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权力及国家本质的分析
现实中，无论政治如何来定义，它必然包括人与权力这两个核心要素。权力总需要选择合适的人来行使，同时，权力的行使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来进行制约和保障。特定的政治制度不仅界定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也为什么样的人可以享有权力及权力的大小进行了限定，政治活动即是在一定的制度下“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毫无疑问，权力具有支配的特性，权力所有者正是通过人们的服从来维持其支配地位。那么，权力从何而来？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又为什么能维持其支配关系呢？
韦伯认为权力行使的另一面意味着服从，而“服从是由极强烈的惧怕或希望决定的”。人们或是因为惧怕权力所有者的打击报复，或是希望从权力所有者处得到奖赏，从而产生了服从行为。从这一角度看，暴力是权力背后的影子，是权力最坚实可靠的来源。一些影响时代进展的政治人物，往往也对暴力有着深刻且清醒的认识。例如，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中国革命的低潮，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抗争。在现代政治生活领域，最具有权力也是合法拥有暴力手段的政治组织就是国家。因此，韦伯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在一定疆域内可以合法并垄断使用暴力的一个团体。国家所拥有的这一特殊工具，也成为国家与其它政治组织的最主要区别。
暴力总是与战争和动荡相联系，其往往是非常时期迫不得已之行为，政治稳定时期权力的经营则需要系统的行政管理。也正是这样的行政管理使得政治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制度化、稳定化。从这一角度，韦伯找到了给国家分类的新方法，也发现了现代国家演进的“惊天秘密”。韦伯认为无论是暴力还是行政管理，国家都需要一批幕僚和物质行政工具作为基础。正是因为行政工具所属于不同政治势力，这些不同势力彼此联系，相互斗争，从而推动着国家形式不断的发展。现代国家“已经没有哪一个官员，对于他所支出的钱，或他管理的房屋、仓库、工具和武器，拥有所有权。”当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将所有行政工具的所有权纳入自己的麾下时，国家从封建君主国发展为现代国家。有趣的是，韦伯将这一过程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过程进行对比，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的小生产者而得到发展如出一辙。韦伯的这种角度在其稍后的论述中曾多次出现，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二、关于政党政治的分析
政党的兴起与君主专制的衰落密切联系。在16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为了与贵族进行权力争夺，在身边招募了一批私人亲信或阁僚，这些阁僚或以国务顾问或以合议制的形式出现，合议制所导致的意见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数票和少数票成为了政党、议会及政治家最初的萌芽。在幕僚与合议制的帮助下，君主得以从不断增加的政治重负中解脱出来，但这同时造成一个后果，即君主的权力逐渐地退化，君主大权独揽的状况逐步让位于专业的官吏团体来行使。“16世纪时，在较先进的国家，专业官吏在战争、财政和法律这三个领域取得了明确的胜利，确定了专业官吏集团对封建君主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日甚一日地落到业余政客的地步”，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幕僚的帮助而在一些专业领域逐渐丧失了掌控力。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政党政治逐渐发展起来。而当政党发展到与选举制度相联系的时候，政党的组织、政党参与政治的形式与方式也日臻完善，民主制度也初步形成。[!--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韦伯认为与选举相联系的政党政治有两个重大的制度缺陷不可避免。第一，人们在选举政党候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后，便对政治活动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卢梭曾经有过精彩的评析。面对18世纪的英国议会，卢梭曾讲：“英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时期，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来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了，他们就等于零了。”韦伯的视角同样犀利。韦伯认为政党政治只是将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的政治权力，交到了不折不扣的“业余政客”手里，这些“业余政客”利用对权力的掌握，“只想把专业官员当作执行的头脑和手来使用。”类似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真正的主宰者股东们，对生意经营所能发生的影响，只限于下达指导性命令和选择经理人员，而股东本身却没有能力去领导企业。韦伯的论述可谓充满了讽刺意味。第二，政党日益沦为政客们谋取官职的工具。韦伯认为当代政党政治的斗争焦点不仅仅在于不同党纲、意识形态及奋斗目标上的差异，而更在于争夺官职授予权。在政客们“抱团取暖”的行动下，政党也会认为，“在谋求官职上遭受挫折，要比反对它的客观性目标的行动更为严重。”在政党政治下，“对于忠心耿耿的服务者，党的领袖送给他们各种官职”。韦伯的论述让笔者想起了在美国的两党竞选体制下，获胜的总统会给曾给自己提供竞选资金和各项便利的人安排一些国家的非重要职位以表示感谢。或许，政党真的已经变成了纯粹分封官职的工具，它授人以职位，根据选票的需要来修改自己的政治纲领。
三、关于“以政治为业”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韦伯认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而力求将政治作为职业者，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靠”政治而存的人。韦伯的这种分析方法既论及到从政所需的客观物质条件，又从从政者的心理层面进行分析，可谓别出一格。事实上，笔者认为这区分并不十分明晰，也并不意味着“以政治为生命”与“靠政治而生存”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在现实中，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或在实践中努力寻求二者的统一。
韦伯的论述对笔者理解现代政治体系中行政官员与政治官员区分有很大启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的行政官员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高素质、专业化的群体，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后各有所长，从事着具体而专业的日常行政事务。例如警务工作、税务工作等等，都是技术性很强的领域。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辨别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政治官员可以被灵活调动，他们可以被撤职或被暂时停职，而行政官员则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群体，若无违法违规行为，一般可以在本职岗位上工作至退休。行政官员与政治官员们所关心的内容也有很大不同，与行政官员关注于日常事务相比，政治官员更注重意识形态、党派竞争、竞选口号等方面的事务。政治官员与行政官员的区分对于现代政治体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保障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保障了政治体系不会因领导人的变故而发生影响。例如美国，总统的更迭使为数众多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白宫幕僚大换班，但由于独立的文官制度，并不影响日常行政事务的稳定性。
韦伯的学术体大思精，其单单凭借思想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征服了笔者。有了韦伯的思想打底，让我看到，很多现实中的人物与事件，其实都没有跳出韦伯的光圈。
标签：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学习使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更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