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说不长，也不短，但一个带着两个儿子的女音乐家，却用五年挑起了“拯救”民族音乐的舞台，她创办的“海上雅乐”的品牌，不靠政府，不靠赞助，完全靠的是年轻人的票房，一步步走向成功，真的难能可贵，这就是我必须讴歌的扬琴、古琴演奏家王珑和她的“海上雅乐” 。
缘起 冲动后的结果
王珑2008年做“海上雅乐”以前，还是一位特别纯粹的演奏家，只是已故二胡演奏大师闵慧芬当年极为赏识，成了闵大师的“御用”伴奏，闵大师走遍海内外，王珑紧随其后，也走遍海内外。可一次偶然的巧合却让这位演奏家彻底打破了生活规律。当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领导找到她谈及“海上雅乐”这样一个文化项目时，她根本没有想过其中是否会有困难，就毫不犹豫地说“这个挺简单的，可以做的” 。
几年之后，王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当初什么都不懂，不懂市场运作，不懂产品包装，甚至连盈利模式如何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自己也能做。 ”但当艺术遇到市场，单凭热爱显然不能解决问题。王珑很快便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越来越卡，是她对那段时间的描述；越来越累，是她对那段时间的心情的描述。
不过，王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福人” ，到哪儿都会遇到“贵人” ，到了上海遇到闵老师，学到了许许多多。初始做“海上雅乐”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一位来自台湾的企业家在第一年对王珑的“海上雅乐”进行了扶持，尽管只是第一年，这也使王珑像是找到了“后台” 。相对于外界的支持，王珑说“海上雅乐”最大的后台还是票房。当被问及这五年“海上雅乐”是靠什么存活时，王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靠票房。“要生存，就要靠票房。票房怎么样才能好，就是我们的艺术定位一定要跟市场结合得好。 ”这已经被王珑认定为“海上雅乐”的永续生存之道。由此，王珑用一种最正确的表达方式，对外界讲述自己做“海上雅乐”的初衷——就是要把最传统的东西挖掘修复继承，然后再呈现给大家看。这种表述，显然远不如她和她的同伴们在台上演奏民乐那样生动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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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之后，王珑讲话时已经不可避免地会偶尔带出几个上海本地人常说的口头禅，但是如果人们对她说，你一看就是个北方人，她还是会异常欣喜。
小学毕业之后，从山东到北京，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王珑那段时光的生命轨迹是一路向北，直到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民族乐团。王珑庆幸自己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扬琴的时候，还正是民乐的好时光，尤其在山东这个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地方。很多年之后，在大上海，王珑说起父母那一辈人会吹笛子、拉二胡、弹琵琶时，还难以掩饰其中的骄傲。不过，等到王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民乐的冬天似乎来临。“最萧条的时候，我的同学学民族打击乐的，整个全都改架子鼓；弹琵琶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改贝斯，都去做流行音乐了。 ”好在王珑并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尽管她也说如果改了行，当时也会不愁吃穿，因为那个变革的年代中，流行音乐已经将传统民乐挤得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大学四年中王珑其实一直在纠结，纠结毕业之后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尽管她说自己当时没有什么特别远大的理想，但是这并未妨碍她为自己的未来担心，甚至是担心生存。
今天看来，当时连王珑都承认自己最终“留下来”的原因多少有些无奈，“在学校这个环境里，老师给的那种压力，那种引导性的东西还是挺关键的。 ”王珑解释说那时老师们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 ，你不能像他们一样，于是最后“被套上”的王珑尽管羡慕别的同学的潇洒与自由，但是她仍旧履行了自己作为一个好孩子的义务，按部就班毕业，然后进团。坦白讲，当时对于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能够“进团”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因为拥有了一个“铁饭碗” ，尽管当时王珑被分配到的隶属于文化部的上海民族乐团给王珑提供的工资只有400多元，还按照规定，被打了6折。
