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向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44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 艾光辉 参加讨论
关键词：新疆文学 【摘要】各民族文学的跨族际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族际间文学的交流交融，是新疆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缺口。本文分析了新疆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跨族际文学传播研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进而提出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研究的主要向度，即传播历程研究、传播现状研究、传播方式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指出了这些领域研究的基本命题，并讨论了文学跨族际传播研究的方法。 【关键词】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 无论在地理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新疆都是中国的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边疆”。在古代，它是欧亚大陆的纽带，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当代，它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是国家拓展战略空间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央确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新疆一直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曾在新疆这块大地上生存的民族有数十个，各民族文化有融合也有冲突、有交流也有隔阂、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历史界标是1949年，在这之前新疆各民族文化融合与冲突难分难解、此起彼伏，在这之后则是和谐共存、交融共进。未来，奋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疆篇章，关键在于能否面向新时代构建新型民族关系。文学传播是观察各民族关系的独特而重要的视角，因为文学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镜子，而且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各民族交流互鉴学传播学家洛文塔尔所言：“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就此而言，以传播学视角研究文学现象是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向度。 当代文学研究的困局与突破口 在新时期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版图一直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的突出表现就是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缺席与匮乏。中国已被正式识别的民族有56个，各民族文学发展并不平衡，在发展程度上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在形态上具有较成熟现代性的文学；第二类是初步具有现代形态的文学；第三类是发展程度较低的民间口头文学。 语言是民族文学发展与交流的屏障。由于语言等因素的阻隔，主流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总体上了解甚少，许多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或长期作为学科盲区存在着，或被视为主流文学的延伸与复制。 进入新时期以来，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史书写视野。许多现当代文学的重要途径。文学传播研究是将文学与传播学史著作都把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对待，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形成了一个怪异的体制——它由三大板块组成：一是以全国视角书写的文学史，毫无疑问，汉语文学占据了主体地位，研究者并不强调其地区身份，因为不同地区的汉语文学都被视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二是港澳台文学，是一个按照“一国两制”思维划分的单元；三是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按照民族身份和地区身份划分的单元。这个单元中的某些作家实际上已经达到全国文学的一流水平，而文学史书写在处理他们的时候比较混乱，或放入少数民族文学单元，或不放入这个单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大格局对新疆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规范作用，同时新疆当代文学研究又有某些特殊性。在新时期以前，对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批评层面，综合性、系统性研究较少。进入新时期以后，研究工作逐步走向宏观与综合。但是，新疆各民族文学研究大都在各民族文学范围内展开，主要探讨各民族文学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及其艺术价值。2006年出版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是新疆当代文学研究整体层次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全书共四卷，一百多万字，是一部全景式描述和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地域性多民族当代文学史。但它仍然有反思的空间。 首先，它在突出“现场感”的同时缺少了一些“历史感”。也就是说，它带有鲜明的“当代评论”色彩，相对缺少反思性的历史审视。或许是因为该书的编撰者大多是新疆当代文学进程的参与者，难以拉开应有的距离对它进行较为超脱的反思，对过程描述得多，对成绩肯定得多，而上升到规律性的反思则较为薄弱。 在文学史研究中，要实现对历史过程和面貌的真实呈现，我们必须“回到现场”，还原历史情景；反之，如要实现对历史现象与过程的科学解读，我们又必须跳出历史，以全国性或世界性视野从规律性高度来审视具体的历史现象与过程。《新疆当代文学史》在“回到现场”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它完整、详尽地呈现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读者可以借助此书较为清晰地了解新疆当代文学的全貌，也为今后对新疆当代文学的深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线索。缺憾在于其“超越性”不尽如人意，对新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演变脉络和深层规律的理论提炼与论述较为薄弱。 其次，它对各民族文学的论述不平衡。由于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宗教文化、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新疆各民族文学发展极不平衡。