出名。
    明朝太监造法海寺,留下艺术奇迹
    今天,每日去法海寺的那三五十人就是专程去看壁画的,他们被某种小众而高雅的风闻所染,探奇或者附庸各有其好,因为法海寺壁画名气大,被艺术史学家归类于中国古代三大壁画艺术瑰宝之一,另两个为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小寺院以艺术价值闻名,这反而夺其宗教光芒,让人们忽略了其实这原本是一间皇帝赐额、太监牵头修建的佛教寺院。如果寺院最初的兴建者——历经四朝的太监李童——知道会有今天这么个奇怪的结局,他会想办法把自己也绘到壁画上,哪怕躲在一个角落里。事实上,他在原大殿雕塑的十八罗汉群里加上了自己。这在赫达·哈默及安吉拉·莱瑟姆的照片里都有体现,所谓十八罗汉实则只有16个,剩下两个一个是大黑天神,另一个就是李童自己,他俩都不是罗汉。可惜后来这18尊雕塑都被砸烂,那位多少有些留恋人世并顾影自怜的太监李童没有留下最后的样子。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50岁的太监李童整合了他可以整合的各种资源,倾尽其为四朝皇帝服务所得的赏赐,并多方募集,要建一座寺院。首先,他以内廷重要太监的身份说服年轻的英宗,英宗当时只有12岁,已是“三杨辅政”后期,“三杨”老臣死的死老的老,他身边的太监王振开始得势,这给老太监李童行了方便。李童说他承蒙四朝皇恩,只有建一所寺院以修佛荐福才能报恩。他向英宗叙述了一个比较俗套的故事,说他有一天睡梦中来到一个“岩壑深邃,林木茂美”的深山之处,遇到某白衣仙人,仙人指示说“此精蓝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意即这里最适合建一所寺庙了。李童惊异,拿捏不准,画了张草图便差人在京城周边有山林的地方四处踅摸。结果差人到了玉河乡水峪,发现四周景致与草图一致,问当地人有何古迹,当地人说这里有一座叫龙泉寺的废寺。李童恍然大悟,认定这就是神仙托梦让他修建佛寺的地方。于是李童拿出全部资财,并动员善众、僧侣一起发力建设,还找来“诸良工”(即宫廷绘画师等)各类能工巧匠,历时4年,终于将寺院建成一座比较标准的“伽蓝七堂式”汉地寺院。直至今天,这个规模基本保持不变。
    李童向年轻的英宗讲述了建寺缘起,对于只有12岁的年轻的英宗皇帝而言,李童还是有些资本的,当年他“仪度不凡,端庄祥和”,年纪小小便被成祖朱棣留在身边侍候,时刻不离左右,甚至朱棣北征蒙古人,他也披盔戴甲跟随出征。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自治区乌珠穆沁),秘不发丧,太监李童便是护卫朱棣遗体回京的亲随之一。继之仁宗、宣宗朝代,李童始终被皇帝信任并被委以重任,宣宗出征喜峰口讨敌,李童同样跟随御驾,回来便升职并得到厚赏。有能力承建寺院,是明清两朝一个太监的权势和成功的标志。
    英宗给寺院的赐额是“法海寺”,比喻佛法深广如海。李童不光自己倾尽身家,同时动员同好。其一,他请求当时有着崇高宗教地位的藏传佛教领袖前来助缘。其二,李童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其三,他说服了当朝德高望重的老文臣,均为进士出身的胡濙、王直为寺院撰写碑文,这两位被后人称为“清德正学”的贤臣。他们都是四朝侍明的老人,彼此熟悉且关系良好。在修建法海寺的时候,这些气味比较相投的人凑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为李童的终身事业添上锦绣花朵。
