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预言：“瓮安‘6·28’事件是可以复制的。”要想阻止其复制，唯有对瓮安事件作更深入的检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北京报道
    刘子富，两年前本已经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的岗位退休，是2008年“6·28”瓮安事件的巨大冲击力，让他重返新闻现场。
    他去过瓮安两次。第一次是在2008年7月初，与老伴两个人由贵阳自驾车前往。这一次他采访了3天，期间与瓮安新任县委书记详谈了将近4个小时。
    回到贵阳后，刘子富觉得有许多话要“向组织说”，于是提起笔写了两页报告，送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我在报告中说，执政党要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不要把群众找政府、找公安提出诉求就当成闹事。我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新时期新阶段，还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执政党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刘子富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3月
    “石宗源看到报告后做了很深的思考，”刘子富说，随后，省委书记在自己的驻地与他进行一次2小时40分钟的长谈，“谈他的思考和处理过程，还给我看了他的8条批示和其他材料。”
    在这次谈话中，刘子富提出想返回瓮安，深入采访。石宗源立即表示支持，并安排人向瓮安县委打了招呼。于是刘子富重回瓮安，“这次采访前后14天，采访了87个人，涉及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
    这次采访对刘子富的震撼是强大的。被免职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与刘子富长谈了3个多小时，“他的话最能说明问题”。
    在他看来，王勤并不是一个腐败官员，“他不打麻将，不进舞厅，有空就进办公室看文件、看书学习。他在瓮安工作10年，没有过一个节假日、星期天，也没有过一个‘黄金周’。”
    王勤也不是一个庸官。“他1998年刚调到瓮安时，瓮安县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县委常委会讨论支出项目时，细到50元的支出款项；县里开两会，连用多少张纸都要事先批准。财政最困难时，党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拿香烟来抵。”
    2000年以后的7年时间，王勤所带领的班子让瓮安县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3倍。
    
    但是GDP并没有换来社会稳定。“王勤现象”引发刘子富的深思。他将这些思考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有专家预言：“瓮安‘6·28’事件是可以复制的。”要想阻止其复制，唯有对瓮安事件作更深入的检讨。
    富人投靠黑社会
    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多个黑帮组织。
    一位县人大代表说，黑恶势力比公安机关还强大，5分钟可以召集几百人，公安2小时都召不齐这么多人。公安机关处理不下来的事，他们几分钟就可以“摆平”。
    “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瓮安县一位企业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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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势力危害，通过向政府、向公安等正当渠道申诉，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无法保护人身安全，只好“逼上梁山”，效仿黑恶帮派成立了“杀猪协会”、“运输协会”、“姨妈会”等民间地下组织，采取“以黑制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瓮安社会治安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民间地下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的目的成立，但发展过程中逐步被黑恶势力利用，有的黑恶势力以团体成员身份加入民间组织，在维护团伙利益、扩充团伙势力的过程中，其组织、观念、行为手段等，逐渐向黑恶帮派性质发展。
    玉山镇的“杀猪协会”就是典型例子。这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收购、宰杀、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高出正常价格6至10倍，每斤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1至2元，老百姓怨声载道。
    《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调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瓮安黑社会横行？
    刘子富：第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结构性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比如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获得相对稳定的开发和发展空间，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与巧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之利，甚至为装满个人腰包，对黑恶势力睁只眼、闭只眼。在一些乡镇，矿产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所掌控，政府有名无实。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出了偏差。一些帮派组织的“黑老大”、骨干成员，居然戴上了“红帽子”，有的黑恶势力居然在党政干部中有“代言人”，有的警察居然能使唤黑帮成员为其效力。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稀里糊涂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干部，相关地方的党委、政府、公安对此则麻木不仁。
