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一位年轻的女摄影师紧握相机，不断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赶紧换，生怕耽误任何重要的镜头。为了抓取最好的角度，她将身体探到城楼护栏的外边。
    她就是著名“红墙摄影师”、有“红色世纪波”之誉的女摄影家侯波。这张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成为她的代表作，而“开国大典上唯一女摄影师”则成为与她相伴一生的头衔。
    2017年11月26日，侯波与她所眷恋的世界，与她所投身大半个世纪的摄影事业，永远地诀别了。所幸数年前，笔者曾采访过她，听她讲述了这张举世闻名的照片背后的故事。
    一张合影
    “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笔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按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铛铛、铛铛”两声清脆的铃声过后，门开了，一个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手扶着门，正待发问，笔者赶紧自报家门。“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老头子，来客人了！”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很准确地判断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侯波。
    进了客厅，顿感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霎时，把夏日的炎热关在了门外。侯波的老伴——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站在靠阳台的一张小桌旁，桌上堆满了书、纸，看得出来他正在写着什么。他笑着对笔者说：“侯波早就把空调开大了，怕你们一来热得受不了！”原来如此，笔者暗想，侯老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坐到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里的简朴沙发上，笔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笔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侯波回忆着。这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后，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毛泽东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她轻松起来。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侯波等吃。不爱吃水果的毛泽东则大口地抽起烟来，喝茶也不剩茶叶。
    “山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个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的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这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的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把他给彻底收拾了。”毛泽东正谈着，他的女儿李敏跑过来了，叫着“爸爸”扑进毛泽东的怀里。
    这时天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着照相机，让侯波夫妇俩跟主席合影。侯波、徐肖冰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毛泽东摇了摇头，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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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个胶卷
    “我很珍惜，每摁一张，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只用了三个半胶卷，舍不得啊!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角度都只有一个底片。”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以后，侯波便一直在中南海忙碌着，她端着相机四处抓拍新政协筹备会的重要场面。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全体女委员合影等。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侯波真怕拍不好。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搞摄影的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地放松了。那时，她的单位还是北平电影制片厂，白天到中南海拍摄，晚上就回去。她拍的照片，无论是领导人的重要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全部保存在一个保险箱里。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天。当天，她与丈夫徐肖冰同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
    “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接到10月1日到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后，我们领到了一个条子。那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记者证，佩戴着这个条子，就可以自由上下城楼了。他负责拍摄电影，我则负责照片的拍摄。”生前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我是在开国大典那天惟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记者，拍下了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
    当时经济条件很困难，侯波平时用的相机都很旧，有的还是缴获的战利品。开国大典当天，侯波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那时候胶卷都是从香港购买，非常稀缺，当天也只带了8个胶卷。面对举国同庆的历史时刻，她却“舍不得”拍了。“我很珍惜，每摁一张，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只用了三个半胶卷，舍不得啊！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角度都只有一个底片。当时我的照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和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它有特殊的意义。”
    为了拍好照片，侯波在上午不到10点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可是连午饭都没吃的侯波，要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拍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下午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十人。”侯波说，最主要的是，苏联记者是中国方面请来拍摄纪录影片的，最佳的拍摄位置当然要先满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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