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英语词典》里的“长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34 文汇报 曾泰元 参加讨论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恰巧东吴大学给我休假一年,我从台湾来上海长住,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担任访问学者,注意到了许多相关的信息与报道,让我眼界大开。 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80年前的长征我虽有耳闻,但早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所接触的历史书籍对此着墨甚少,知道得非常片面有限。 我读台大时有个与我同样毕业自建中的好友,他参加了台大校内的学生社团“大陆社”,读了不少关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有次他跟我分享了红军长征的历史,说红军不断被国民党军队强势“围剿”,以致奄奄一息,末了竟能起死回生,以星火燎原之势将国共的强弱迅速翻转,最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败走台湾。他讲述的当时,脸上满是对共产党的赞叹,那个表情,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那位好友热爱历史,而我却喜欢英文。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长征”的英文不是Distant Expedition(远征),也不是Long Trek(长途跋涉),而是Long March(长途行军)。 我研究英文词汇,特别关注英文里的中国元素。《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以下简称《牛津》)是英文词汇的圣经,其地位有如泰山北斗,备受尊崇。它早就收录了“长征”的英文Long March,然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牛津》在长征80周年的今年6月,对Long March做了全面的修订,并把它从原先地位次要、信息简略的“副词条”(subentry),提升到地位核心、信息详尽的“主词条”(full entry)。 《牛津》对Long March的词源作了阐释,说这个英文的复合词是仿照(modelled on)中文的“长征”翻译而成,特指1934年到1935年间的事件,最终的来源则是“万里长征”。《牛津》对于这个时间段的选择,显然是以中央红军撤出赣南,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为准,并没有考虑一年后在甘肃的另一次会师。 《牛津》在定义里,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军队脱离国民党部队的撤退,始于1934年的中国东南,止于1935年的中国西北,途经距离逾6000英里(约9600公里)。”[The retreat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from Kuomintang (Nationalist) troops in1934–5from south-eastern to north-western China,over a distance of6000miles (c.9600km).] 定义底下还有三行小字,以百科信息的方式进一步说明长征的概况:“1934年10月一开始,有10万人离开了共产党在江西农村的根据地,到了1935年10月,大约有2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活着抵达了陕西。虽然共产党折损惨重,不过此趟撤退确保了共产党的存活,1949年才有可能终胜国民党。”[At the outset,100,000 people left the Communist rural base in Jiangxi Province in October1934;approx.20,000 survived to reach Shaanxi Province in October 1935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Despite these losses,the retreat ensured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unists and made possible their ultimate victory over the Kuomintang in1949.] 《牛津英语词典》是一部依历史原则编纂的巨型权威词典,阅读词条就可以了解词汇的演变与发展。除了词源与定义之外,《牛津》还收录了有关红军长征的不同时期的6条“书证”(quotation),从1937年起至2007年止,时间跨度达70年,以此来提供更多的相关脉络与信息。 第一条书证出现于1937年,这是Long March最早的纪录,出自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或译《西行漫记》),因此斯诺应该是把“长征”翻成Long March的第一人。这条书证说,“这个历史性的长征有6000英里远,他们(红军)跨越了中国的12个省份,最后成功存活了下来,在西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The historic Long March of6,000miles,in which they crossed twelve provinces of China..and triumphantly emerged at last into a powerful new base in the Northwest.] 接下来的五条书证,虽然年代、来源各不相同,不过都站在中共的角度,看待当年的这场长征。 第二条书证出自1950年美国的《生活》周刊(LIFE):“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谁了。就是毛(泽东)。” [There was never again a question,after the Long March,about the real leader of Chinese Communism.It was Mao.] 第三条书证引自英国作家连·迪顿(Len Deighton)1967年的《昂贵的死亡之所》(An Expensive Place to Die):“长征意味着国民党杀了250万人。”[The Long March meant the Nationalists killed two and a half million.] 第四条书证是1972年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报道:“长征之前,周(恩来)先生担任过若干要职,周游各地。”[Mr Chou held a number of important posts and travelled widely before the Long march.] 第五条书证出自1982年,为英国著名外交官、熟知中国事务的前港督卫奕信(David Wilson)所言,这是他为《一个共产国际的特务在中国(1932-39)》(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1932-39)写的导读:“他长征后的照片像个小老头,牙龈皱缩。” [The photograph of him after the Long March shows a prematurely aged man with shrivelled gums.] 最后一条书证来自中国学者李小兵,是他2007年用英文写的《现代中国军队史》(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李(大妈)的幺儿死于长征。” [Li lost her young son during the Long March.] 综观《牛津》对“长征”的定义与书证,或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长征的艰辛惨烈,共产党的浴火重生,中共领导人的确立,都在此得到了重点的体现。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斯诺当年作为桥梁的角色,把“长征”的英文翻成Long March,并以其深入的写作,影响了西方人对早年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让《牛津英语词典》对长征做出如此精简扼要的评价,他的角色至为关键,必须记上一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