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与年》是在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北京半个多世纪沧桑变迁的回忆。作者生于1950年代末，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度过；青年时代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因而使得书中涉及的历史文化事件，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又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命运的探究思索，记忆丰富鲜活，文笔生动思辨。本文摘自书中的三篇短文。
    自行车
    那时城市干净，孩子显得特别多，到处都是孩子。但孩子再多也构不成一个城市，相反事实上倒让城市显得更加空旷。一系列迁徙的奇观造成了孩子世界的奇观：我们成了城市的主角。无论街上还是学校，上面没有了年龄的阶梯、自然的秩序，没有了压抑，我们一下玩疯了。即使像我这样安静的经常待在房上的孩子，也会骑上自行车，疯上一阵。
    那时一个孩子骑自行车不是件容易的事，自行车少，人们主要还是步行，或坐公共汽车，甚至公共汽车都少。再有就是我们的身高还不能骑车，不到骑车的时候。但是哥哥姐姐们突然都去了农村，留下年龄阶梯的空当，我们当然要骑。那时只有两三个牌子，飞鸽、永久，后来有了凤凰。没有女车，反正我们院没有一辆；非但没有女车，就算上面提到的几种也没有。我们院的车已经老掉牙，与各家祖辈传下来的大立柜、八仙桌、太师椅、老座钟差不多。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院那几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却都是名牌，飞利浦、凤头什么的。其实我很小就知道飞利浦，但是完全不解，不知飞利浦为何物，觉得比飞鸽、永久差多了，而且听上去怪怪的。后来听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里面说的那个“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车，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骑的飞利浦，没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飞利浦那样有名。
    匮乏年代，自行车是神奇之物。事实上有很多年自行车对整个中国都是神奇之物，故宫里的小皇帝对自行车比对钟表着迷多了，皆因它虽是现代的、机械的，与传统不合，但是直通人的天性，也就是说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带来了人的主动，自由感，不必再借助牲口，仅凭人力就可以飞起来，这是人本身就诉求的神奇。为什么叫自行车？并不是自行呀？但是到了中国它就有了自行的味道，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认知。
    严格地说座钟也是机械的，但显然过于机械了，机械得与让人无动于衷的木鱼差不多。而且座钟意味着命令、早起、催促，和老奶奶反复叫起床上学去一样的烦。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疯自行车就是潜在地解对座钟的恨，是无视座钟、发泄座钟。每个老奶奶后面都有一个座钟，象征静止、时间，漫长的无可抗拒的时间，一如重复的机器本身。
    但自行车不同，它是天性为自主而生的。
    我十一岁，个子又小，甚至还没自行车高，但是骑。骑不上也骑，掏着自行车裆骑，俗称掏裆。根本不管有多难看，不管这是否是一种残疾人飞翔的骑法，残就残了，我们“姿势优美，架势难得”。我已记不得我们这些孩子谁先发明了掏裆骑法，有可能是看了马戏团表演受到启发。但那时哪儿有马戏团，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海港》等八个样板戏，唯一可看的是《红色娘子军》，女生穿着短裤排练，小胸已经开始发育……
    不，不是马戏团，或者我们自身就是马戏团？时代的马戏团？我们无师自通。没错，当我们把一条腿穿过自行车三角区，够到另一边脚蹬子飞快骑起来，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马戏团；我们的两只手像猴子一样吊在车把上，就是十足的无师自通马戏团。我们先用那边的脚“口吃”似的滑两下，然后，这边还在地上的脚猛地踩到脚蹬子上，瞬间身体外挂，而车却“飞”起来。是的，我们就是那个时代野生的马戏团。我们的姿势比批斗会上坐“土飞机”的人强不了多少，说实话就算是残疾人也比我们好看一点。然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凭着自己小小的身体第一次让自己脱离地面“飞”了起来。有了这种飞，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们。
    我们不仅一个人飞，还几个人同时骑着自行车飞，一队“身残志坚”的人挂在自行车一边，风驰电掣，如同一个时代的写照：畸形但什么也挡不住生长。然而，这只是后来对往事的一个浓缩的记忆，事实上一队自行车的情况很少，那时自行车太少了，平时摸到一辆已很不容易，只有过年过节才可能发生，所以我得特别感谢儿时的伙伴七斤和秋良。七斤和秋良是兄弟俩，相差两岁，我骑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家的车，他们家就有辆老式的飞利浦，“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据说他们的爹买这辆车时就是旧车，我觉得那甚至是二三十年代的车。他们哥儿俩有时偷着把车推出来，院里的孩子秘密跟着，自然也要骑，不让骑不行，必须让骑。顶多是他们哥俩骑得多一些，我们骑得少一些，人家吃肉我们喝汤，这是童年的规矩。
    刚开始还骑不上，一般是先练滑轮，能控制车了再掏裆骑。另外一种是掏着“裆”滑轮，比较费劲，但学得快，我就是这样的。但我身边没有哥哥或弟弟，没人给我扶着，摔倒就在所难免。而掏裆骑，摔得还特惨：人挂在一边，摔倒时，整个自行车会把人砸在底下，起来特别困难。其实摔着自己还不怕，最怕摔着车，每次倒下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想保护的不是自己而是车。摔着车，人家就再不让你骑了。我就曾被不让骑过很长时间，只能一边站着看，很无助的。