新中国成立时，有的民族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书面文学，而有的民族基本上仍以民间口头文学为主。这种不平衡自然也包括对各民族文学研究水平及文学翻译状况的不平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学研究实力较强、汉译文本较多的民族文学，文学史对其的描述就较为充分，对其内涵的发掘和美学特征的阐释也较为深入。相反，一些文学研究资源较为贫乏、汉译文本较少的民族文学，文学史对其的描述就较为表层化。 评价标准问题也是多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评价任何一个作家作品或某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必须将其置于某个坐标系中进行比较和衡定。这个坐标系的纵轴反映着文学的前后关系，横轴反映着文学的平行关系。但是，对于一部具有多民族特性的文学史，是否应有一个超越民族的坐标系或评价标准？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坚持多元标准还是一元标准？从理论上看似乎应该坚持一元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统一”的文学史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却是一个难题。如同总体文学理论与标准必须在国别文学基础上经过充分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与积累方能实现一样，那种超越性的文学标准也必须在各民族文学本体研究和比较研究充分发展之后方能确定。如前所述，大量的研究工作只能在本民族内部展开，研究者的民族情感、文化认同和审美习惯不可能不影响文学评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由于文学翻译的不充分与不平衡，主流学术界对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尤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各民族文学关系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使得一体化文学史建构举步维艰。前述《新疆当代文学史》之缺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欠缺，使得整部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一个族别文学史的“拼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且全面，但对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和欠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百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文化心态有关。区域多民族文学研究有不同的维度。比如，作族别文学研究，是以民族为边界划分研究领域；又比如，如果要书写区域文学史，那就必须作综合研究；还比如，作比较文学研究。而无论是作综合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都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弄清楚各民族文学传播特别是跨族际传播状况，这可以作为新疆当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提升的突破口。 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研究的主要向度 作为一个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传播研究亟待从以下向度展开。 （一）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历程研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时至当代，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等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各民族长期以来相安互助、彼此影响，在保持各自文化传统与精神个性的同时，又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养分和精神气质，形成了既有整体性又有丰富性的民族文化系统。历史上，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社会发展缓慢、文化传播方式原始，因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是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和随机发生的方式展开的。近代以来，中央王朝或政府虽然加强了对新疆的行政管理，但新疆地广人稀、生产力落后、教育不发达、文化生产与传播滞后等状况并未根本改观，各民族文学交流传播的自发性、低频率、浅层次特征没有显著改变。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重塑了各地区的民族关系，极大地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在追求“现代性”的轨道上促使各民族文化不断加强交流交融，加速走向一体化。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广泛汲取了世界文学、汉民族及各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学营养，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汉族作家对新疆人文地理和文化气质的思考与探索更加深入，表现出对灿烂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从中汲取了充沛的发展元气。正是在新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文学关系的基础上，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 （二）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现状研究 这一向度主要是从“现时性”角度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学相互接受和认知的状况，以准确把握当下各民族文学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国各民族、各地区迅速融入全国经济一体化格局，一度存在的区域分割与地方保护被打破，在各种跨区域经济合作圈或经济带陆续形成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跨国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寻找发展商机。人员、物资、商品、资本等经济要素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国内外之间形成了一个个覆盖面越来越大，循环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涡流。新疆自然也不能置身于全球化大潮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新疆千百年来的神秘面纱被揭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经商者、打工者、求学者和旅游者来到新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新疆的投资者、经商者、打工者、求学者和旅游者走向中国内地乃至世界各地。