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家们推出了一大批以艺术真实作为创作出发点、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东北作家老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长篇小说《草木志》，是老藤继近年来创作的《北障》《北地》《铜行里》《北爱》等一系列以东北地区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之后推出的最新力作。小说延续了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地缘美学密码，但是，与《北障》凸显东北林区“最后一个猎手”在传承狩猎传统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心理、《北地》借父辈的回忆与子辈的追寻这两条线索回顾二十世纪东北地区的开拓与发展历史、《铜行里》对沈阳铜匠行业秘史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工匠精神”的挖掘与彰显、《北爱》通过对国产无人机和商用大飞机设计与制造历程的反映寄予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殷切期待不同，《草木志》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乡村振兴，通过一个驻村干部的视角，反映了黑龙江畔、古驿路上一个名叫“墟里”的村庄，通过化解家族矛盾、重新凝聚人心，既克服了被合村并屯的危机又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过程。在情节曲折又充满了正能量的叙事中，老藤发挥他善于讲故事、同时将哲学思辨融入故事中的创作优长，尽管作品沿用的是常见的“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叙事线索，但因为矛盾冲突尖锐、故事情节传奇、人物形象皆饱满鲜明且富有个性，整部作品读来并不会使人感到落入俗套和平庸，没有产生因为主题的限制而有过分拔高人物、过分突出宣传功能等同类题材作品常见的弊病。尤其是对东北地域（具体到小说中，是黑龙江畔、小兴安岭东麓）风情的观照、对民俗事象和民间传说故事的聚焦，以及对地方特有的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的深入了解与把握，使《草木志》呈现出一种风格独具的地缘美学，为曾经让读者眼前一亮但一段时间以来渐趋概念化、模式化的“新东北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植物来喻人。作品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二三十个，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与其性格接近且为东北地区所特有的植物与之相对应。其实，这种写法在老藤此前的创作中已露出端倪。在他上一部备受好评的作品《北爱》中，画家“大仙”就留着一个看上去像东北湿地里一种叫“塔头”的草墩的发型，“大仙”选择这个古怪而有象征意义的发型，显然是一种故乡情结所系，而“大仙”这一人物的性格，也与“塔头”近似。以往的小说，往往会为其中的某（几）个人物赋“绰号”，但像《草木志》中数量如此之大且集中于某一特定类型，实属罕见。而且作品每一章以一种植物来命名，集中笔力来写与之相对应的人物，整部作品由二十几则生动的人物小传构成；每一则小传之间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墟里村的人物群像。作者的这一构思，暗合了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传统，以及中国传统美学中“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的思想。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性，人应该通达天道，归于自然，在精神上达到主体与客体交融。而“以物观物”，则是在宋代大儒邵雍“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基础上的进一步生发。《草木志》中大规模的以（植）物喻人，一方面是倡导人超越主客对立，顺应于“（植）物”乃至自然，同时又从万物生息中获得体悟，使人物的命运和自然的天道之间相互感应并影响，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共生。但与此同时，作者又没有让“植物”喧宾夺主。作家应该力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人本主义，因为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是要做人的工作，最终的落笔之处仍然是人。
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时有闲笔，但很快就回到主线上来，在增加了叙述的生动性与厚度、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的同时，并没有造成叙述的“失焦”，更不会影响主题的表达。作者之前的作品如《北地》《铜行里》，因为采用散点透视的叙述手法而有结构松散之嫌，但在《草木志》中，作者一方面保留了散点透视的风韵，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叙事主线的坚守弥补了结构上的缺陷。
整部小说的叙事核心，就是墟里村的“一把抓”“哨花吹”邵震天和驻村干部“我”等人努力化解方、石两大家族因早年间方四平和石栏山之间的“蛇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方小茹和石云来土豆窖殉情的“横祸”、当下方世坤和石锁之间因“蛇头”和“三道鳞”而产生的“灾祸”的过程。在化解世仇的过程中，墟里村发展没有载体以及“三老一金”人老心不老、阻碍墟里乡村发展振兴等难题也迎刃而解。通过这一系列富有悬念又妙趣横生的叙事，作者为乡村振兴开出了由“团结”而“气顺”“人气旺”“思路活”的药方。小说中二十八人捐资共同兴建的“都柿桥”是一个象征，正如奠基仪式上的致辞中所说，“它是一座连接历史和未来的文化之桥，是一座沟通人心与人心的心灵之桥，还是一座连接命运与情感的友谊之桥”，意味着乡村振兴的伟业必须以人为本，必须落笔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篇大文章上。
小说还对当下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治生态和某些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予以了真实地揭露和善意地批评。方、石两大家族都想扶植本姓人在村里掌权，“三老一金”又因为种种原因对前任村领导处处掣肘，导致齐满囤无法开展工作，像“打碗花”一样屡屡“摔碗”，被免职后反而庆幸“可以睡囫囵觉了”。被比作“鬼蜡烛”的谢志远官气十足，装腔作势，对村级组织极度不信任，把督导和被督导的关系弄得对立起来，最终受到上级的处理。擅长写材料的老雷曾经是“我”初入职场时的偶像和导师，在“我”驻村前后屡次提醒“我”要多做“无形之事”，不要纠结于“有形之事”，实际上是以一种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去对待具体工作；而且，老雷在工作中严重脱离实际，写材料仅仅依靠新闻、工作总结和统计数据，对农村复杂的实际情况既缺乏了解又没有了解的愿望，反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农村是“一方乐土”……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阻力重重，需要有一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敢于干、乐于干、善于干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草木志》从植物的角度出发来写人，自然而然地引发读者对墟里村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小说中的主要矛盾——石锁养殖“三道鳞”和方世坤养殖“蛇头”之间的矛盾，直接关涉生态问题：无论是石锁对“蓝湖”的改造还是方世坤的密网拦江，都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而方、石两家祖辈因“蛇祸”结下的世仇，关系到野生动物（蛇）的保护；“哨花吹”和“我”等人在为墟里村的发展寻找出路的时候，也总是绕不开对森林、动物以及自然景观资源的考虑。在此意义上，《草木志》又可以被视为一部时下热门的生态写作作品。而作品中那些与动植物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可以给读者带来社会学、民俗学乃至民族学方面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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