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诗歌文本都是半成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审美再造,其价值才会最终实现,因此受众及传播则可谓诗歌得以流传的关键。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传播语境并不理想,商品经济、大众文化与学历教育的“合力”挤压,使诗歌生产、诗歌传播经历了一段边缘化的厄运。诸多报刊消减诗词的版面,诗集出版数量锐降,出于盈利目的的影视节目生怕沾上诗词的边儿,甚至几乎每年高考试卷“作文”题的题干说明中,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尴尬。一句话,诗词的传播渠道被严重地堵塞了。 新世纪后,诗词创作与传播出现了种种“复兴”的迹象。自2016年开始,中央电视台连续推出三季《中国诗词大会》,更让诗词在老百姓中“火”了一把,引发了一场诗词狂欢,主持人、嘉宾、选手与观众互动,“品千年诗韵,阅百味人生”,传统文化魅力尽显。今年央视又推出一档诗词文化音乐类节目《经典咏流传》,和诗以歌,诗词与音乐联袂,主持人、经典传唱人和鉴赏人强强联合,收视率火爆。而近两年此起彼伏的四川卫视的《诗歌之王》、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浙江卫视的《向上吧!诗词》等,推波助澜,使全社会的“诗词热”居高不下。这种“盘活”诗词的尝试,强化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也给当下诗歌如何实现有效传播、提升社会的诗意氛围提供了方向上的经验启迪。 诗词传播重在跨界 要提高诗词传播的有效性,应从诗歌文体的优长与局限出发,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大胆地进行跨界。20世纪是文化艺术交叉的时代,在“此在”经验的占有性和处理复杂事物能力方面先天不足的诗歌文体,为继续生存,已自觉向小说、戏剧、散文等寻求技巧援助。而诗歌传播手段也相应调整,如果还一味地靠口头流传、课堂讲授、选本编辑、配乐朗诵,乃至音乐电视制作,走传统传播路线,已经提不起受众的兴致,所以必须更新手段,尝试“跨界”传播,为传播内容配备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恰切传播形式。《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即在于找准了新旧媒体之间的融合点,扬大众流行文化之长,以央视媒体之“电”为核心传播源,建构“广、电、报、网、端、微”六位一体的联动模式,实现传播渠道上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博客、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的多方配合,迅捷及时,反馈便利。再佐以绚丽大气、光影投射的舞美设计,传统或现代元素洋溢的背景音乐、精妙机智而又诙谐的主持朗诵,飘逸灵动、诗画一体的感官氛围,以及“飞花令”、看图猜诗等游戏细节,轻松娱乐和传统诗词遇合,流行文化同明星效应共生,向来高高在上的诗词从书斋的“天空”被请到大会现场的“地面”,确实使观众在身心享受中品尝了诗词文化盛宴,提升了传播的看点和趣味性,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日常娱乐与文化传播相得益彰,效果可圈可点。 与向大众文化扩张并行不悖,诗歌传播向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合理跨界更应提倡。诗歌与音乐、舞蹈原本混沌一处,有很强的可唱性,中外文学艺术史上也不乏“歌”诗创作,2016年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愈发证明了“歌”“诗”结合、严肃文学通俗化的合理合法性。《经典咏流传》收视和口碑俱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诗与音乐的跨界结合。节目主创坚守时代性和时尚感原则,用流行音乐方式把经典唱出,开拓出一条经典传播的新途径。其中清代袁枚的诗作《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本来知道的人并不多,但经过支教的青年教师梁俊谱曲、添充衍生和传唱,被“唤醒”后却人气爆棚,许多人共鸣其生命力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让经典再一次流行”。再如海子的《九月》,通过民谣歌手周云蓬优美而悲怆的创造性演唱,对生存、死亡和时间的思考,得到了更加完美的诠释,甚受青年喜爱。周云蓬以吉他演唱黑大春的诗《不会说话的爱情》,和鼓声、小提琴声“混搭”,实现了诗与民谣、摇滚的艺术同构,也是成功的范例。诗词一经向音乐跨界,仿佛被插上了“翅膀”,拥有了获得飞翔姿态和美感的可能。 至于诗歌向戏剧跨界,早在现代时段闻一多、袁可嘉就有过理论企望,而后不断有人做诗歌戏剧化的实验。1994年北京“戏剧车间”导演牟森为诗建“场”,把于坚的长诗《0档案》搬上舞台,几个演员不带情感色彩的日常行动重复,外化出档案对人成长的钳制,积累了以戏剧方式处理诗歌文本的视角和经验。近几年李轻松着力做诗剧实验,她的《向日葵》由张旭导演、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演出后,因肢体语言、多媒体与歌舞的共融互动,诗歌趋于或舞或唱或静的状态,演出效果良好。在这方面,从容开辟的“中国诗剧场”与“第一朗读者”尤为出色,她多年探索如何使诗歌大面积、多方位走近读者的途径,最终找到了诗歌要与戏剧乃至其他艺术嫁接的“跨界诗歌”对策。前者是让诗歌传播成为有某些戏剧情节、人物贯穿的朗诵,用民歌歌手、舞者、二胡、小提琴、钢琴演奏以及戏剧场景衬托,珠联璧合;后者是在开放式场所,通过朗读、戏剧、音乐、点评环节,让公众听见、看见、热爱、领悟诗歌,以先锋化的立体呈现拓展诗歌的传播空间,增加了传播的实验色彩。