新疆有史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广泛而深入地融入世界，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他们的思想观念、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生轨迹都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新疆各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交融，无论是频度还是深度，都前所未有地强化了。 但是，形成悖论的是，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种各样的文化回归思潮也在兴起，各种文明的冲突也在加剧。有学者指出：“物质文化领域中民族特点的消失，又往往加强了民族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越是全球化，认同问题就越是尖锐。本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文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各自发展，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十分有限，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际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且深入，“我是谁”的问题和“我怎么看待你”“你又怎么看待我”的问题愈发突显。审视新疆当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在 20世纪 50年代至 70 年代，各民族文学大都是“向东看”，即以苏联为标杆，同时也都在追求文学的“全国性”。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各民族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向内转”的态势。对于汉族文学来说，就是建构和凸显文学的本土文化特性。无论是周涛倡导的“新边塞诗”还是董立波的“下野地小说”创作，都标志着新疆当代汉族文学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在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同时，向民族文化回归成为了更强劲的思潮，历史小说创作热潮的出现就是突出的表征。然而，由于一个时期下价值引导和政策规范的弱化，历史小说中出现了过度强化民族文化认同而弱化国家认同的倾向，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下，调查梳理新疆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的现状与动态，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趋势下各民族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历时性”的文学传播历程研究还是“现时性”的文学传播现状研究，都需要高度重视“传播力场”的作用。根据洛文塔尔的观点，个体表达、传播媒介、政治模式、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都是“传播力场”的主要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的传播动态结构，我们只有在这种结构中，才能有效阐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既相对稳定又变动不居的文学传播活动。 （三）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方式研究 自文学产生之日起，文学传播就同步发生了。文学传播方式随着人类社会进步、文学发展、技术革新、媒介变革等因素的演进变迁而断丰富升级。 口头传播在人类传播史上曾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即使在文字产生后，口头传播在漫长的岁月中仍然与文字传播并存。在当代，随着新疆各民族书面文学的迅速发展，其已逐渐取代口头文学占据了主体地位，文学传播也相应地更依赖于现代传播方式，如文学教育、文学翻译、出版发行、文学批评、学术会议、影视改编等。在这些领域，新疆的文学传播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比如，汉语文学翻译更注重本土少数民族文学，民语文学翻译则更注重内地文学和外国文学。又如文学批评，各民族文学批评都聚焦本土文学，但汉语文学批评在关注本土汉语文学创作的同时，亦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语文学批评则主要关注本民族文学；各民族交互式文学批评相对较少，一体化的文学批评场域尚未完全形成。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文学传播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网络的诞生与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文学网站、文学客户端这类新的文学传播媒介。此外，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也发挥着文学传播功能。不过，就新疆文学而言，通过这些信息化传播方式传播的文学信息还相对较少。 研究传播方式还需要考虑市场化传播与行政化传播的不同。一般而言，市场化传播更加注重传播策略。当然，其策略因目的不同也有高下之别。有的传播只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只是把文学作品作为商品来营销，至于会对受众产生什么性质的影响并不被关心。有的传播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社会效益，其不仅在传播内容上具有更自觉的“把关人”意识，而且在传播策略上也更注重品味层次与长远效果，并力求通过更加细化的服务，培养受众的粘性。相较而言，行政化传播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更雄厚的实力和组织资源，但在传播方式与方法上往往比较粗糙，主要表现在对于受众的喜好与需求重视不够。在新疆，文学传播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太高，由政府主导的传播仍是文学跨族际传播的主要渠道。怎样在发挥既有优势的同时，适应文学传播发展趋势、不断丰富传播方式、持续优化传播策略，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四）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效果研究 从宏观上看，人类传播具有目的性，它实质上是个人、群体、组织和国家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文化手段。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文学传播，总会产生效果，只是这种效果或大或小、或潜或显、或长或短、或正或负而已。文学传播效果又可分为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直接效果是指对受众个体的影响，如在认知、心理、行动等层面所受的影响。间接效果是指文学传播通过受众个体这一中介最终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制约文学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族群关系的和谐性，传播主体的信誉度与权威性，传播内容是否接地气、合潮流、顺民意，信息载体是否丰富、是否符合受众需求，传播对象“接受屏幕”的品质以及能动性的高低等，都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的力度影响着文学传播的效果。实践证明，有效的文学传播可以丰富个体的思维活动，完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提高审美能力。