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显得苛刻却又严正，它在记忆之上覆盖厚厚的尘土或浓密的苔藓，等待着合适的人来拂去尘土、铲除苔藓，几经曲折才显露真相，就像是藏文化中那神秘的伏藏和掘藏现象。读过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折花战刀》，感觉作者冶生福(回族)就是这样一个试图透过浓重的历史烟云去打捞记忆的人。小说以抗战时期青海八千子弟兵奔赴中原前线浴血奋战抵御外辱的真实事件为题材，用文学的方式为这支由多民族青年组成的杂牌军，用粗陋的装备与凶残的侵略者拼死肉搏，并且打出声威的英雄业绩作证。
冶生福少年时代曾听老人讲述过青海抗日骑兵的故事，邻近村庄的某位耄耋老者曾被指认是这支部队的幸存者，这些碎屑的潜隐在心底的往事，在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被彻底唤醒。或许在冥冥之中，他感到这个题材一直在等待着自己。于是，他心怀崇敬，翻阅了大量史料，又远赴河南、安徽等地实地考察，经过一番钩沉辨析，历史的眉目逐渐清晰。然后，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劳动，他将这段历史用文字呈现了出来。
战争一向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领域，而抗战题材因关涉中华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情感诉求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其数量可谓车载斗量。但相比于中国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我们的抗战文学显然尚未达到与此相匹配的高度与深度，还有许多历史的暗角尚未进入文学书写的视野。西方及苏俄有关“二战”的文学，立足人道主义思索战争与人的关系，借助战争考量人性的温度与残缺，审视战争罪恶、荒诞的本质，与此相比，我们的战争文学似乎还比较缺乏从全人类的大视野中纵深思考战争的气度与境界。为了改变这一窘境，我们应该祛除狭隘的历史观导致的对历史真实和完整性的扭曲与割裂，以更公正理性的态度去认知抗战。通过阅读《折花战刀》，我发现作者是抱着同样的写作观念的。
《折花战刀》选择的叙事视角颇具匠心。主人公回族青年士兵哈木宰的有限视角和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相互交错，自如转化，目的是全景式地展示生活的画面。以哈木宰的从军经历为线索，再现了青海组建骑兵师的全过程，招募士兵、训练、开赴前线，8年间历经无以计数的大小战役，最后部队解散，解甲归田。作为下层士兵，哈木宰可以感受到的，是出征时对和平的日常生活的眷恋，是战场的惨烈，是战友牺牲的怆痛，打了胜仗之后的荣誉感……这些凸显了战争的实感，但哈木宰的经验是有局限性的，于是，在哈木宰的视野之外，隐身的全知叙述者依据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交代战争的背景，讲述哈木宰家乡青海乡村的民间生活。两种视角的交织与转换，便将青海骑兵师与抗战的宏观格局、前方与后方、战争与和平、虚构与史实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丰富斑斓的完整画卷。
《折花战刀》塑造了一批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哈木宰无疑是作者最为用力刻画的形象，少年时代的他活泼好动，富有同情心；走向战场的他曾经有过恐惧与不适，但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战士的荣誉感最终让他成为顽强善战的勇士。锐利的闪烁着寒光的“折花战刀”与他的精神意志融合为一个整体。战争之后的冷遇让他失落，无奈之下怆然归田……哈木宰的形象可以说集中体现了那一批从军者的心路历程和生活遭际。另外，乐观勇敢的韩来臣、成熟练达的马哈三、一心要归队的西路军战士马有路、为情所困的藏族青年扎西，也都鲜活生动。而书中最让人动容的人物莫过于那两个年轻的回族女子：哈力麦和赛力麦，这两个形象诉说着战争背景下回族女性的苦难与辛酸。哈力麦的丈夫马有路离家从军，抱着丈夫没有看过一眼的襁褓中的儿子，她心生怨恨，执意改嫁游手好闲的老光棍马六十三，受尽折磨，在极度愤怒和悔恨心理的支配下，割去马六十三的阳具而被残杀。赛力麦在丈夫哈木宰从军后长期不知音讯的痛苦中，用自己柔弱的肩膀苦苦支撑着可能随时坍塌的家，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贞洁，摆脱马六十三的纠缠，将一柄利刃扎进自身。两个女性虽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对情感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刚烈，让人相信这是民族文化塑造了她们倔强与柔情、质朴与浪漫的性格。
《折花战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西北回族民间文化的展示。地域风情和风俗描写已经成为显现文学地域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介入也成为文学写作者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叙事性文本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因其体量的浩瀚与内容的丰赡，更容易吸纳民族民间文化成分。作为一个回族作家，尤其是一个时时在创作中汲取民族养料的写作者，冶生福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性和民俗事象可谓了如指掌，这为他在小说中娴熟摄入民族文化因子提供了基础。《折花战刀》细致描写了青海乡间回族聚居地独特的风情，比如说亲的规矩、婚礼的仪程、宴席曲的演唱等等，使小说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
小说的结尾颇具深意。回到家乡的哈木宰，将“折花战刀”重新锻打为两把镰刀，由武器变为农具，暗含“永别了，武器”的意味，体现了他对于战争的认识与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拒绝战争与暴力、祈盼平静生活的心愿。这也是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最为核心的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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