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学类或是所谓“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类严重的重复出版现象,笔者无意妄议其隐藏在操刀者背后的驱动力,而只是想说,出版虽不是写作,但选择与发现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意,这才是出版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杰出的写作需要创造,优秀的出版需要发现与选择,两者虽各自位于一条产业链的不同节点,但在追求“创意”这一点上则是殊途同归。 今日单表出版,且是两种毫无创意的重复出版现象。 先说文学出版。 且不说文学出版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而更令人不屑的则还要数那公然大行于市的重复出版。据2017年CIP数据统计,在涉及重复出版的文学、哲学、军事、历史、古汉语启蒙、生物和林业等七大门类的选题中,文学类重复出版率之高荣登榜首,共计4000余种,占整个年度文学类选题的8.54%,这不能谓之小。 而在这些重复出版的文学选题中,集中度还相当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西游记》 《水浒传》 《红楼梦》 和 《三国演义》 这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位居前四,每种的重复版本均超过了130种;接下来 《安徒生童话》《海底两万里》 和 《骆驼祥子》 等中外名著的重复版本都跨过百种门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老人与海》《朝花夕拾》 和 《呼兰河传》 等24种名著的重复版本则分别在50至100种之间。 简单罗列过这样的“业绩”后,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三大“秘诀”:一是进入公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占比最高,在4000余种重复选题中,这类选题已逼近3000种,占比64.57%;二是进入公版的中国原创名著也不少,像老舍先生的作品 2016年才进入公版,结果一年后就是一堆“祥子”扎着堆儿骑着“骆驼”接踵而至,甚为壮观;三是700多种文学名著的重复出版者都不约而同地被贴上了“新课标”的标签。 “秘诀”一旦被破译,“馅”也就露了出来。看上去,这些重复出版者也有自己的选择与发现,但其标准绝非创意,不过就是两个“傍”字而已:“傍”完大牌“傍”大款。公版中外文学名著者为大牌,“新课标”一类为大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数据还仅仅只是2017年这一年的不完全统计,如果将时间这个维度再放宽延长一些,那场面则更加“壮观”。或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既然这些被重复出版者都是中外文学名著,那版本多 一点又有什么坏处? 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也是一种竞争。好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不客气地说:且不说持此论者有什么其他动机,至少他们压根就不懂版本、不懂文学。 先说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句读、标引、注释这些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如何直接决定了某种版本的优劣,以我曾经供职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他们曾经先后出版了 《红楼梦》 的三个版本,其主持整理者分别是俞平伯先生、启功先生和冯其庸先生,写下这三位先生的大名,还要就其版本多说半句则无异于饶舌了。 再说外国文学名著,懂外语与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两码事儿,即使勉强凑合着译出来,其质量一定可以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廊桥遗梦》,这是我国大陆地区的译名,而港台地区的书名则谓之 《麦迪逊的桥》,意思虽不能说错,但从文学角度看高下之别当不言而喻。 话说到这里,那些重复出版产品之品质我虽不至于简单到一概否认,但大部分的背后就是一个字:攒。如此这般,到底是参与竞争还是扰乱市场? 究竟是一种繁荣还是一种乱象?我只想说,对出版而言,以简单的数量为所谓繁荣之依据是何等的幼稚和无知。 再说号称所谓“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出版。 近年来,这类出版的重复现象之严重大有直追文学出版之势。单是一本 《论语》 就有超过500种以上的不同版本;除此之外,《道德经》 《周易》 《庄子》 《鬼谷子》 《菜根谭》《三字经》 《弟子归》 《千字文》 等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或所谓“蒙学”一类的读物其重复版本也都为数不少,而秀出的包装牌则不外乎“全本”“注释本”“诵读本”“白话本”那么几张,且一律贴上了“传播国学”“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类“高大上”的标签,还美其名曰是为了落实“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如此这般,这类低劣的重复出版现象自说自话披上了一件华丽的马甲。 这里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这些东西确是中华传统文化不错,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绝不能这样画等号,与我们今天需要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不是一码事儿。如何评价以上所列举之所谓“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之类的重复出版现象,实在就没有任何再费笔墨的必要了。 面对文学类或是所谓“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类严重的重复出版现象,笔者无意妄议其隐藏在操刀者背后的驱动力,而只是想说,出版虽不是写作,但选择与发现本身同样也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意,这才是出版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一旦离开了这“双创”,作为个体的出版者毫无出息可言,作为产业的出版界其结局绝不止于自取其辱,更是自取其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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