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深化伴随了更加自觉地重返“历史现场”，尊重现代文学历史品格的努力。将现代文学放回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激荡相生的历史情境，已逐渐成为方法论的自觉。然而即使在目前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姜涛的“重返现场”，打通文学内部外部，敞开文学的社会学视野的研究仍然彰显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风范，令人为之一振。姜涛新近出版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就是这种风范的代表作。
    新书是姜涛近十年来继续研究1920年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结成的论文集。七篇论文收录在一起，配上后写的引论“从代际视角看‘文学青年’的出现”大体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整体性，使总体的问题意识浮现。这大概是，以“文学青年”的“志业”为视角，透析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间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变动，及其在“文学青年”内心中的位置和变动。这个选题的时段范围本身即体现了重思学科前提的意识。用袁一丹的说法，“姜涛处理了‘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两个历史高光点之间的段落，把这个时段单拎出来，弥补了以往文学史叙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笔带过的不足。”
    更进一步，与以往现代文学领域的五四研究或聚焦于思想文化问题，或专注于文学社团、流派、文体等问题的最常见路数不同，姜涛打开社会政治视野，又收回于文学本身，悉心“深描”出历史持续激变期“文学的位置”及其变动，展示了重返历史现场，从历史的生成中开辟问题的能力。并且，借助于“文学青年”的视角，姜涛所期望的重返“历史现场”带有的“内在紧张感”得以更好地发挥。所谓“文学青年”大体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批五四的“先生一代”之后的“学生一代”，乃至更后来者。对此书中并没有其实也无须做严格界定，大致是受五四的感召聚集在北平，住着租来的“公寓”，又往来于“街头”，怀抱着理想又携带着焦虑的，投身新文学事业和社会改造的“北漂”。在姜涛的笔下，新文学的“危机”（五四落潮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关联逐渐受到争议，“文学”逐渐走向专业化、体制化，“文学”背后社会改造的整体性想象遭遇挫折）和克服与“文学青年”自身成长中的“危机”和主体重建的努力相伴相生。比如面对“文学”沉降为专业化、体制化的“文坛”，飘荡的“文学青年”满怀焦虑，由此发生“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发生“文学青年”寄居幽闭的室内，闭门造车的“硬写”现象，但危机也是生机。姜涛以陈毅、丁玲、沈从文为个案揭示克服困境的三个代表性走向：陈毅放弃了文学“志业”，走向了实际革命；丁玲用文学写作突破个人困境，“迎向更大的理想”——革命文学，在深入大众中主体性与更大的理性不断辩驳，不断促成新的写作和新的自我的生成；沈从文对自己迎合市场需求，写了一些供给生活空间狭小、性苦闷的青年读者的东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他深刻地看到了都市文化市场的弊病，从而在“公寓”中建起自己的“塔”，不走出“公寓”，却要赋予文学以伦理重建、主体重建的使命。读罢全书我忽然发现，姜涛所心仪的方法论——打通文学内部外部，将“将外部的关联性视野进一步内在化”（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在这本新书中不仅是方法，而很多时候就是问题本身，用书中的话说，“如何从外部与内部重构文学写作、阅读、传播的空间，使文学‘志业’不囿于自身，在有效的历史介入和社会关联中，成为一种充实的主体安排方式，这或许构成了1920年代中后期文学实践必须应对的一种挑战。”姜涛犹如自己就是一个192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于文学“志业”遭受困境的感受和打破的欲望如此强烈，对于周围“文学青年”的内心挣扎、分化前兆仿佛有一种“近距离”的体察。