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钱冠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兴趣为理论语言学、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主要著作有《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汉语文化语用学》《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语言全息论》。
       
    日本(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工具)军国主义复活之剑越来越近地悬垂在国人头上,一般人的“武器好(国防硬实力)即等于国力强”的心理也随之加剧,并日益普遍。盼国防硬实力“硬”起来,没错,而不知国防软实力的重要性堪与硬实力比肩,却是大错。如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就真是没有好的伤疤还得痛,痛下去,痛的更狠。 
    正史野史皆称,对中华图谋已久的日本人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间谍进行了周密的打探,最后日本鬼子放胆踢门,大举入侵,靠的是下面两条最根本的判断:第一,中国几乎无军事工业。这一判断与斯大林的一番话毫无二致。二战前夕,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秋光》2015.9.戴旭)。但斯大林的判断里暗藏着一个预设:战争可以不计国防软实力。日本人可不傻。他们对国防软实力重视得很,没有对我软实力摸底,它绝不敢狂妄叫嚣三个月之内占领中国。这第二条判断便是:(当时的)中国人一盘散沙。日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问题中也确切地指出:“日本敢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无组织状态”就是赤裸裸暴露的无软实力状态。可是仗打到后来,接近1945年的时候,日本鬼子就自感气短了,有些地方的鬼子甚至只敢龟缩在炮楼里挨打、挨炸、挨揍。是中国大地冒出了强大的军事工业了吗?还是外国人给中国的武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好?都不是!是我们的抗战英雄(共产党与国民党)争着去死,抢着去死,是我们的将军牺牲时肠子里只有草根了(日本鬼子解剖了杨靖宇将军的肚子后,深感敬怕),是我们的老百姓自己饿肚子让出粮食军队吃,是前线在哪里担架队就跟到了哪儿,是我们的华侨“一人捐一碗饭”送回国内支援抗战……这是我们的软实力变强变大! 
    无独有偶的是,二战的欧洲战场,最艰难的日子里,挨德国法西斯狂轰滥炸的英国,却产生了许多的幽默故事。这听起来有点儿奇怪。首都伦敦有一次刚被德国飞机炸过,一个妇女从建筑废墟中挣扎着露出头来,抹去脸上的灰尘,立刻高声问周围的人:“那些胆小的英国男人都逃跑啦?就留下我们妇女在后方挨炸吗?”周围立刻响起了哄笑声。大家都知道,英国男人大都当了远征军,上了欧洲前线,有的甚至上了北非战场,正在与德国人做殊死搏斗呢。后方妇女以如此幽默的对话与笑声,回答敌人的狂轰滥炸,显示了对敌人渺视,也缓解了战争对自身的压力。据狄青提供的资料(《读者》2015-18卷首语)说,英国的伦敦、伯明翰等大都市的火车站售票处,都有这样的宣传牌,上面写着:“你有必要开始这样的旅行吗?”很多英国人放弃了远行,把剩下的车票钱投入募捐箱,用以抗击纳粹。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战争的伟大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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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软实力的简单的定义是,不是从武器那里体现出来的抗战能力。软实力堪与硬实力比肩。 
    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如果侵略目标国无军事工业,外敌还可以冒险一步一试地武力入侵的话,那么,对国防软实力强大的国家,外敌就根本不敢放步,甚至“请”他们进门都未必不令其胆寒,因为他们进来就立即就成了瓮中之鳖、众矢之的,万箭穿其心。 
    让我们来设想,国防软实力强大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 
    软实力之首:政府(在外敌入侵前)一贯以养民、护民、爱民为立国的唯一宗旨,“以百姓之心为心”。对自己的人民要有良心。当然,它的一切政策就会不欺骗、不盘剥、不愚弄老百姓。它就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它的官员就会“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它就会鼓励老百姓和媒体实事求是地批评官员的失职、失廉、失效,老百姓和媒体也不会因负责任地批评官员的言论而获罪。这一整套做法的威力,在平时还不那么显眼,在战时(万一外敌入侵)就了不得,就会形成极其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政府一呼,百姓必应。这股力量就真地“比铁还硬,比钢还强”了。 
    说起政府应善待人民,尤其要善待天才人物、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这些人,对国家形成硬实力与聚集软实力,都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善待,不是要多给他们以特权。不必给特权,只需实心实意地给他们思考的自由(没有思想罪),宽待他们毫不损害他人的个人习惯。二战期间,以图灵为首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团队破译了德国人使用的恩格玛密码,英军看德国军队的行动就像看玻璃缸里的鱼儿怎么活动一样的清楚,拯救了自己与盟军许多生灵。可惜的是,英国人尚不能充分地、放手地使用这些破译的信息打击敌人。如果你打击得十分准确与凶狠,德国人就会立即发现他们的密码出了问题,换一套新的密码,你破译的时间又得多少年,也就是说,又得多少生灵涂炭在战场!胜利以后,这些天才人物、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还长时间不能泄密,更不必说给他们以特殊的光环。想想这些情景:那些无名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给祖国与全人类做了多大贡献,有幸接受勋章的却是极少数,且都是在劫后余生之时,更多的人最后默默无闻地死去,有的还含冤受屈地死去,后人还不敢或者不方便公开地缅怀这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拿出一位可以公开说说的例子:图灵之死。他有同性恋癖好,英国法律要判他两年监禁。为了还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图灵接受了变通方案:接受长期地注射“治疗”。由于注射,体内积毒过多,43岁死去,仅仅留下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战后,英国女王出来为图灵的亡灵道歉,为孤魂恢复名誉。一个伟大科学家,其思路引导出现代超高功率的计算机问世,正当中年就死非其所,死于非命,他还有多少创造、发明还来不及慧及他的祖国与全人类!这个损失,到底是他个人的,还是整个民族的、人类的?这个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个人都有无穷的创造力,每一个人也都有缺点甚至古怪的毛病。这样的两面共存,是生命现象,自然的现象。容忍一个于社会无损的个人习惯或者缺点,换来他对国家对人类巨大的贡献,这有什么不好呢?当政者连不干涉个人自由的勇气都没有,事实上是无视生命,无视自然,是自毁长城,何谈战前的亲和力与凝聚力?何以聚集一切力量来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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