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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常 一条别具风格的“民国蛇”


    
    1893年,岁次癸巳,蛇年。生逢癸巳蛇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生的事业,主要在民国年间完成。说严重一些,意味着一个叫做“民国”的新东西,从此搞定了那些人生命的意义。民国了,“九三人”恰好要行他们的“成年礼”;而随后的30余年,则是他们做事的黄金时代,许多今人鉴定为“腕级”的人物,将要成就他们的“民国范”。
       “九三人”不妨呼作“民国蛇”。“民国蛇”顾颉刚,忆及其“古史辨”学问之成立,总会感激民国新思潮的滋养。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正是在民国的新空气里,一代新“蛇”茁壮成长。
    鼓吹思想革命的《新青年》在北大,胡适和傅孟真在北大,更为要紧的,蔡元培在执掌北大。彼时之北大,确乎新人新思潮之薮泽,单是已然长成的“民国蛇”,即可排成一条“蛇阵”。顾颉刚之外,还有范文澜,二人正就学于北大,尚属学生辈。而另外两条“民国蛇”,梁漱溟和张申府,却是非常了得,已被蔡校长破格录用为先生。那个操着湖南土语的高个青年,也是一条“民国蛇”,风云际会间,仿佛是有心赶来北大,凑了一分大热闹。
       “民国蛇”洪业不属北大系统,他别有归属,走了一条别具风格的路。这个福建青年,本出身儒宦之家,却误打误撞,进入美国传教士主办的书院,一学就是5年。5年间,智识和信仰天翻地覆,昔日自信儒家文明远比基督教文明高明,可是,入学不及两年,洪业即受洗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待到毕业,因学业优异,洪业获美国人资助,赴美留学。1923年,30岁的洪业受聘于新近成立的燕京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并集系主任和燕大教务长于一身。此后迄于1946年,除了短期讲学哈佛,一直服务于燕京大学。在本不宁静的民国,洪业做学问,也做事,20余年间,演绎了他的“民国范”。
    洪业一生,自是以学为主,其学问之成色,早有定评。洪业归国而专力于学问之时,正值顾颉刚开始大疑其古,构筑他“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洪二人,以现代眼光“整理国故”,他们的成就,余英时评论说,“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代表了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
    洪业身上,中学和西学,交融而不偏废;儒生和基督徒,亦能并育而不相害。所以,洪业的“民国范”,自有一种别样的味道。陈毓贤撰《洪业传》,以平实而又舒缓的笔致,将这条“民国蛇”的一生娓娓道来,正为一种“民国范”立此存照。都是大历史下的小故事,每一个小故事,几乎都具有“民国范”的“典范”意义。一路读下来,仿佛读《世说新语》,一个又一个“段子”纷至沓来,煞是好看。
    比如,1930年,洪业在美短期讲学后返国,移民局要求洪业一家填写一份表格。“你是共产主义信徒吗?”、“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很小的小女儿的表格上,洪业在这两个问题下都填上“是”。移民官质问,洪业答曰:她是共产主义信徒,因为她不承认财产权;她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她不承认任何政府的权力。又如,1941年圣诞节后3天,日本宪兵抓走洪业,将他和其他几位燕大教授关进地牢。一日,日本军官提审洪业,勒令他“向太君鞠躬”。50岁的老教授,要向20多岁的日本大兵行礼,洪业感觉是个耻辱,便说:“我对武力鞠躬。”
    日本人投降的最后几个月,恐慌在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中间蔓延开来,他们急忙找寻门路,给以后可以为他们说话撑腰的人大送厚礼。洪业属于燕大“能讲话的人”,但大家知道他不会受礼,而另一位老教授邓之诚,传说接受了一份厚礼。洪业决定去看望老朋友。到了邓家,邓之诚正吃早饭,一大块高粱米做的窝窝头,一碟咸菜,一碟炒花生,再无他物。洪业问,有人送钱给我,送了邓先生没有?邓答:送来了。洪问,您留下没有?邓答:如果留下,还吃这东西吗?洪问,您不留怎么措辞?邓答:你措辞起来也许为难,我措辞很容易。我问他送了洪先生没有,他说有。洪先生留下没有?他说没有。我就说那我也不留。
    这样的“段子”,这样的“民国范”,或许用《世说新语》的笔墨,更能传神写照。不妨随手改写《洪业传》里的一个“段子”。初,陆志韦代理燕京校政,尝叹曰:“予不欲为蒋党教育部长,他日共党事成,予欲为部长也。”逮江山易色,虽未能如愿,陆氏主掌燕京如旧。越明年,战火起,大字报遍于燕园,与美人有渊源者,咸受攻讦,陆氏岂能免耶?攻讦日亟,锐气尽失,乃自辱曰:“入美帝彀中,为害诸生,非我而谁?如深究心思,焉知非窃望美人入我东土,阴为内应乎?”时洪业居美,闻之大悲,曰:“士之畏于强权,谎言以存,犹好女之遭强暴也。”自此不复返父母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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