问题与方法形成了奇妙的同构，带出的“内在紧张感”不仅属于1920年代的“文学青年”，还是作者自身劈开文学史成见，走向以往常常是文学史“背景”的历史纵深处，感受到“背景”在迅速扩大，广阔的“背景”无不与“文学”相关，无不与“文学”交相抗辩，而面对这样的阵势，自身终于没有败下阵来，反而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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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沈从文在“公寓”中建“塔”，还是丁玲式的走向“革命文学”，都以个人的方式，没有完全取消“文学”与“社会”的联动性，但历史总体的趋势不能撼动。姜涛在最后的“结语”中写道，当文学与社会改造变成对峙、互斥的关系，变成“隐隐不可动摇的结构”时，“文学、学术等‘志业’丰厚的伦理内涵及政治可能性，会悄然消失于‘不可动摇’之意识结构中。”而革命，“如果缺失了这样的维度，缺失了文化运动的潜在支撑与推动，革命的‘志业’也可能会被‘窄化’‘稀薄化’，实际运动的整体危机也可能由此隐含。”
    这无疑是深刻的历史判断，又不仅仅是历史判断，似乎还隐含着他的“文学”立场。姜涛还有一个身份是诗人、当代诗歌批评家，他对文学是有执念、有期待的，在做批评家时立场的展示就更明显了。他最关注90年代以来的诗歌，这大概在于观察和思考，当文学再次遭遇整体性思想文化运动的不可能时，当代诗歌如何用新的方式回应历史政治，重塑有价值的时代参与。在他看来最关键的还在是主体的重建。他不满于当代诗人心智的不成熟，学养的缺乏，“历史想象力”的有限，陷于“养小”，解构宏大，缺少历史整体观和现实“在地感”。他指出的主体重建的方案是，“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联合，应该自觉恢复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写作与思想、历史写作的内在有机性。聊胜于无，这大概是一种方案，需要更广泛的读书、穷理、交谈、写作、阅历社会人事，等等。”（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这似乎是他五四文学理想的当代转化版，五四式的“同业联合”至少可以转化为纸面写作上的“同业联合”，文学不能自我封闭，依然需要向外部敞开。由此可见，以上所说问题与方法同构还似乎不够，还应包含立场的同构。这也可见，姜涛的学术不是一般学院化的知识生产，而是他的“志业”。姜涛对于“文学青年”（或“学术青年”）的期望亦可作共勉。
    姜涛的新书还给我这点思考：敞开文学的社会政治视野如何恪守文学本身？正如有研究者提醒，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许多重要问题并非由文学发出、由文学收回，只是在文学领域有表现，处理这些问题可能存在脱离文学本身的隐患。不过我认为，这些问题仍然可以处理，是不是由文学收回往往并不显而易见，而须要去发现和阐释。比如新村运动本不是一个文学问题，但在五四时期，文学与社会改造紧密相联，不少新文学家投入对新村运动的介绍和实践。姜涛在新书中也涉及到这个内容，并在自己的问题域中处理成很内化的文学问题。他从叶圣陶的《苦菜》、周作人的文章中读出，历史实现可能性很低的“新村”、“工读”“对于‘文艺’而言，其中的一些原则倒十分适用”，“那就是克服现代社会分化造成的人性异化，恢复某种灵肉合一的完整人格。”从而再次互释“文学”与“社会”的关联，“一方面，文学与社会不是相互外在的领域，需要依靠所谓‘为人生’的抽象观念扭结，而是内在同一于社会改造的整体；另一方面，以‘劳动’为代表的具体实践，也构成了自我与社会场域一种有效的中介、一种浑然统一的‘触着’关联。”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动“灵肉一致”的感受，还有“人生的艺术”的表达，是否只来自“新村”、“工读”原则，跟儒佛思想传统有没有关系，还可以商榷，但姜涛将问题引回文学的做法似乎是自觉的。再比如，最后一章讨论“革命人”对“文学”、“文学青年”的批判，“革命人”的人格修炼方式。这似乎不是文学问题，但在姜涛的做法中依然是文学问题，展示了文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变动，“革命”or“文学”的两极对峙意识的形成，而“革命人”的修炼也在“革命文学”历史谱系中，鲁迅的话最有名：“为革命，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因此，敞开文学的政治社会文化视野如何收回文学本身，须要带着问题发现、阐释，这并不容易。要避免得可能只是，用了文学的材料做了一个不精彩的非文学的问题（做得精彩的就不管了）。由于以往很多文学研究对于文学与外部的有机联动关系用力仍然较少，外部往往作为静态的“背景”呈现，因此敞开文学的社会政治视野又恪守文学本身的做法还大有可耕耘的田地。
     
    （作者系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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