对于社会尤其是多民族社会而言，跨族际文学传播可以丰富并拓宽族群之间交流交融的渠道，可以增强不同族群的个体对其他族群文化的认知能力并进而提高对彼此文化的欣赏度和认同感，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强化社会趋同效应。在多民族地区，主流文学传播的流量越大、覆盖面越广，群体成员之间互动交流的频率就越高，形成文化一体化意识的基础就越好。尤为重要的是，文学传播与政治传播、宣传教育不同，它主要诉诸于人的情感，文学所承载的思想、价值、政治、道德等内涵都需要经由情感这个中介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文学的跨族际传播中，各民族受众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情绪受到感染，心灵引起共鸣，就会喜爱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意境、情调，进而潜移默化地认同作品所蕴含的文化观、历史观、国家观、价值观。也就是说，文学跨族际传播有利于各民族受众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 但是，文学传播效果研究又是难度很大的课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文学传播的接受是一种个体行为，其方式、广度、深度、种类、角度等都因人而异。再则，文学传播效果具有潜隐性和滞后性，一部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另一民族文化中，我们可以通过调查和文学实验来检验其被接受的程度，但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产生了什么程度的影响，往往很难论证。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我们一般很难在某一个因素与某一个结果之间建立单纯的线性因果关系。因此，对文学传播效果的研究，可能主要应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从宏观视角观察文学传播对族群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且是把文学传播作为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对待；二是在微观层面采用某些实证方法，研究具体作品对接受者在认知、审美等方面的影响。 尤其需要明确的是，跨族际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比单纯族内传播复杂得多，它同时受到民族差异、受众所属社会类别差异以及受众个体差异的影响。 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研究的打开方式 黑格尔曾说：“在生活中我们有了目的，于是便反复思索达到这个目的的种种方法……按照目的，我们便决定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传统的文学研究，无非是遵循两大基本路线：一是从有效的理论出发观照文学现象，根据其与理论的符合度判断价值与意义，具体思维方法是演绎式的；二是从具体文学现象出发，经由归纳式分析上升到理论高度，达到把握规律性的目的。在具体实践中，这两种思维路线也常常混合使用。当我们把研究向度转向传播研究时，不仅视域大为拓宽，而且影响因素也大为增加，这就需要更多地借助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把传播学形象地比喻为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 （一）文献研究是基础 回顾近几十年来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学术界往往比较重视即时文学评论和基于部分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与阐述，甚至于某些研究成果不过是国外理论方法的操练或国内某些研究模式的搬用，而新疆文学只是充当佐证材料和分析案例的角色。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缺乏坚实的基础，即文献的系统搜集与整理。实际上，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重论著而轻资料的倾向。研究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现状，需要搜集大量有关文学翻译、出版、评论、改编等方面的文献与数据；研究文学传播的发展历程，更离不开有关文献与数据，它是研究者知晓过去的最重要的方式。 （二）民族学研究是认知的重要背景 我们要研究多民族文学的传播，必然需要借助民族学的理论方法。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不同民族对民族共同体想象发生的早晚不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弱也不同，而且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会随着内部与外部复杂因素的变化和矛盾运动而变迁。中国地域辽阔，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即使同为汉民族文化，不同区域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但这种差异通常不会造成文化传播的重大障碍，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性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如相同的符号体系——汉字、相同的文化价 值观、相同的审美心理等。但在不同民族之间，却存在着诸如语言文字、文化心理、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殊异，它们可能成为跨族际文学交流的障碍，也可能成为跨族际文学交流的动因——文化之间会因不同而相互吸引，这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公理的理据之一。因而，在研究多民族地区文学跨族际传播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具有民族视野。曾有学者在新疆进行民族关系的调研，在关于干部群众跨族际交友问题上，民汉之间数据有较大差异，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民汉干部群众对于“朋友”的定义存在某些差异，当把这种文化心理差异考虑进去后，就会发现实际差异并不十分显著。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一致追求的是中国文学的“共同性”。20世纪 50年代至60年代，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学，翻身解放、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平等团结、集体主义等都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词，各民族的特性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新时期之初，改革开放、现代化、勤劳致富等成为国家认同的关键词。9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跨越式发展、国家崛起、复兴传统文化等成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元素。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文学中的“认同”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仍然是强劲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各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也在不断强化，但包括对曾经被“祛魅”的某些文化板块重新“构魅”的文化“回归”在内，绝大多数作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寻觅与再发现，都还是在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那些对文化认同进行解构的倾向只是支流，当然，是值得警惕的支流。