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结果揭晓，侗族作家、贵阳学院教授袁仁琮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成为获奖作品之一。贵州文坛为之振奋鼓舞，侗族文学界更是欢呼雀跃，并且期待着他继续攀登文学高峰，创造新的辉煌。
不料，2017年6月24日上午，袁先生的爱人王敢凤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哽咽着说：袁老师昨日下午二时因病医治无效已经离世。晴天霹雳！我的心仿佛被利剑猛刺，疼痛得几乎瘫倒。想起这些年来，袁先生既像恩师又像朋友，在文学之路上扶助我、引导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他住院时，我曾打电话探问他的病情，跟他调侃说：“您是精猴，您得像家乡原始森林中的青杠树那样挺过这场风雪，您要硬棒起来，雄起来，扛着侗族文学这面大旗，继续引领我们前进！”只听那边的他干咳了两声，笑着回答：“你放心吧，这点病没什么，老毛病了，我相信我能抗赢它，我会重新站立起来的，我有信心嘛！”我一听，心里有了底，对他的康复也充满着期待。因为这之前，我知道他因在家里猛提盛水的木盆而折伤了腰，住了一次院。这次再进医院，是因为腰伤复发，虽然他近几年来身体一直虚弱，但这回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碍。没想到这么快他就走了。
与袁先生的交往由来已久，特别是2011年，贵州省政府把《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这一重大课题交由贵州省社科院承担，吴大华院长即指令我来牵头《贵州侗族文学史》的编务工作。为此，我联系了袁仁琮先生，之后得到了他大力而无私的帮助与支持。他把自己掌握的贵州侗族作家的有关资料与联系方式全部提供给我，还亲自寄来了众多的文学原著和参考资料，并就有关篇目框架设计与文学理论问题，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他既是一个博学、温厚、宽广的前辈，又是一个幽默不失童趣的好友，为人真诚、谦和，处事贤达、智慧，令人感到可亲、可敬和可爱。
《贵州侗族文学史》肯定要重点写到袁仁琮先生，因此，我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他的生命和创作历程。
1937年12月18日，袁仁琮出生于贵州天柱县三合乡碧雅村一个贫苦的侗族人家，父亲是远近闻名的铁匠。他小时上过私塾，先生是清末秀才，藏书颇丰。他爱好读书，喜欢写文章，作文曾获得先生“小子可造”的批语，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鼓舞。后来就读于蓝田小学和天柱民族中学。1956年还在中学读书时，他的剧本《小花和尚看梨》发表在当年的《贵州文艺》第95期上，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勤奋耕耘六十余载，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论文200余篇（首），出版短篇小说集1部，长篇小说9部，论文集1部，理论专著3部，主编散文集10部，在文学创作和理论评论两方面均有建树。
其中，长篇小说《破荒》是袁仁琮的代表作，是21世纪初侗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侗族文学史上标杆式的作品。小说包括第一卷《太阳从西边出来》、第二卷《梦幻岁月》，第三卷《土匪名单》，共100多万字，作品时间跨度为侗族山乡解放前几年至改革开放、进入发展新时期的30多年时间。这30多年，侗族地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破荒》站在历史的高度，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侗乡的社会生活，视野广阔，揭示社会内容深刻，人物众多，人物形象生动、复杂，可谓是侗乡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作者还站在历史发展、人类进步的高度，着眼于人类自身素质的成长与提高。他认为，成长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课题，是必经之路。人的知识、经验、能力都不是先天的，前进道路上遭遇曲折、挫折、坎坷在所难免，关键是要挺过去，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这一严肃的论题，在《破荒》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而具有相当深刻的启示意义。它无愧于是一个民族的风俗史和心灵史，堪称是一部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生命大歌。正因为《破荒》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袁先生先后获得第二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荣膺全国大奖的第一部多卷本侗族长篇小说。
袁先生之所以能写出《破荒》，完全是现实生活的馈赠和情感积聚的喷发。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解放前的黑暗，亲眼见到过拉壮丁的残酷场面，看到兵大爷们在小镇上明拿暗抢的残暴。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新社会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之后，又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的十年动乱和拨乱反正后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感受至深，揪心难忘。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但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考验，带领人民挺过来了，同时吸取了经验教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这些社会生活留给人们的东西太多太多。