因为它们谋求内容、渠道和平台间的内在融合,双双被誉为新世纪影响最大的跨界尝试。 诗词传播需要拓宽渠道 如今诗歌发展境况丰富而复杂,完全靠传统的传播手段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及时地更新传播手段,力争最大限度地保证诗歌无时无地不在传播的状态,就成了一种相对理想的选择。如可以从天时、地利、人和因素考虑,适时地举办各种诗歌节或诗歌大赛。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的青海湖诗歌节、李白诗歌节、《中国诗词大会》等,都对诗词的传播推广做过积极的尝试,特别是连续三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几乎达到了全民参与的程度,仅“《中国诗词大会》为你度身定制的古诗词”那种新媒体互动方式就因新鲜、个性十足,在第二季的同步答题互动量就达五百多万人次。 又如诗词吟唱也是比较可行的形式,它不是念诗,也不是朗诵,按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阐释,这种吟诵法是用特殊的声韵规律吟唱古诗词,用一种最符合其声调节奏、声律特色的方式,将诗歌抑扬顿挫的形式美传达出来。实际上它也是对古诗吟唱传统的自觉性修复,像东北的“古典诗词吟唱的新媒体传播”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组,即通过现代的记谱方式和专业的音乐编配、制作模式,以及“文人唱诗”的演绎手法,统筹编曲手法、现代和声和数字音频技术,融时尚与经典于一炉,使古典诗词通过吟唱重放艺术美感,并借助网络新媒体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广泛传播。 再如随着微信、微博在互联网领域地位的攀升,靠微信公众号与博客传播诗歌更自由便捷,覆盖区域十分广阔。如“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公众号就很好地沟通了读者和诗词,令诗词顺畅地进入了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在《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梁俊和梁越群传唱的小诗《苔》首播亮相后,一夜“刷屏”,演唱视频全网播放量居然超过5000万。博客的传播力量也不可小视,2008年汶川地震的次日,沂蒙山一位作者创作的《汉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上后,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600万人次的点击率。从这些微信、博客的诗歌传播中不难看出,人间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当下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更在呼唤着好诗。 诗词传播宜坚持经常 诗词传播要从娃娃抓起,让读诗、诵诗、写诗、评诗成为常态化的习惯。一个民族的诗性思维养成,一个社会的诗意氛围营造,均非一朝一夕之事,它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所以不能“一窝蜂”地搞突击,一有电视竞赛节目或创作大奖评比激发,就火爆异常,频频模仿,热过了头,而一旦没有活动和功名支撑,就搁置一旁,默无声息了。相关的教育部门也应该注意培养孩子们从小即喜欢、接近和诵读优秀诗歌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中让那些诗歌“润物细无声”,内化为学生的一种思维乃至心智结构。同时当下学校诸多教师“旧瓶装新酒”,用传统诗词的解读方法应对新诗的怪异现状,完善新诗教育方法,这样才能确保诗歌的有效传播和传统文化的彰显。并且诗词修为与素养的形成乃长期、系统的工程,不是背诵、吟唱多少首诗歌就能够解决的,它必须凭借反复的诵读、赏析尤其是创作的多方联动方可完成,唯有如此古诗词与新诗经典才不会在根上断流。从这个向度上说,有几个信息是令人振奋的:2017年广东小学生诗歌节在佛山市启动,鼓励小学生赏读、创作诗歌;2017年高考全国文综卷I第40题围绕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的“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设题,探讨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今年中央美术学院考试中,中国画专业考题之一是“书法创作考题:自作咏春七绝一首”,考题要求标注诗文(30分),书写(70分)。这三则信息说明,诗歌传播已经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够从根本上抓起;诗歌传播已经不仅关注传统文化与诗词的关系,还关注了古代经典如何向现代进行转换;诗歌传播已经在局部超越读、看、听层面进入写的阶段,正在创作实践的训练中将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落到实处。而这些是否可以理解为“盘活”诗词,进行诗歌有效传播的最佳时机已经悄然到来? 当然,诗词传播要从接受对象出发,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如“吟诵”需要有相当水准的音韵学专业知识做支撑,要求极高,不宜大面积推广;传播方式上可以和娱乐路线结合,但一定要有度,不能为迎合时尚与受众心理放低身段,更不能有了娱乐丢了诗;传播还应常态化,切忌忽冷忽热,过分哄抬诗词或贬低诗词的行为,其实都有损于诗词的灵魂与尊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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