当年文化部下属八大艺术院校，有10个人分配到了上海，但是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回到了北京。因为在当时看来，上海的演出市场或者说艺术市场还远未成形，荒凉萧疏的文化舞台让这些年轻人看不到太大的希望。“只有一个上海音乐厅，大剧院都没造好。 ”王珑用这种直观的方式面描述当时上海与北京的差距。这一次，王珑仍旧选择了坚守。王珑会反复说起自己没有什么特别远大的理想，她说自己进入上海民族乐团时并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跟着大乐团走” ，这种看似随大流的心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慢慢地王珑越来越觉得这种生活的无趣，“难道就这样子了吗？ ”
尽管乐团的领导和前辈对王珑很好，她所拥有的机会也非常多，但是心中的那个问句仍旧是王珑放不下的心结。终于，王珑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还是想要一些自己的东西，想尝试” 。王珑离开了上海民族乐团，那是发生在2005年与2006年间的事。当时，有许多人都替王珑想不通，其中还有王珑的父母。在他们眼中，从小学开始刻苦学琴就是有一天能够进入国家乐团，而已经实现了这一理想，怎么能够离开？后来王珑的父亲告诉笔者，“对于女儿的决定非常生气，但是仍旧认为既然已经走了，那就不要再讲了。 ”
像是获得了“解放” ，王珑按照父亲说的，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一年，她和另外四个民乐青年演奏家组成了一个小乐团，依靠一位香港唱片公司老板完全出自对民乐的热爱而“养活”的乐团运行了差不多三年之后，终于因为成员各自的生活变动而解散。之后，便顺理成章的有了“海上雅乐” 。
思考 不离不弃一张琴
对于中国民乐界长久以来的沿袭自苏联的民族音乐交响化，王珑不以为然，“民族音乐交响化之后破坏了中国最传统的、经典的、精华的东西继承和发挥。 ”她以“海上雅乐”为平台，践行着自己的民族音乐观。
刚刚介入运作“海上雅乐”时，王珑改变了以往低端下午场的设置。她要求从舞台、舞美等视觉角度呈现民乐的高端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作品的震撼力，王珑用一个女子乐团来呈现。她把票价定为300元。相对于之前的20元、 30元、 50元，东方艺术中心的老总不相信这么高的票价会有人来看，这是发生在2008年的事。王珑非常高兴第一年“是蛮成功的” ，尽管她日后坦承当时的艺术定位还不能做到雅俗共赏，而是偏学院化。
王珑知道有时候偏学院化的东西可能到了市场上一般公众未必喜欢，艺术的追求同时要考虑与公众的贴合，这一长久生存之法王珑则深有体会，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即便是偏学院化的定位，仍旧被观众热捧，王珑说她没有想到居然出现观众买不到票的情况。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王珑的理想又一次被点燃，她想给人们一个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国音乐真相的机会。让人们重新开始接受，了解继而欣赏传统音乐，并且将这种欣赏一代代传承下去。
尽管参与了市场化运作，尽管并不排斥艺术与市场的结合，但是对于艺术的纯洁性，王珑仍然有自己的坚持，即便是在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对于曲目的选择确定，王珑与“海上雅乐”仍然保有最终的决定权。除去在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之外，外部的演出同样被“海上雅乐”重视，因为这是票房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对于新民乐的态度复杂，但是王珑在外部演出中仍旧会准备新民乐的节目，只是王珑坚持不接受整场都是新民乐的演出曲目，而只肯与传统民乐穿插进行。
今天，王珑说： “只要把市场把握清楚，艺术定位与市场的结合、宣传策划两个环节按部就班都做到，就可以了。 ”尽管对于运作一个乐团显得驾轻就熟，但是这并不是她最喜欢做的事。王珑仍旧喜欢舞台，喜欢在舞台上演奏，而不是被众多琐事绊住手脚。当然，一个对于民乐既有兴趣又专业的复合型全面人才很需要，但在没有找到之前，王珑只能自己来做事务性工作。她的主要精力还不得不更多放在对艺术创作的定位把关上，尽管她最想做的事情是“能够静下来，只要练琴就可以” 。
现实显然不能让王珑安心练琴，她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对于“海上雅乐” ，王珑似乎并未对其寄予赚钱的厚望，而是觉得“不赔钱就挺好” ，对于她和她的同伴们来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远比赚钱要来的重要，“那么出色的演奏家都是各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他们从小学的这些东西，完全就慢慢磨掉了。 ”王珑说现在为他们提供平台成了支持她坚持做下来的动力，而之后，王珑也要开始“海上雅乐”的教育培训。
对于这个需要“烧钱”的新项目，王珑表现得颇为务实与乐观，她说自己不是那种能一下子作成大事情的人，那么在自己还有精力的时候，就一点点从小做，“咱们先从一间教室做起，如果做得好，咱们就浦东、浦西再开一间” 。王珑的愿景是希望将来“海上雅乐”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会演出品牌，是一个乐团，同时还有一个培训学校。同时，她也说想要请很多优秀的音乐家来演出和培训并希望能够代理很多好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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