这一点，中国人是无法忘记的。而且，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惨痛的教训也是珍贵的。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要珍惜。因此，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就成了他作为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再加上过去的那些人和事他都很熟悉，可以信手拈来。同时，他和家乡一直保持着良好联系，一有机会就和妻子常回家看看，若要为小说创作补充材料也并不难。这就是他创作《破荒》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虽然袁先生创作《破荒》的念头由来已久，但他真正敲击键盘进行创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仅仅用了9个多月。那9个多月，他像一个勤劳的老农，在田园里日夜劳作、辛勤耕耘，达到了废寝忘食、宵衣旰食的境地。那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而且身体又向来虚弱。也许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他把生命都豁出去了。
待到《破荒》三部曲全部出版，他已明显地透支了生命。但为了文学，也为了自己的民族，他在77岁时，还担任《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的主编，该书共43万字，他都字斟句酌地审改把关，还将一些无电子版的稿件亲自处理成电子版分发给相关评委审读，在短短数月间，他白加黑、五加二，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到2015年，他的体质已明显地江河日下，气色黯淡，说话吃力，常有支撑不住的颓势了。
2015年10月，我的作品研讨会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举行。事先他已确定参会并写好了发言稿。可到了那一天，他的身体明显地吃力，走路都得由夫人扶着。我知道情况后，力劝他不要来回赶路、坐车劳累了，他的发言稿可由其他人代为宣读。可一向温良谦和的老先生，任凭谁劝说都不听，“一意孤行”地要王老师扶着他到文史馆二楼会议室，仅仅是上两层楼梯，他就休息了两次，举步艰难，令人心疼，又使人肃敬。在会场上，我过去问候他，劝他不要强撑，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可他抬起头来漾着惨淡的微笑说能坚持得住，一定要给这样的会议衬气场。看着他那布着不少老人斑的苍白脸上漫出赶不走的倦意，我的心头掠过了歉意不安的涟漪。终于，他硬是撑着坚持住了，并且作了精彩发言。
2016年6月，侗族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袁先生又是抱病一路颠簸赴京参会。他在会上说：“写作的最初阶段，我喜欢钻研我们侗族有什么民族特点，书写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搞了几年，发表了不少东西。可是沿着这个路子，后来越写越窄了。于是，我决定把侗族的东西放下来，把注意力扩展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孔子、庄子、王阳明，然后再返回侗族的民族文化根基。之后我写侗族不仅仅停留在写衣服、头饰、唱山歌等上面，而是深入到民族特性，表现民族性质。我们要不停地上山，上到高山才能够看到山底下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不停地攀登，我快80岁了，老天爷没有告诉我还能够写多久，能走一天就走一天，能干一天就干一天。我已经把写作作为我的生活方式，作为我的一种生命需要，到底能写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管了。侗族文学的希望就在年轻的一批作家身上，希望他们为侗族撑起灿烂的天空。”其情拳拳，其言诤诤，令人感怀，促人深思。
当《破荒》喜获“骏马奖”的消息传来，他虽然倍感荣幸，但更显得淡定从容。9月份，他从北京领奖回来后，还在家里闭门静思，重新对自己的大量作品进行缜密考量，希冀以后的创作不断升华。他说：“文学创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写一写，我就进入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境界，徜徉其中是一种享受，舍不得放弃。如果是为了名利或获奖，那我早就不干了。以后，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写写学校生活，毕竟我教了几十年书，不写写心里欠欠的。如果还允许，就再跟荀子打打交道，写写这位‘性恶论’的祖师爷。”看，马上逼近耄耋之年的人了，袁先生还壮心不已。
可恨天不假年，今年4月他因腰损住院后，诱发了多种疾病，最后发展至肺炎，最终又发展到肺癌，他那近年来每况愈下的虚弱身体，怎能经受得了病魔四面八方的强势袭击呢。就这样，这颗侗族文学界的巨星，这把始终在燃烧的文学火炬，无奈地渐渐熄灭。
王老师告诉我说：“袁老师非常热爱生命，总觉得自己像往常一样住几天院就能再回家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也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让我们四处寻求名医治疗，可还是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但他留下了遗嘱，要我们亲属在他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撒到家乡天柱县的剑江河，让他长眠在金凤山下、剑江河畔的土地上，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回归到他从那里走来的大山深处的青山绿水中。”
斯人已去，书卷长存。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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