社会与文化思潮的演变，影响着文学跨族际传播的生态、广度、深度、层次、效果，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梳理与辨析。 （三）社会—历史研究是对问题进行深度解读的必要途径 在对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状况进行现象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它放在一定的社会、时代、历史、文化、环境、风俗等广阔背景之中去透视，以求准确分析其内在的复杂影响因素，是深化研究的有效策略。文学的传播除了受审美需求的驱动外，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需要、社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文学教育状况、精神消费水平等。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尚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对文学的消费愿望也是比较低的。在一个动荡的社会，文学的创作、出版、流通、批评、研究等都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基础，文学的传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荡往往会带来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加剧，这会成为文学跨族际传播的巨大障碍。相反，一个社会如果经济发展、族群关系和谐、执政党有意识促进多民族文化繁荣与交流交融，并以此作为构建新型民族关系、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工具，那么，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特别是跨族际文学的传播就会具备强劲的动力。这就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见到的情景。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在社会政治层面对各民族文学发展及跨族际传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 3个，即解放、团结、发展。随着阶级压迫的消除，新疆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而且在经济与文化生产力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执政党对于民族团结事业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动，为各民族文学交流交融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中央对新疆始终如一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更是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的强劲动力。因此，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问题，不能没有社会—历史视角，尤其不能缺失意识形态视角。 （四）调查研究是科学论证的利器 美国学者迈克尔·辛格尔特里说过：“调查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坐骑，使研究者和从业者能够快捷有效地收集大量资料，并且将资料用于实用性或理论性研究问题上”。在调查研究方法中，问卷调查是便捷有效的方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各民族不同类型、不同层次读者跨族际文学阅读与接受情况开展问卷调查，以翔实的数据描述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的现状与走势，是一种可倚重的方法。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是被广泛使用 的方法。不过，我们要对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要注意避免样本偏差和问题诱导性。研究表明，不仅问卷内容、备选答案的诱导倾向会干扰受访者的独立判断，而且受访场合如办公室、教室、宿舍、路边等都可能对受访者答题造成干扰。 调查数据表明，汉族与维吾尔族受访者对于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发展与交流的认知，有很多相同与相近之处。如，比较喜欢的其他民族文学类型都是“小说”；了解其他民族文学的途径排在首位的都是“网络”；关于新疆各民族文学薄弱点的认识，首要因素都是“评论推介不够、翻译出版落后”。这说明新疆各民族受众在对新疆文学的 认知上具有广泛的共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民汉受访者在另一些问题的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对其他民族文学的了解程度，有22.4%的汉族受访者选择“不了解”，而选择同一答案的维吾尔族受访者占比只有 3.3%。可能的原因在于各民族受众都会优先关注主流文学，且少数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困难度远小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又如，在对阅读其他民族文学障碍的认知上，维吾尔族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语言差异”，而汉族受访者选择最多的则是“文化差异”。这是因为维吾尔族受访者大多倾向于直接用其他民族语言阅读其他民族文学作品，而汉族受访者则更倾向于通过译本阅读其他民族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形下语言差异自然不是问题，而文化差异则是问题。再如，对新疆各民族文学融合度的认知上，汉族受访者认为达到“深度融合”的占比仅为3.9%，而维吾尔族受访者认为达到“深度融合”的占比为 9.3%。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彼此判断标准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可能是重要原因。 问卷调查方法要想通过数据分析得出高价值结论，还应该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在进行综合数据分析的同时，还要注意差异性分析；二是如 果条件允许，最好能把横剖调查、固定样本调查和趋势调查结合起来，这样得到的数据更有立体感，也更能呈现事物发展的规律。 （五）深度访谈是定向突破的有效方法 访谈调查是一种定性研究的方法，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可以结合使用。前者获得的往往是表面信息，而后者获得的可能是深层信息。我们在访谈调查实践中体会到，为了使访谈比较聚焦，事前应准备好访谈提纲，并至少提前3天交到访谈对象手中，以便受访者深入思考。即兴发表的意见往往学理性、逻辑性较差，也未必能够准确反映人们的认识。同时，为了防止把访谈变成对给定问题的机械问答，可以有意识地与受访者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但不要喧宾夺主，访问者 应尽量把时间更多地留给受访者，同时要注意不要对受访者进行过多引导。 （艾光辉，男，新疆财经大学教授，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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