    第三，打击不力。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长期高调打击，却如进站火车---“吼得凶，跑得慢”。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学生为何冲在第一线
    “6·28”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共有300多人，其中学生、教师110多人，占参与打砸抢烧总人数的比重高达36.6%。在现场，甚至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打警察，把矿泉水撒在警察身上。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学生会冲在第一线，是出于仇视吗？
    刘子富：八九岁的小姑娘，你说她仇视警察，这不大说得过去。我采访的一些参与打砸的中学生，多是出于“义愤”，想“打抱不平”以及凑热闹的性质。但是这背后仍然暴露了很深的社会的和教育体制的问题。
    瓮安县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全县47万人口，外出打工人员达11万之众，留守儿童达3万多人。留守少年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孤独感，自卑感，容易偏激、走极端，这已经成为瓮安乃至当今中国西部农村的普遍社会问题。
    死者李树芬所在瓮安三中校长周遗贵告诉我，参与“6·28”事件的学生，多是家庭不大管的孩子，多是寄读生。全校3000多学生，其中有400多人来自单亲家庭，比重高达13.3%。
    家庭温暖的缺失使不少青少年走向歧途。“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6·28”事件发生前，这首民谣在瓮安县中小学中广为流传，当地黑社会对校园的渗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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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东方周刊》：教育体制的问题又怎么理解？
    刘子富：事实上，瓮安教育质量在黔南州名列前茅，升学比例高，近年来每年高考都有2000多名学生被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录取。但是我在对一些校长和教师采访时，他们对此并没有流露多少喜悦，相反，吐露的是苦涩与自责。
    他们说出了众多中小学生参与“6·28”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我国教育评价机制出了偏差，过分强调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考评不到位，一俊遮百丑，一好定终生，驱使学校和教师重授业，轻传道。
    瓮安县曾经推行过“教师末位淘汰制”，期末考试教学成绩排名倒数后三位的老师，一律被调到边远的学校去，这无异于“发配充军”，更加驱使教师只关心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顾不上抓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
    政府不作为，企业出下招，农民使狠招
    “祖祖辈辈靠两口井吃水，现在被磷矿给挖断了，吃的是从13里外引来的明沟水，牛粪、马尿、鸡屎都冲下来，根本无法咽下去，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我们农民怎么活？”玉山镇大坪村村民杨天友说。
    瓮安县磷、煤、铁、钼、铅锌等矿产资源丰富。近几年来，随着矿产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矿产资源开发成为拉动当地财政收入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因素。2007年，瓮安以煤、磷、钼矿开采及加工为主的工业企业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70%。
    矿产资源开发让政府增加了GDP和财政税收，让矿老板赚鼓了腰包，而普通群众特别是资源富集地的农民，从中却不能分到一杯羹。他们不仅没有受惠，反而“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原来山清水秀的家园，被毁损得百孔千疮：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房屋开裂，水源枯竭??不要说子孙后代，就是当代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都丧失殆尽。
    对抗随之发生。贵州爱思开老虎洞磷矿开发有限公司要在田坝村征地，征地费太低，村民不同意。彭家的祖坟不迁走，矿上来的经办人就恶狠狠地对彭家人说：“后天不取走，老子就要来推！”村民坚决不同意征地，企业就请了三个恶棍将反对的人毒打一顿。
    田坝村民咽不下这口恶气，几百人去堵路、堵车。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文举站出来替乡亲们说话，要求解决开矿挖断水源后的饮水和灌溉问题，要求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希望每吨矿提5至10元钱，用于整治矿区生态环境。
    2007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派7个村民代表去解决问题，王文举他们高高兴兴去了，想不到被公安机关抓捕。消息传回田坝村，60多个村民立即赶去讨说法，被公安人员打伤13人，当场抓了20人，有的关了15天，有的关了20天。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也采访了矿主，他们认为有的农民漫天要价，无理取闹，阻止开发，看起来矿主和农民各有各的理，关键问题在哪里？
    刘子富：关键还是在于政府，政府应该出来进行协调，对农民进行合理的补偿。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为了拿管理费、抽税，图一时的政绩，屁股坐在矿主一边，失去了公道。
