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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语言学史研究(2)


    再次,要重视“史论结合”。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中较少使用“史论”一词,中国语言学界应该强化这个概念的使用。“史论结合”中的“史”是语言学史料,主体部分是语言学文献,还包括体现某种语言学思想的学术活动;“史论结合”中的“论”是指语言学评论、语言学结论。语言学界有过“学史求真、学理求通”的说法,但提出“史论结合”这一表述的学者却不多。其实,这两种提法有互相重叠的地方,“史论结合”则更为全面一些:“学史”本身不局限于“史料”,“学理”是“史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学论著“文献”是“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语言学史的主体部分应该是“论”,而不能只是“史”。连接“史”、“论”的重要桥梁是正确的语言学观念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语言学论著、评论和结论、语言学观念、逻辑推理,它们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四个关键”。客观、平和、严谨的“论”是中国语言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避免“卷入是非”,刻意地回避“语言学评论”,那不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态度。
    复次,重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研究。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鲁国尧指出,中国语言学并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其实,“语言学也有思想史”。语言学思想史是从语言学家群体成果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从事语言研究的一些重要思想原则和方法论,是探讨语言学发展演变的“共性”特征,它本身就是对语言学史的进一步概括和抽象。因此,包含了“语言学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史著作会更有系统性和理论性。
    最后,语言学史研究要慢工出细活,切忌空疏浮躁。中国语言学史研究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不能仓促为之。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最终成果的前期基础。阶段性成果可以内容细致、篇幅长一些,但最终研究成果(主要是“史论”部分)应该尽量压缩篇幅、简明扼要。也就是说,最终研究成果不是把书“写厚”而是要“写薄”。在研究方式上,多人分工合作不是研究语言学史的有效途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需要通读中国语言学的相关论著和文献资料,但这与“文献古籍整理”工作在性质上很不相同。某些“文献古籍整理”可以各自为政,一人一本、多人分工,然后将各自成果汇集起来就可以了。如果以这种方式研究语言学史,其结果最多算“语言学文献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有理论、有系统的语言学史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更多地属于“一个人的战斗”,需要耐得住“长期的寂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语言学史”(12XYY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