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1月11日注定是一个比较难以忘却的日子，之所以难以忘却是因为在观看《金陵十三钗》这部电影时，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作为一个有泪不轻弹的男人，咋会变得如此脆弱不堪呢？是过于矫情做作？还是多愁善感？……实际上，核心的原因是我久经考验的情感被老谋的这部登峰造极之作的主题及其影射的历史所搅动，它的主题它的思想它的余味不停地冲击着我思想与感情的闸门。它对我的效应就如同在一泓清水中丢进了一颗炸弹，溅起了强劲的思想涟漪，使我不得不翻来覆去地追问一些似乎非常搞笑的问题，如我们该如何正视历史？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国难的风险非要社会中的小人物来加倍承担？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正在生一场过于迷失本我的怪病？社会分工之下，什么是大众传媒应有的角色？我甚至还荒唐地想到，公众是不是真的很蠢？……想的问题确实太多，有些千头万绪，无从下手，不可能全想得明明白白。那么，就只能想到哪就到哪了，反正做一个有思想的人总比做一头满意的猪好。
    铺头盖地的广告之下，老谋的电影我看的不算少，比如什么《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等。在此之前，对老谋的作品，我实在是不敢过于恭维，因为这些作品都有一些共性，如多为被蓄意炒作而产生一种形式上的“大红大紫”效应，而给人一种扎实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在风格上这些作品要么是主题不鲜明主调不积极，要么就是刻意地选择风景如画的宝地来给他的作品附庸风雅，要么就是用帅哥靓妹来忽悠肤浅无知的看客。然而，这一次，我是完全被老谋征服了，因为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金陵十三钗》是主题最鲜明、立场最坚定、思想最深刻、人物刻画最透骨、结尾最遐想的……。这部作品不仅摆正了电影在社会影响力中所应具有的正气，及艺术大师在社会中所应扮演的真正角色，而且它更是对时下正日益忘祖归宗的国人的一次灵魂最深层次的思想洗礼。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是，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只活在当下，而且必须活在过去与未来；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吃喝拉撒的自然属性，在此之余，我们更应扮演好自己在国家中的社会属性的角色，因为前者是兽性，后者才是人性与民族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部电影更告诉我们，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以保护国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为首要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检测政府良劣的唯一标准。
    艺术大师等公众名人及其作品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是博得观众的一笑而日进万金？还是“星光”普照之下使光芒所触之处的大众能摆脱愚昧之态而茅塞顿开？这是一个在时光的流逝中被日渐人为地模糊与淡化的时代问题。世风日下之下，人心不古；饱受贫困之下，人心思钱而道德不再；思想久受压抑之下，行为放纵而不克已。经过几代人的折腾，虽然我们不再食不裹腹与衣不遮体，但是只要冷眼旁观一下众星在各娱乐类的媒体所表现出的惯有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歌舞升平状及充塞整个社会插晖打科式的病态作品，一个理性的人就不难感觉到，在这“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背后，我们的民族与国家正在面临一种灵魂整体迷茫与缺失的精神危机。如果这种危机得不到及时与有效的矫正，落后就要被挨打的历史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会重演。虽然时下，国际社会呈现一片和平发展气象，但是底下潜行的仍然是弱肉强食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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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美国的《独立宣言》就高调地提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由此可推知，人之生并不是来体验痛苦与悲哀的，人之生在于快乐的享受与追寻。因此，歌舞类的享乐并没有原罪，无稽之谈的影视作品也并非大错特错，但是当此类的作品走极端而使无知的看客迷失了本我而无任何愧疚地过上了洋节，心安理得地享用内地贴牌的洋人品牌，特别是在思想上等方面不分皂白地洋化之时，那么大众媒体对于这种恶果就具有不可推卸的引导失职的责任。尽管我们认为民众具有大智慧，但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是，民众在事实上是爬行于无知的黑洞之中。开启民智，引导民智是时下大众传媒与生俱来的天命。曾几何时，这一角色被曲解与篡位，这一角色在悄然间被忘却。而这一次，《金陵十三钗》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艺术作品与艺术大师社会角色的回归。老谋，真是好样的！
