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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束光,上帝收起来了


    1月14日,新年伊始,周有光先生走了。就在前一天,他才刚刚过完112岁生日。
    在知识文化界,他早已被当作了长寿的标杆,他的同代人甚至下代人,都一个接一个地谢世。但那些经历过同样年月、分享过同样记忆和同样苦难的人都走了,即便乐观如他,多少也会有些寂寞的吧。从前他感叹,上帝太忙,把我忘了。这一回,上帝终于收回了这束光。
    认识、了解周有光先生,有很多个渠道。学经济学的人,从经济学认识他;学语言学的人,从汉语拼音方案认识他;学文学的人,从“合肥四姐妹”,从沈从文、傅汉思、顾传玠们的连襟认识他。更多的人,是从晚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认识他的:100岁时,有《百岁新稿》;104岁时,有《朝闻道集》;105岁时,有《拾贝集》;还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等。有人说,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诚然如是。然而,看看这些书名,“新稿”、“朝闻道”、“拾贝”,又哪里像是出自一个几乎度过两甲子的老人之手呢?
    生于1906年,周有光的一生经历过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经历过启蒙与革命的变奏。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有着强烈的求新意识。在周有光身上,这种求新,不仅是从经济学转入语言学,也是他从内在时时密切关注着个体和世界、和社会的关联,不让自己落后时代太多。据报道,直至晚年,他每天依然关心世界时事。有一次,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竟是问床前的人:“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不外在于世界,并始终对其时刻怀有热忱,这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模样,也因此,直到100岁以后,他依然能睁大新奇的双眼注视世界,继续将启蒙之光传递下去。
    汉语拼音改变了中国人输入、输出知识文化的方式,对于这位与汉语拼音密切相关的老人,人们称呼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可他从来都拒绝这顶冠冕:“汉语拼音怎么能是我‘儿子’呢?”又或者,“读过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的头顶上”。这并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谦逊,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事求是。回顾追忆知识分子的理想方式,并非是要将其“绑定”在某个实体之上,须得通过这个实体才能来标签、来让人们认知,而应当深入去了解其学术源流和精神品格。如此,他们的离去,也就不仅仅在那一刹那间作为“爆炸式新闻”。
    长寿的知识分子是国家之宝、国家之幸,毕竟,他们是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苦难才走到和我们共存的这个太平时代,也正是由于他们和其他更多的往生者,我们而今的世界才得以被照亮。周有光先生于112岁高龄上离世,他的一生看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想必也不会有太多遗憾。况且,上帝那里,还有他许多许多老朋友。而我们,只需告别,祝福,再将那束光焰传递下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