    刚学会骑车，是多么渴望得到一辆车，因此最盼过年。一过年，院里就会有骑自行车的亲戚来拜年。车上挂着点心匣子，差一点儿的也是一包点心，包装纸上洇着食物油。尽管看得直流口水，但自行车还没停稳，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车钥匙。亲戚有的犹豫，有的痛快，拿去吧！我们最喜欢那种痛快的愿意让孩子高兴的人，我后来也愿做这种痛快的人。真的，对孩子痛快一点吧，孩子会记你一辈子的好儿。过年时差不多每个孩子最后都能摊上一辆车，然后大家在院子门口排好队，一声令下，一起出动，一起掏裆，一起挂在一边，风驰电掣，你追我赶。春节在我们小时觉得就是春天了吧，我们这些孩子完全堪称那个年代的春天，我们浩浩荡荡，整条胡同仿佛有春水，就像电视里赵忠祥后来说的迁徙的动物一样浩荡。只是我们是一群撅着屁股类似残疾的动物。可惜那个年代没有赵忠祥，没有那解说员，也许已有外星人在主持一档节目，但我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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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相馆
    现在的琉璃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造后的样子，以前没有现在这样的砖木二层小楼，就是一些老平房。以前店里大多也没有柜台、收款台，一进门四壁书架，或文房四宝，物品附有标签，上面写着品名和价目。里间屋的临窗，通常有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桌两旁是太师椅，壁间悬挂着对联。
    琉璃厂书肆的形成与明代迁都有关，至今已有700年历史。永乐年间科举制度重心移往北京，外省学子竞相进京赶考，至嘉靖三十二年修建外城后，琉璃厂圈在城内，而定居在此的官宦拥有大量图书古董，赶考的举子们纷纷前来或求借书籍或欣赏古玩，书籍与文房四宝的买卖亦随之兴盛。到清初北京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人只准居住在南城，于是推动了南城文化兴盛，迷恋琉璃厂文化氛围的文人墨客和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择居于此，有眼界的各地书商便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到康熙十八年，北京的书市和古董市场大多迁到了琉璃厂。生活与文化杂糅，市井与百业俱兴，尽管也经历了各样兴衰，历史风貌一直并无大的变化，直到改造成一条所谓的琉璃厂文化街。
    上世纪八十年代，琉璃厂没有修旧如旧，而是推倒重来，驱逐了“文化”中的“生活”设施——银行、照相馆、饭馆、理发店、菜店、食品店、修车铺，统统消失，连续建成了现在砖木仿古二层小楼，倒是很像一条想象中的宋代古街。然而殊不知古街是“生活”出来的，不是“建”出来的。文化是杂生，繁衍而成，没了生活，规划出的“文化”死气沉沉。现在，荣宝斋、汲古阁、戴月轩、萃文阁、槐荫山房是市场，不再是生活，是道具，而非文化，游客与街互为道具，所谓古街，似是而非。不是不许变，别把生活的底蕴变没了。现在别说游人，就是我，走在这条仿古街上，都感觉自己是这街的道具。
    当然了，似是而非，没人知道以前怎样也罢了，有时时间长了，假也构成了时间、历史、真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历史不就是这样构成的吗？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琉璃厂不真实？只是我还尚未走出历史，知道小时琉璃厂，总想去一下小时去过的中国人民银行，存一块钱开一个折子，或去一下副食店、百货店买几支烟，买点曲别针，理个发，吃一盘炒疙瘩、素炒饼，照个相。
    说起照相馆，琉璃厂可是有些故事，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电影便诞生在琉璃厂一家照相馆。一个研究北京文化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这家照相馆名叫“丰泰照相馆”，老板叫任庆泰。同治九年，任庆泰在奉天一家照相馆中当伙计，后到了上海，在一家照相馆做镜框活儿。
    老学者告诉我，这家照相馆是个法兰西人开的，任庆泰在那儿偷学了一些照相技术，那时他还没想到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会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琉璃厂太有趣了。同治十三年任庆泰到日本深造照相业务，到了光绪十八年回国，在琉璃厂开办了自己的照相馆，有技师、学徒十余人，兼营照相器材。到1905年，老学者说，世界电影已开始了十年，中国人也已有了近十年的观影经验，无论卢米埃尔的纪实短片还是爱迪生的新闻、滑稽纪录片，布莱顿学派的社会片，以及梅里爱所强调的戏剧式电影，任庆泰都看到了。任庆泰是一个技术派商人，除琉璃厂的照相馆，还经营着大栅栏的“大观楼”，放映的也都是舶来品。观影日久，任庆泰深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任庆泰决定自己拍片。经过一番筹划，在一个阳光如镜的午后，任庆泰用一架法国制的手摇木壳摄影机，在琉璃厂一个露天空地上，请来了当时的京剧大师谭鑫培现场表演，他来拍摄。谭鑫培表演的是代表作《定军山》，电影虽然无声也没锣鼓点配合，且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但是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影片，在大观楼放映时引起轰动，一时万人空巷。
    在《定军山》的拍摄中，任庆泰策划、指挥了整个拍片过程，包括演员和机位的摆布，尽管中国当时还远未出现导演称谓，对导演工作的职能也全不了解，但事实上任庆泰在拍片活动中所充任的角色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位导演。而从电影史上来看，任庆泰选择谭鑫培表演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决定，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兴起，且一兴起就汇入了当时的创意与实验的世界电影主流。差不多要到四年之后，中国民族电影才在上海兴起，因此，有学者说任庆泰也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电影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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