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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最正统的历史解读方式——读《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先生说这话时,正是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所以他提出改良史学,改良中国人的思想。但是,封建中国毕竟是“家天下”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一家一姓,以及附属在帝王身侧的官僚阶级。他们才是这段历史的主体,他们的利益之争,构成了封建历史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本《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脱离了当下大众历史读物流于戏说、耽于野史的桎梏,用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事实、客观的剖析,着眼于探究明朝的权力斗争和兴衰玄机。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他的创立者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出身最草根的一个。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雇农,因此他对底层社会的认识是足够深刻的。早年创业的艰辛是其他出身权贵的皇帝所不能体会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大明基业的继承和延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他的种种施政手段,体现了农民式的狡黠与谨慎。他杀戮开国功臣,让诸藩王离京,明令太监和后宫禁止干政。皇权的专制,被他用到了极致。他对权力的偏执和治理国家的热情,是明朝十六位帝王之最。从他之后,他的子孙们治理国家的激情与能力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明朝的权力格局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设定维持下去。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与燕王朱棣的皇位之争,是明朝权力格局的第一次大变。在此之前,就藩于各地的朱姓藩王拥有很大的势力。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将朱棣逼向死路,最终起兵靖难。这样,在朱棣实现从藩王到皇帝的跨越之后,实际上也就禁绝了藩王起兵造反争夺皇位的可能。因为他的皇位就是这样得到的,所以他当然不会允许再有人依样画葫芦。所以,从永乐朝以后,藩王在明朝的政治格局中,虽然也曾掀起风波,但再没有成功过。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靖难之役,重用文官的建文帝必将把文官推向帝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地位。但是朱棣登基之后,诛杀方孝孺等文官,重用宦官,让帝国的权力结构更加多维化。等到后来的皇帝当政,文官集团赖以抱团的机构——内阁出现。票拟制度更是将皇权分肥给宦官和文臣。
    臣僚集团与皇权的抗争,是一个此消彼长、相互变动的过程。皇帝重用宦官是为了制衡文臣,但是宦官专权之时,皇帝又要依仗文臣来打压宦官。文臣和宦官既有斗争,也存在合作。这样一种动态的平衡,有力地维系了明朝的统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宗被困土木堡,正德皇帝沉迷游乐,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但是宦官和文臣始终不曾威胁到皇帝的统治。
    这样的平衡最终还是失衡了。到了晚明,文官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在地方上拥有庞大的利益团体,而且与中央朝廷的利益相矛盾。皇帝不再信任文官,因此把宦官推向权力之巅。魏忠贤,明朝宦官中的重要角色登上历史舞台。应该说,明朝的宦官始终是忠于皇帝的。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残酷打压,最终引来了更加强烈的反弹。这样,失衡就不可避免,宦官及其背后的皇权,遭遇到了来自文官集团的莫大挑战。
    于是乎,到了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执掌权柄,庞大的文官集团其实已经把他架空。他空有一腔治国热情,但是却无法触动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性格里的刚愎自用、猜忌犹疑等缺点就被放大。最终,大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
    作者宗承灏完整地梳理了以上这一过程,用深刻的见解把明朝的文官政治、宦官弄权讲得透彻、清晰。字里行间显现的是一个冷静而客观的学人风度,没有无谓的调侃,没有对野史的八卦,就是用最正统的观点,加上最精到的解说,为我们展现明朝皇权与臣僚集团的生死博弈,为我们再现中国古代文官政治与君臣博弈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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