    尽管《金陵十三钗》具有艺术的戏说性，但是它告诉每一个观众，历史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性的生活基础。它内化为我们的日常观念、行为习惯和无意识的选择，因此它也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得到认真且严肃的对待与实事求是的尊重。历史是什么？史学家梅特兰说，历史看上去确实是一张无接缝的网。在这个网中，每个人都无处可逃。然而，我们的国人正在遗忘自己的历史，尤其可悲的是，有些遗忘还是人为的。社会是代代更替，当老一代正在日益老去，年轻的一代只生存于一个截面之上，只知道肯德基、麦当劳、情人节、复活节、圣诞节……，教师、名星、政府等社会引导者们难道不应该为之进行深刻反省与自责吗？历史是不能淡化与遗忘的，谁淡化历史，谁对历史采取掩埋、遮盖、欺骗、蒙蔽与曲解，谁就是在背叛，谁就是在做历史的罪人。历史是民族的基因，历史是个体生命的身份证，没有了历史，当下的我们可能什么都不是，如果非要说是什么的话，那也只能说在尘归尘与土归土后，我们只能是孤魂野鬼。历史扮演着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承上启下作用，它以当下为中心，一端连接着过去发生了什么，另一端连接着将来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若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问题上失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缺失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是故，确保这种民族基因的真实性、纯正性与连贯性就是当下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
    “中日友好”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尽管这一定性具有其积极性，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只是一个“皇帝新装式的谎言”。“中日友好”的命题只有放在历史的范畴中探讨才具有真与假的意义。如果对历史进行横截面式的处理，可能“中日友好”的立论是成立的，是符合中国发展的长远目标。然而，如果放在不可间断的历史链中进行讨论，那么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试想，如果数年前一个强盗持刀闯来你爷爷家，杀了你的家人，强暴了你家的女人，烧了你的房子，霸占了你的财产，让幸免于难的人生不如死，你还会真心地对这个强盗的儿孙们说“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爷爷，不是你杀了我的家人……”吗？如果还有人非要说中日是真正友好的，那么他要么就是禽兽不如，要么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真相是，在中日关系处理上，无论何时何代，“中日友好”都只是一个面子工程，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在事实度上，中日是不可能友好的，只是存在一个量变与质变的爆发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刻意逢迎这一主题而炮制一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效果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政治问题。历史注重客观，而不是主观。因此，友不友好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应由公民来掂量，由历史说了算。在历史问题上，政府不能一味退让，而必须灵活迎难而前，有必要采取正式的纪念活动来恢复与加深民众对一些重大历史的记忆，如“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七七卢沟桥事变”等，而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必须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肩起的民族责任。
    小人物的命运总是悲剧性的。看到电影中的小姑娘被日本兵被楼上摔下而鲜血四溅的镜头，看到日本兵的刺刀插进那位可怜女人的胸膛……，阵痛向胸口奔袭而来，作为中国人，强烈地体会到一种身临其境的悲伤与生死与共的相怜之感。我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但是已有的历史告诉我，当时的情景肯定比这悲惨千倍万倍。假如我的思想就此止住的话，我还不会这般难受。由此，我想到的是，为什么落后就要被挨打的痛楚都要一个国家中的小人物来承受呢？这是一个国家对国民最大的不公。曾记自少时受教育起，老师就教给我一个“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当时，自己少不醒事，不能对这句话的内容进行刨根问底式的挖掘。为什么会落后呢？这是一个必须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问题。落后是因为平头百姓吗？尽管有这个中的因素，但是一个沉重的看法是，正是由于政府的落后与无良才加剧了国民的悲哀。当外敌入侵而导致政府无良风险向小人物转嫁时，这就更是一个民族及其历史的灾难。国力是与一个国家政府的责任感、使命感、包容度等一脉相承的。放眼世界，大凡学会了政治妥协的国家都是比较先进、及国民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可能，“家和万事兴”在国家政治语境中也同样具有借鉴与启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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