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我们的话语频道
在进入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当前中国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在我看来，对文学批评而言，它应该是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电视和网络四种。历史地看，现代文学批评的活动主要是在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上进行的，例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语丝》，30年代上海的《申报·自由谈》、《现代》杂志，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50—80年代的《人民文学》、《文艺报》以及一些报纸文艺副刊，等等。具体地说，杂志和报纸等传媒成为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一位青年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传播媒体一开始就与学院文化力量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合作关系导致的是媒体文化与学院文化的双向互动效果，传播媒体扩大了学院文化的社会影响，学院文化反过来加强了媒体的文化厚度”，他认为，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有效地促进了知识分子文化思想成果的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精英知识分子们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是通过传媒发生作用于民众，是通过传媒助其势力的。正是依靠了传播媒体，知识分子实现了与大众的交流、沟通。”[1]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众媒体尤其成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宠儿”。然而，与电视、网络的迅速增长相比，文学批评的载体依旧是杂志和报纸副刊，批评家的书写方式、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并没有任何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还没有像德国批评家那样“电视”和“报纸专栏”等现代大众媒体的话语频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批评与大众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影响到文学批评在社会的播散能力。但是，好像就在一夕之间，中国提前进入了图像的时代。电视、网络作为现代大众文化的新的承载者，几乎覆盖了传统的文学阅读空间。人们把过去依赖文学杂志和报刊副刊了解世界的阅读方式，转变为视觉感官的享乐。电视和网络不仅争夺了文学读者，争夺了文学批评传统的阵地，而且在新的视觉空间中确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这种情况，正像《电视的真相》所描述的那样：“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电视新闻始终是认知世界最普遍和最忠实的信息来源。电视新闻在民众心目中的可信度胜过报纸和广播”，这是因为，“它提供了广播不可能具有的画面‘证据’”。[2]比较起来，尼古拉·米尔佐夫对这一“图像的转向”的认识也许更加深刻，他说：“视觉文化把我们的注意力引离结构完善的、正式的观看场所，如影院和艺术画廊，而引向日常生活中视觉经验的中心。”[3]关键在于，世界不仅如海德格尔所言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而且它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不同于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的新的“现实”。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表面。问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成为了电视的双重主角。意识形态的叙事和大众文化（主要是广告、电视剧、知识竞赛和主持人的形象），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电视时间和人们的视觉经验。在此背景中，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联手成为一种崭新的评价（批评）形式和标准。“大众传媒无疑是意识形态召唤的重要渠道。传媒也在‘召唤’我们，报摊上的报刊向早上过路的每一位行人招手，电影中的每一句潜台词都直冲我们而来，广告上的模特儿更是望着我们的眼睛说话。传媒的‘召唤’，无论听起来有多亲切、多感人和多自然，最终总要把我们请入某种权力关系的局套之中，要将我们召唤成某种类型的主体。”[4]按照阿尔图塞的说法，早在我们降临人间之前，主流意识形态已经预设了我们的主体。我们已经接受了某种“预先的任命”。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也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与传统意识形态结合之后的富有弹性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有人进一步指出：“阿尔图塞建议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意识形态的功能。对他来说，意识形态不只是我们头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12-26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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