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族生活中，父辈或长辈一般都很重视对后辈的家庭教育，尤其是人生观和品德观的教育，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家教文化。这种家教文化在当代回族小说中就有突出的表现。霍达所著的《穆斯林的葬礼》、查舜所著的《穆斯林的儿女们》和石舒清所著的《深埋树下》便是其中的代表。
首先，回族长辈特别注重教导后辈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追求事业中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在《穆斯林的葬礼》中，玉雕师傅梁亦清有着对琢玉事业的热情与执着，因此练就了出神入化的琢玉技艺。他耗时三年雕刻作品《郑和下西洋》，并为此泣血而亡。弥留之际，他对徒弟韩子奇说：“一个艺人，要把活儿当做自个儿的命，自个儿的心，把命和心都放在活儿上，这活儿做出来才是活的。人寿有限，‘无常’到来，万事皆空；可你留下的活儿，它还活在人间。历朝历代的能工巧匠，没有一个能活到今天，可他们琢出的玉器呢，不都一个个还活着吗？”所谓“活儿”，从某种层面讲，就是事业的代名词。人生的意义，突出体现在对事业的追求上。对梁亦清来说，人生的意义便是对琢玉技艺的不懈追求，生命是有限的，然而玉雕延续了人的生命，让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他的言传身教让韩子奇一生受益匪浅，终成大器，获得“玉王”的美誉。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在韩子奇女儿韩新月身上也得到发扬光大。韩新月不仅志存高远，考上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投身翻译鲁迅著作这样的文化事业，而且渐渐形成了健康积极的人生价值观：“自知、自信、自强，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让生命之火在不懈的追求中点燃，在烛天光焰中获得永生。”
其次，回族长辈还教育后辈要善良、真诚、与人为善，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马存惠就是这样的人。“文革”结束后不久，马存惠所在的生产队很贫困，家中也不富裕，一家人不得不从事贩卖梨子的小生意。尽管贩梨的利润微薄，但他仍然把侄子海文叫来一起做生意，并安排儿子马贵和海文联手。马存惠此举的目的，是要接济和帮扶同样贫困且失去父亲的海文，同时守护一种难得的亲情。在马贵贩梨出发前，他反复告诫马贵说：“亲是亲，财是财。人情一匹马，买卖争分毫。”对马存惠来说，与人为善是处世的法则，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亲情、亲人乃至邻居之间的互帮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远比追求金钱重要。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怀，他才能不断地化解村里的许多纠纷，成为受人尊敬的人。
再次，回族长辈还教育后辈要抵御金钱的诱惑，在追求财富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品格的追求。在《深埋树下》中，尤素夫认为“现今是抓钱的社会”，为了赚钱抛下有孕的妻子南下广州，致使妻子无人照顾母子双亡，并不顾宗教教义拉回一车烟卷进行售卖。尤素夫陷入了金钱的泥潭中，他的这种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他父亲并不仇视金钱，但始终强调用正当的方式获取金钱，通过踏实的劳动致富；积累财富却并不为金钱所左右，不因为有了钱就放弃伊斯兰教的教义；不挥霍浪费钱财，生活朴素。在尤素夫父亲眼中，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人品。他力图用教义和亲情唤醒沉迷于金钱中的儿子，虽然失败，但是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面对急于南下挣钱的儿子，他批评说：“我看你先在钱上缓一缓，学着做一做人吧。”看到儿子卖烟卷时，他没有为这桩生意所能获得的利润而欣喜，而是硬把儿子拉回家，苦口婆心地教育说：“人富不富，不在钱多少，在心上。心穷了，多少也不得够。”最后，这位老人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深埋树下，表达了对拜金主义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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