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革命的叙事谱系中，朱自清被视为民族的脊梁，成为革命谱系在文化战线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朱自清被视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家影像，并逐步遮蔽了政治影像。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正是借助他的政治影像，才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语文课堂，从而在中学生的心理深处建构起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革命“高扬”的年代里，朱自清在散文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感，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正是借助其政治影像作用的结果。这由此保留和传播了五四文学建构起来的美学世界。
    关键词：朱自清；政治影像；散文家影像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项目号：10BZW1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宗刚（1963- ），男，山东滨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革命的叙事谱系中，朱自清被视为民族的脊梁，成为革命谱系在文化战线的代表性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朱自清被视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散文的代表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朱自清的政治影像日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家影像，并逐步遮蔽了政治影像。①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新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传播中，正是借助他的政治影像，才得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语文课堂，从而在中学生的心理深处建构起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革命“高扬”的年代里，朱自清在散文中所抒发的个人情感，之所以没有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正是借助其政治影像作用的结果。这由此保留和传播了五四文学建构起来的美学世界。
    一 “签名”与“死亡” 
    朱自清从求学于清华大学，到执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再到执教于清华大学，不仅投身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且从事大学的文学教育和学校管理，属于典型的民国教育体制内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并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朱自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教育中却获得了着力的凸显，尤其是他的散文家影像获得了特别凸显。较之冰心、俞平伯等同时代的散文家，较之徐志摩等同时代的诗人，他的散文书写中那些本来隶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个人化情感，并没有被人们刻意地放大，更没有被人们边缘化，相反，却得到了深受体制规范制约的文学教育的青睐。究其根源，完全来自毛泽东赋予朱自清以特别的政治影像。朱自清的这种特别的政治影像，使得他这个本来隶属于民国教育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谱系中获得了存在的位置和价值，自然，这也使得他在文学教育中获得了特别的礼遇。
    朱自清身后留给文学家和政治家最为深刻的影像是“签名”和“死亡”。“签名”一事是由当时民盟的活跃人物吴晗操办的。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是1948年发生的事情。那时，物资贫乏，经济困难，国民党针对美国的“援助”计划，给高等知识分子发放“配购证”。吴晗便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口号起草了一份拒领“救济粮”的声明，来到朱自清家动员他签字。吴晗后来回忆说：“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1]朱自清签名的直接结果是给其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就其签名的直接动因来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是朱自清签名的内在动因，而朱自清之所以产生了这种内在动因，又根植于他的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个人的责任”；至于发起人吴晗在“签名”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之间，还糅合进了“反对国民党”的因子，则是“进步人士”的一种斗争策略。然而，这种斗争策略相对于朱自清来说，则考虑甚少——毕竟，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即便再“反对国民党”，也不可能像那些革命者一样，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不管朱自清和吴晗在签名问题上的内在动机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朱自清那里，知识分子的那种一诺千金的仁人志士风范，依然被他看得高于一切。当朱自清去世后，他给后人留下的“背影”，既有知识分子外在体型上的“骨瘦如柴”，又有内在精神上的“铮铮铁骨”。显然，这样的一个“背影”，对站在不同文化立场上的言说者来讲，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然而，朱自清的“签名”以及嗣后接踵而至的“死亡”，使得有些人在朱自清的“死亡”与“签名”之间划上了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等号。这种情形，随着毛泽东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广为流传而影响极大，人们逐渐把毛泽东在“修辞手法”上使用的“宁愿饿死”，误解为“饿死”，以至于有些人还专门写文章，认为朱自清并非“饿死”②。那么，在朱自清的死亡和签名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呢？根据朱自清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死亡的直接诱因应是胃病，这在朱自清日记中已经有明晰的记录。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2]¹⁰³1942年1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早晨很冷，三时醒来不能再入睡。勉力出席八时的课，回到宿舍时像个软体动物。读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午睡后额外食月饼一块，致胃不适，当心！是收敛的时候了，你独居此处，病倒了无人照料，下决心使自己强健以等待胜利。”[2]²¹³如此病状，正是胃病造成的。这种情形，到了朱自清生命的后期，表现尤甚。1948年1月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胃不适，似痛非痛，持续约十二小时，最后痉挛，整夜呕水。”[2]⁴⁸⁷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对于“签字”造成的后果，朱自清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2]⁵¹¹6月22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体重四十一点四公斤……应努力超过五十公斤的标准体重。”[2]⁵¹²7月5日，他又记下这样一件事：“我应吃流食一个月，但晚上抑制不住吃了个包子。”7月14日，他又写道：“决心把明天作为新生命的开始日，身体至关重要。”[2]⁵¹⁵然而，终究难遂人意，朱自清的胃病日渐加重。正如他的夫人陈竹隐在回忆中所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3]^21-22朱自清的儿子朱闰也说，朱自清“身体就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4]⁷³。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进入了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妻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5]⁴⁷12日，朱自清彻底掩上了生命的帷幕，完成了自我人生最后影像的雕琢。
