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何晏的话可看出，服散可以治病，五石散入药见于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记载。服散之后要及时行散，衣服不能穿太厚，要冷食，冷水洗，且起居之处也不宜温热。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及服散：“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所谓“轻裘缓带、宽衣”，不过是方便行散罢了。如果服散违失节度，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而安禄山“目渐昏，至是不复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安禄山自起兵以来”条）则恰恰符合服散失节之病症，这一病症并非个案，唐宪宗“惑长生之说……令其（柳泌）采天台药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帝燥益甚，数暴怒，责左右，以致暴崩”（《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既然服散危害如此大，信奉祆教的安禄山为何要服散？书中给出的解释是“一方面跟当时服散的社会风尚有关”，“一方面恐还有以此靠近、亲近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用意”（《服散考》，第153 页）。安禄山的良苦用心得到了玄宗的回应，因服散后沐浴可解散，于是，赐浴华清池便可理解了，“玄宗此举恐并非简单的恩宠和拉拢，更是为服散的安禄山解散”（《服散考》，第171 页）。
    纵观安禄山和玄宗之间的互动，除了为人所知的赐坐金鸡帐、赐浴华清池、在玄宗面前跳胡旋舞等，《服散考》还为我们披露了安禄山向玄宗进献助情花香（媚药）之事，这正契合这位道士皇帝的心意。众所周知，玄宗信奉道教、尊崇老子，而炼丹服散也成了晚年玄宗的生活日常，玄宗企图通过此途径收获长生延年之效。服散这一行为，经由耽声好色的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秦承祖《寒食散论》），玄宗自然也不例外。而经作者考察，玄宗与安禄山的关系既亲密又微妙，玄宗一方面赐浴华清池，为安禄山解散，一方面明知安禄山不谙解散之法，却将炼丹的“灶台”赐给安禄山（详《服散考》，第153页），甚至希冀用道术厌胜安禄山，关于这一原因，《服散考》专辟两章，即《善相的玄宗与禄山的痣》、《厌胜禄山》，试图向我们解释玄宗对安禄山反叛有察觉却并未及时剪除的原因。    在众多安禄山研究著作中，要想推陈出新确实不易，这不仅要求作者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及跨学科研究的能力，还需要缜密过硬的考证功夫，《服散考》之新，就在于其中一个个小细节的详考与论证，此处仅举一例为证。安禄山暴戾无度的性格最终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什么都看不见的安禄山在床上被残忍地斫腹，“肠溃于床，即死”（《新唐书·安禄山传》）。而其尸身则被安庆绪等人用毡罽包裹，就近埋入床下挖的坑中。对于这一叙述，我们一般不会加以注意，而《服散考》则借助人类学有关知识，认定安庆绪等人掩埋安禄山尸身的行为是祆教徒特有葬俗的具体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信服又耳目一新的观点。书的最后还讨论了安禄山的陵墓建制问题，附录考察了章怀太子李贤墓及两京宅邸，亦是通过个案反映其与宗教、政治间的关系。
    在本书中，除了常见的正史资料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图片及大量的考古资料。在获取有关安禄山这一重要人物的有关史料时，我们不妨对这些古代器物的形制及功能作一了解，这样不仅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形象日臻丰满的安禄山，还能对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以及中晚唐的政治生态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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