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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导演”真的能讲好中国故事吗


    近些年,中国电影市场被搅弄得风生水起,振兴电影工业基础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于是向国外领先的电影工业看齐,一时成为业界的趋势。学习、模仿自然不在话下,更为直接者,则干脆聘请外国导演、团队操刀,或以外包形式揽入名下。渐渐地,外国人拍中国电影竟成了当下的一大潮流。可以说,在发布会、研讨会及各类专业场合,都不乏以此自矜的声音,业界内外似乎浮现出这样一种期盼:“外国人来了,中国电影就得救了。”
    然而,果真如此吗?
    倘若以此作为类似“明星”“IP”的炒作噱头,以图宣传上的便利和营销的影响,自然无可厚非。在这个全民“炒IP”的时代,眼球效应作为市场经济关键的一环,不过是商业策略。然而,如果只有铺天盖地的喧嚣和造作,而无脚踏实地的琢磨和制作,所谓的“洋导演”“洋团队”的名头便只会适得其反,甚至沦为华而不实的“走穴”。
    从如今已诞生的作品来看,这恐怕才是那个不容反驳的事实。
    以“洋导演”们担纲的中国电影为例。当影片只借用中国背景,讲述外国人自己的故事,往往倒能接地气,譬如约翰·卡兰导演的《面纱》就改编自毛姆的小说,讲述英国夫妇在中国乡村的感情故事。只是这类影片讲述的,归根到底还是“外国故事”,与中国无多大关联。而一旦“洋导演”们试图跳出圈外,驾驭中国演员,且讲述面向本土观众的中国故事时,场面就开始变得有些“尴尬”了。
    先来看几位“名导”的作品。曾经以改编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而闻名的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对于中国元素并非头一次上手,然而真正到了全篇讲述中国故事的《狼图腾》,却出现了“狼比人出彩”的窘境,预想中的“中国故事”也成了“自然故事”。韩国导演郭在容曾以《假如爱有天意》《我的野蛮女友》等情感系列电影名震影坛,只是同样的模式到了中国,却催生了《我的早更女友》这样半生不熟的作品。
    名导之作尚且如此,其他作品就更不敢恭维。韩国导演吴基焕的《分手合约》、金容华的《大明猩》,日本导演行定勋的《深夜前的五分钟》,德国导演博兰加·法赫的《上海宝贝》,法国导演费利普·弥勒的《夜莺》等等,对原本的流水线生产模式生搬硬套,却大多让本土观众消化不良、接受无力。至于哈罗德·兹瓦特的《功夫梦》之属,根本上还是一场充满臆想的“外国叙事”,可以不论。
    “洋导演”的业绩算不得好看,“洋团队”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在当代影坛,国外的特效团队可算是出镜率最高的团体了。似乎只要祭出这一法宝,营销便取得了一半的成功。然而,只消看看号称有好莱坞特效团队加持的《花千骨》,或韩国特效团队打造的《狄仁杰》等影视剧,就能明白,这些“外国的月亮”总会有那么些不伦不类——仙侠想象的飘逸,被浓墨重彩的西式大片场景所遮盖;古典盛唐的气象,则消失在欧美魔幻电影似的造型里。固然,国外顶尖特效团队的实力不容置疑,但要配合中国故事的讲述,呈现中国式的意境,“洋团队”们却依然显得外行。
    当然,片子没有拍好,不能都怨“外国人”。归根到底,制片的成败还要诉诸国人的肩上。“洋导演”成名于国外,习惯的也是国外的工业流程、审美风格、受众偏好,不同文化环境的长年浸泡,只能泡出一个“别人家”的大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一个通俗的道理,所以与其感叹“橘之不橘”,不如问问我们的“移植者”和“栽培者”,是否扛起了应尽的责任?
    退一步讲,国外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作手段,该学的还得学,该合作的还得合作。只是,“拿来主义”既不可行,入乡随俗就必然免不了。尤其在与国外导演和团队的合作中,更加熟悉中国市场和观影习惯的我们,自应当仁不让,成为实际的“掌舵人”。反过来,我们也应当珍惜中国电影这片“幅员辽阔”的市场。是让这里沦为狼奔豕突的“暴发户乐园”,还是成为“荣辱成败一肩扛”的“圣殿”——大权在握的,永远是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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