    更严重的，一些政府官员与矿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与民争利。一位从龙里县交流到瓮安来的干部形容瓮安干部经商办企业所占的比重说：“如果龙里县每10个干部中有1人经商办企业，在瓮安起码有7到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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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造成了利益受损群众有冤无处诉，政府也丧失了在群众心中的尊严和价值。一旦群众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泄愤，总结起来就是“政府不作为，企业出下招，农民使狠招”。
    条块分割走过头了
    瓮安县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非常严重，县级工商、税务、金融、药监、质监、烟草等有关部门上划州垂直管理，严重削弱了县级政府的调控能力。
    烟草部门在垂直管理部门中比较典型。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瓮安烟草产业曾一度辉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离不开“烟财政”的支撑，每到发展烤烟生产时节，党委、政府都要花很大精力去发动农民种烤烟。可是，到了烤烟收购季节，烟草部门却经常与烟农发生争执，个别烟叶收购站甚至发生压级压价坑农的现象。农民抱怨“蹲着栽烟，跪着卖烟”。往往在农民与烟草收购部门发生矛盾的时候，管理体制决定党委、政府说不上话，想保护农民的利益也毫无办法。相反，农民却把怨气撒向发动种烟的党政干部身上，弄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紧张。
    瓮安现任县委副书记瓦标龙说：“好多部门上划垂直管理了，手中有特权，吃拿卡要，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搞坏了，群众就把个人的行为当成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行为，把对个人不满的账，统统记在党委和政府身上。”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垂直部门太多了，但如果都交给地方，是不是又造成另一种倾向，即地方权力太大，是否会带来另一种问题？
    刘子富：长期以来，我国对“条块分割”体制的利弊争论不休，收了放，放了收。但是我告诉你真话，以我多年采访得出的结论，现在走得过头了。中央或省垂直管理的部门越划越多，由几个、十几个增加到目前的20多个。
    说白了，就是凡有好处、有利益的都上收了，几乎将地方抽空。这导致地方管理的弱化。不但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干群矛盾激化。
    干部选拔存在“洗碗效应”
    在“6·28”事发现场，当地不少党员干部表现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一位干部反思说：“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回避矛盾的心态。干事的不如站在旁边看的，站在旁边看的不如在家玩的。还有这样的说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问事平安无事’。很多干部党性原则丧失，正义感淡化。‘6·28’当天，有些干部在现场不敢挺身而出制止，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怕被人认出来，用衣服挡着脸。还有个别领导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叮嘱在场的人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望东方周刊》：干部脱离群众甚至逃避畏惧群众，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子富：根本上还是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出了问题。瓦标龙说得很好，选干部的程序看起非常严密，实际上很难选出有真才实学、能干事的干部，更难选出优秀干部。因为有能力的人容易得罪人，得票就少，而在单位人缘比较好的干部，得票却多，但他又缺乏敢做敢为的精神，往往很难打开工作局面。选拔干部时“洗碗效应”比较突出，吃完饭爱洗碗的人打破碗就多，得票就少；不爱洗碗的人，打破碗就少，得票就多。
    《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应当如何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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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富：最重要的，必须从选拔干部制度源头抓起，加大老百姓对干部评议、认同的权重，让老百姓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比如选举县委书记，就可以采用上下结合、党内党外结合的办法，先把候选人确定为二三人，甚至三五人，让全县党员投票，再让由各界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投票，在充分了解党员、民众意愿的基础上，确定县委书记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县委书记。
    这种方式选举产生的县委书记，选举制度就决定他既要为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关注民生的要务，也就从干部选举制度上有了保障。现行干部考察任用办法产生的干部，往往“看上不看下”，有的甚至“压住下级，糊弄上级”，这种干部贻误工作，坑害百姓，阻碍发展。
    说到底，就是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的问题。■
    延伸阅读：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刘子富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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