    朱自清的死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同时代熟识他的人在有关文字中多有记载。如吴晗有过这样的回忆：“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1]其实，早在1945年夏天，47岁的朱自清已经显出老态。吴组缃就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印象：“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5]⁴⁷固然，吴组缃的这种描写，因为是在朱自清去世之后撰写的，带有某种“以果推因”的成分。但是，不管怎样，客观来说，朱自清的胃病一直恶化是其死亡的直接诱因，至于“签名”一事则仅仅具有雪上加霜之作用。对此，有人进行了这样的归因：“长期的粗劣伙食使他的胃病加重，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了朱自清英年早逝”，“朱自清的胃病也是经历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5]^45-46。显然，这结论是相对公允的，至于其把朱自清的“胃病”看作是“八年抗战之后中国学者的后遗症”，则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了。
    总的看来，朱自清的疾病及其签名，使得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意蕴。毕竟，疾病是在复杂的社会中“生成”的，而带病参与签名，则使得身在体制内的朱自清具有了某种反“体制”的色彩。这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便使其“影像”具有了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丰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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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革命谱系的纳入
    朱自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具备坚定的文化操守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在疾病缠身、生活极度困窘的情形下，依然没有领取美国的“救济粮”，由此成为现代的“伯夷”。由此，身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朱自清，其疾病及其签名，便具有了某种反“体制”的色彩。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行为的政治意味，将其作为对蒋介石政权及其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进行文化反击的一个“抓手”。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把朱自清整合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确认了其行为举止的革命意义：“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6]^1495-1496毛泽东把朱自清和闻一多并列在一起，整合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一谱系之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肯定，强化了他那种“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在文章中用的“宁愿”一词，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愿，但不是唯一的确指。实际上，当时有很多大学教授都在宣言上签了字，若说只有朱自清“饿死了”，自然是不准确的。毛泽东用“宁可饿死”强化的是朱自清对美国的反抗态度。
    其实，不管朱自清到底是“饿死”还是“病死”的，都不影响毛泽东将他纳入“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一谱系之中加以确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毛泽东到底是从何种层面上推崇朱自清的“英雄气概”呢？毛泽东把朱自清与闻一多都看作坚守气节的民族英雄，并把朱自清去世的原因导向“饿死”，是有着很深的政治意味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文人气质的朱自清纳入到了政治话语中加以解读，这也就意味着随后的执政党，在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中，把其纳入政党的政治话语之中。朱自清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被纳入了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并且成为新政权的同路人，这不仅更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还能为即将诞生的新政权争取到更多的认同。实际上，这是政治上争夺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朱自清被毛泽东整合到了共产党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中，由此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节的人，一个对帝国主义坚决反抗的人。尤其是朱自清不领取美国救济粮一事，更被共产党提升到了民族气节的高度上加以解读。
    然而，在突出了朱自清民族气节的同时，极容易忽视朱自清的另一面，即他还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富有感伤气质的文人。实际上，基于意识形态话语的需要，人们把完整的朱自清割裂了，即在突出朱自清的铮铮铁骨的同时，没有把朱自清的那种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民主的渴望有机地融汇起来。就此而言，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朱自清，不仅不高大，反而还带有某些狭隘的民族意识。对此，我们可以从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这一行为的内在心理予以考辨。
    朱自清在拒领美国救济粮的签名这一事情上，彰显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文人风骨，在毛泽东将其纳入政治话语之后，“朱自清被意识形态化了，就像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一度只被突出和强调他的‘硬骨头’精神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一样，渐渐偏离了那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7]¹⁴¹。朱自清的这一影像，是建立在毛泽东对他的意识形态化解读之上的，显然，这不是朱自清的完整影像。其实，他一生洁身自好，虽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的建构之中，却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朱自清的文人气节被毛泽东阐释为具有政治意味的“民族的英雄气概”，从而使得朱自清这类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走到了一起。
    据回忆，外表谦和的朱自清并不愿意拒绝别人，更何况这种颇具爱国色彩的签名活动。自古以来，爱国情怀的民族气节历来就深受文人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座右铭。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朱自清自然也很注重“气节”。1947年4月9日，朱自清在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3周年纪念会上作了关于“气节”的演讲。他专门讲了气节的由来，以及气节之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8]¹⁵⁰正是通过对气节“古为今用”，他鼓励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由此建构起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标准。由此看来，当把朱自清拒绝美国的救济粮与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国家和民族立场连接起来时，他在名单上签字，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朱自清的这一现代人格，与现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认同相一致。这种认同，从其传承的脉络来看，也与西南联大师生对民主和自由的认同相吻合。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才会从学者转变为斗士。尽管朱自清的性情与李公朴、闻一多有所区别，但在对这种精神的向往上，却是一致的。实际上，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有着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都对自由和民主有着极强的认同。朱自清在闻一多死后整理并出版了《闻一多全集》，他在“开明版”中为其写了“序”，歌颂了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文人之间的相互评说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正是朱自清“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一种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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