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传到我国已经110周年了。110年前深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老百姓，对于传到中国来的这种用日常说话来模拟生活、宣泄情感的演剧形式极感兴趣。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学校师生们和戏曲界的志士仁人争相编演，话剧被称为新戏、文明戏。有的话剧甚至无须剧本，编个情节要点贴在后台，演员按分担的角色，上台自由发挥，被称为幕表戏。随着欧美戏剧的翻译引进，和我国早期作家群的涌现，戏剧的形式趋于规范，为了区别于我国的传统戏剧，据说由洪深先生提议，把从国外引进的这种戏剧形式定名为话剧。
上世纪2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爱好话剧的老师们即曾组织师生演出过田汉的话剧《南归》 、熊佛西的话剧《醉了》 、日本作家菊池宽的话剧《父归》等； 3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曾观看过山东省民教馆演出的丁西林的话剧《一只马蜂》 、田汉的话剧《湖上的悲剧》和反映上海抗战的大型话剧《回春之曲》 。我还阅读了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曹禺的大型话剧《雷雨》和《日出》 ，开始成为一个话剧的痴迷者。没想到参加八路军以后，经过军校培训，竟把我分配到宣传队而与话剧结缘。
话剧传到苦难的中国，开始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利器。“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则成为当年兴起的“救亡戏剧”的题材源泉：陈鲤庭的《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全国，宋之的的《烙痕》 、张庚的《秋阳》 、左明的《军火船》 、佚名的《张家店》 《东北的一角》 《电线杆》 《顺民末路》 《游击队》 、王震之的《大金箍》 《流寇队长》等，成为“七七事变”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广为演出的话剧，而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则在城市多次演出。当初参加救亡戏剧演出的众多话剧爱好者、业余演员，则成为后来话剧队伍的专业成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是我国话剧走向民间并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战争环境、地域分隔，加以时间漫长、人员流动，除了重庆的演出季有所记载，话剧史料极少记载流传。上世纪50年代，根据田汉同志的倡议，曾由各话剧院团搜集话剧史料包括剧本、剧照进行过展览，并出版过由凤子、葛一虹同志负责编辑的三卷《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三卷史料集成了禁书，展览中各院团的展品随之散失。如今又匆匆过去了60年！这60年来的话剧情况，除了少数院团保存有本团的史料，据我所知，机构变动、人事更迭较多的院团，史料仍在继续流失。
话剧传入我国，不只是文化交流的大事，它更像是一种武器的引进。在战争年代，用演出话剧鼓舞士气、庆祝胜利已成传统，演员们突击排练更像是参加战斗。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军开展的“对敌政治攻势”中，我所在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曾派出两个演出队到山西定襄、崞县敌占区，昼伏夜出，以秘密演出方式向敌区群众进行宣传。其中一个演出队遭敌包围，突围中女同志方璧头部中弹牺牲，崔品之同志被俘后遭敌杀害。方璧同志是剧社文学组成员，话剧《可找到了》的作者，曾在话剧《日出》中扮演“小东西” ；崔品之同志也是剧社文学组的成员，他创作的歌剧《弄巧成拙》 ，是剧社多次演出的剧目，他在话剧《日出》中扮演“小顺子” 。1943年秋季的反“扫荡”中，剧社文学组的成员、我的挚友吴畏同志在一次突围中壮烈牺牲。在四年的时间里，他写了《老白猫》 《病号室》 《人去楼空》 《挑渠放水》等话剧， 《挑渠放水》成为1943年剧社演出的主要剧目。在话剧《日出》中他扮演了方达生，在话剧《雷雨》中他扮演了周萍。他是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胸膛而牺牲的。在纪念话剧传入我国110年的日子里，当年从事过话剧的同志因所处的年代不同、地域不同、经历不同而各有所思，而我最难忘的是当年共同战斗过的几位牺牲的同志。
当年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1940年有一桩话剧盛事：由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军区抗敌剧社等9个文艺团体联合演出了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 。全体同志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的亲切接见。几十年后才知道，这部话剧原是当年左翼戏剧家黄天同志主持创作的。黄天是杭州地区“三五剧社”社长，抗敌全面爆发后奔赴陕北，担任了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团长并主持将小说《母亲》改编为话剧，在首演中饰演父亲一角。陕公编入华北联大，黄天担任了联大文工团团长。来到晋察冀以后，黄天被调到军区，主管军队文化工作，因此《母亲》的再次演出并未参与。1943年黄天同志被调到斗争严酷的冀东分区任尖兵剧社社长，创作演出了大批话剧、歌剧。他写的以长城内外无人区人民悲惨遭遇为内容、由今歌同志作曲的大型歌剧《地狱与人间》 ，未及演出，他竟在掩护剧社同志转移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牺牲时离日寇投降只有一个月。日寇投降，举国欢腾，他的社员们却失声痛哭。他创作的歌剧《地狱与人间》后来曾多次演出，演到东北锦州。可惜的是，他创作的话剧、歌剧，竟没有一部留传下来。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70多年，怀念牺牲的战友，已不存在当年那种复仇心情。联想到今日某些日方政要竟妄图掩盖当年的侵略罪行，不让日本年轻人知道当年历史的真实情况，使我自然想起当年对敌“政治攻势”中同我们并肩作战的日本朋友们。当年“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向敌炮楼的日军喊话，输送传单、“慰问袋” ；支部长官本哲志先生曾与我们共同演出牧虹同志创作的话剧《糖》 ，在剧中饰演日军宣抚官一角。我们曾协助并观摩过日本朋友们演出的以日军反战厌战为内容的大型话剧《前哨》 。日寇投降后，几位日侨美术家参加了我们剧社从事舞台美术工作，曾为开国大典设计了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工团排演了我的习作《战斗里成长》 ，听读剧本时日本美术家森茂先生泪流满面，并于事后将这一话剧翻译为日文。我至今保存着森茂先生写给我的赠言。
在纪念我国话剧110周年的日子里，在我国话剧面临新的腾飞的日子里，作为一个痴迷话剧的老年人，竟说了些陈年旧事……
（胡可 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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