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百鸟朝凤》的院线奇遇，引起了人们对艺术电影命运的关注。 资料图片
●艺术电影的发展，不能将焦点放在院线，不能仅靠行政拨款，也不能只靠导演才华和年轻人的继承，而是要靠资本的深层理性的觉醒，靠出品方、院线、营销等众多领域的力量。
●中国的民族题材电影作为艺术电影的重要平台，与世界范围内民族电影的崛起一样，将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以及电影人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对国家、人民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日益发挥出生力军的作用。
世界虽然很大，但有的事只有中国才有，比如电影制片人给院线经理们下跪，一跪能从原来只有几百万元的票房变成产出过亿元的票房。其实，七八年前我们就遇到过这种坎儿。比如，著名蒙古族导演麦丽丝的作品《圣地额济纳》摄制完成后，院线经理没时间看片，只听片名就说不灵，建议改为“火箭情史”之类有商业诱惑的名字，但出品方坚持使用“圣地”二字不容改名。结果，《圣地额济纳》在院线完成了只排早场、冷场的“一日游”。
如今的文艺片“走心不走肾”，院线影片则“走肾不走心”，和院线要票房无异“与虎借皮”。但那时民族题材电影“与虎借皮”不成，却也没有下跪，而是创办了北京民族电影节（展），先筑底，后升华，打起了持久战——这是没有下跪反而站直了。
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2014年拍摄完成后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首映，有专家感慨：“这么好的电影怎么就进不了院线上映呢？”事实上，专家看电影是不买票的，而且还有审片费呢，所以他们说了没用。终于，在“影坛大侠”方励等人的义举下，《百鸟朝凤》于2016年5月进入院线。此时，正值除《美国队长3》外暂无大片横行的档期，国产片无吸金之作，可谓天赐良机。但《百鸟朝凤》上线后排片率甚低，票房惨淡，发行团队愁云密布，方励于微博直播中下跪，乞求院线在周末排黄金场次——51个周末赚钱，拿出一个周末排文艺片不可以吗？这一跪成了事件级新闻。
我看到这条消息后感慨万千，当即联系北京民族电影展的3位负责人安排《百鸟朝凤》的包场展映。此举一方面是对方励的回应，他曾对裕固族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鼎力相助；另一方面也是向大师吴天明致敬，他的作品属于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电影、文化电影，正是北京民族电影展致力于推广的电影。包场展映，也只是助威，尽绵薄之力。
优秀的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与吴天明的创作是“同气相求”，也是“同病相怜”。吴天明电影的经典性，在于他的真挚纯粹、沉稳厚重，饱含电影最为重要的艺术传统、文化坚守和社会责任感，持有经典电影的叙事逻辑、“中国电影”的艺术形式与追求，珍惜过去“人之为人”、今天说没就没的那些“老理儿”。当然，这也就导致这些影片存在风格、手法、观念上的陈旧。
但文艺片难进院线的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中国的院线系统本质上不是电影系统，它更类似于中式房地产系统——在购物中心的大型建筑中嵌入电影院，把过去的“天堂电影院”改造成“Shopping mall”电影院、休闲娱乐的“爆米花站”，在物质消费过程中经历一场具有社交性和娱乐性的电影消费。这种模式从大都市一直复制到二、三线城市。这种高地租影院，决定了它必须放映那些具有短期爆发性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片。同时，票房的主要来源是十七八岁至二十七八岁的消费者，他们喜欢什么、追捧什么，决定了影院的排片率。这就涉及社会人群价值观，其中有两个因素需要深究：时尚与大众。
低质滥片高票房，投射出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也反映出中国已处于大众文化时代。其历史进步意义是：向普通人回归，同世俗生活亲近，同权力话语保持一定距离，消解精英文化霸权，尤以嘲弄调侃等形式颠覆少数人贵族化的话语权力，使更多人能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享受自由民主的文化权利，其多元化、世俗化倾向也为文化艺术开拓、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迸发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发挥空间。
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消极因素也很明显，它使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制度化”，特别是对色情的追求普遍而表面化。与大众文化结盟的电影生产完全进入商品领域，感官愉悦从手段变为目的，人文关怀和深度思想意义也因此在种种视听奇观展览、游戏享受中逐步消失了。解构经典、颠覆神圣、凸显本能、娱乐第一，都绑架着电影走出艺术殿堂而滑入低俗。可以说，当代电影已经大大溢出艺术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何为艺术电影，什么是文艺片，也需重新认识。
电影观念与形式的多元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解构与重构历程的主要特征之一。昔日的话语霸权地位已不复存在，顺势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大众文化不可能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物的电影，在整体意义上是艺术、是商品、是文化，但电影之道在文化教化。作为文化的电影，无论是强调人性观照、标榜真实再现的，还是崇尚娱乐至死的，归根结底都无法抹杀其内在的、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思想倾向与价值观念。北京民族电影展正是守此道而确立自己宗旨的。
电影《百鸟朝凤》最终延长上线一个月。它的院线奇遇，引起了人们对商业电影大潮中艺术电影命运的又一次关注。艺术电影的发展，不能将焦点放在院线，不能仅靠行政拨款，也不能只靠导演才华和年轻人的继承，而是要靠资本的深层理性的觉醒，靠出品方、院线、营销等众多领域的力量。中国的民族题材电影作为艺术电影的重要平台，与世界范围内民族电影的崛起一样，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以及电影人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对国家、人民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日益发挥出生力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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