    李童在寺院修好15年后因半身不遂过世,就葬在离法海寺不远的山坡上,以示不舍。他的朝中大官朋友、礼部尚书胡濙再次为他撰写了生平碑铭,大致勾勒其生平事迹:李童出生于洪武己巳年(1389),江西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相继侍奉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位皇帝,在宣宗时,升授为御用监太监,在代宗时,得到明王朝的最高赏赐——蟒袍玉带。碑铭形容他“周旋殿陛,仪度从容。小心慎密,竭力摅忠。护驾出入,环卫圣躬。历事五朝,职业愈崇”。寥寥数笔,写出李童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仪表从容之人,做事谨慎周密,且周璇于宫廷内外,合宜有度。换言之,他可以在各类人群中受到欢迎,不仅有高官朋友,也有地位不高的工匠及宫廷画师朋友。他请这些人来大殿创作壁画,他们从构图设计、人物安排到运笔绘制,竭尽所能,完美展现其精湛技艺。
    李童只是明朝的普通太监,自己根本想象不到,他在法海寺的一番作为竟然创造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奇迹。
    法海寺的壁画有中华文化的“纯洁性”
    壁画中人物众多,但构图大气严谨,相间适度,有序不乱。虽说都是佛教典故的描绘,但生动盎然,刻画细腻,人物面貌活灵活现,富于个性。无论是线条柔美、慈悲四溢、望之心化、衣着饰物美轮美奂到无以复加的水月观音,还是满满慈爱、柔情万种、雍容华美的诃利帝母(鬼子母),她在佛教中已从专吃小孩的恶神转化成孩子的保护神。她抚头的小孩更是眼神俏皮,活灵活现得可以从墙壁上跳下来。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它们整体的过于匮乏显示了其卓尔不群。传统上的美术绘画似乎成为宫廷皇室的雅好和高贵的奢侈品,除了皇宫与权贵人家的建筑装饰雕龙画凤花鸟虫鱼之外,降落民间的这类艺术作品还是过于稀疏。加之战乱灭失的唐宋壁画已踪影难觅,虽然不少古代建筑也留有壁画,但达到如此之高艺术水准的组团式的精品之作不多。敦煌壁画准确些说是中华、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体现,并非独属华夏文化。而法海寺壁画有中华文化的“纯洁性”。宫廷画师的作品落户法海寺纯粹出于李童个人关系的偶然性,或许,李童也是接受了藏地僧侣关于绘制壁画的建议。在藏地,壁画分布在寺庙、府第、宫殿、民宅、驿站、旅店等地的墙壁上,普遍寻常。而汉地寺庙里成规模且达到艺术水准的只有永乐宫及法海寺。永乐宫是道教道场,绘画内容以道教经典为主,虽然规模更大些,但绘制的精美程度达不到法海寺水准。所以,大中华汉地佛教寺院里,只有法海寺保存下来了一批极高水准的佛教题材壁画。
    清廷入主中原之后,大肆修葺并恢复了不少明朝寺院,但法海寺始终没有进入清当朝者的法眼。根据乾隆中期《日下旧闻考》记载的情况分析,法海寺没有被清朝官方考察过,没有被皇帝亲访过,甚至艺术爱好者乾隆皇帝也没有听闻如此瑰宝(这是空前的憾事),也就不可能有朝廷出面的任何复建与修缮。《日下旧闻考》只将法海寺作为一座普通的前朝寺院简单记录了一下遗留物品,包括三通明碑、二通石幢,对大殿内部的佛像、罗汉雕塑只字未提,壁画部分更是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历经清朝267年,法海寺壁画如沙里藏金,无人得识。
    法海寺作为寺院的辉煌基本至明朝灭亡便戛然终止,在清朝,它只是作为普通的民间寺院存续着。到了民国时期,这里已经非常破败,僧人也逐渐离开。
    1958年文物部门尽管经费有限,还是对壁画进行了一次时隔500年的维修,并给大殿装了避雷装置。1988年法海寺便已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如今,法海寺壁画已经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等一起名列国家第三批国宝级文物,地位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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