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本人这么多年的文学阅读与创作经历，感觉厘定何谓好作品，或有三个简要的评判标准：一曰丰富的生活信息量，二曰深刻的思想信息量，三曰创新的审美信息量。
这个话题我曾在大学课堂上大致讲过，之所以还想在这儿缕述其详，一是感受到文学的峻切的现实，为何我们不断地在流失读者？原因所在多有，譬如新媒体或曰碎片化阅读的争夺，物质生活的压迫以及审美取向的多元；可能还有一个我们不曾自觉与深刻意识到的原因，乃是不少文学作品没有或者太少信息量。在一个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不断涌来和时间不敷应用的当下，保持心灵的安静、慢节奏的生活当然是一种必要的理想，可也得问一句，文学何为？是否要给读者更多而非更少的生活、思想与审美滋润？二是，为何我个人更喜欢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齐邦媛的《巨流河》，以及鲁迅、汪曾祺、白先勇等作家的短篇小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们作品的信息量丰富。
很久以来的电视剧，当然不是全部，确实有不少围绕着家——街——店的生活场景转换，那是当代人的时尚，也是部分受制于拍摄场景的经济考量。我们的文学不受时空制约，上天入地，天马行空，无需局限于戏剧舞台的“三一律”，理应将不同的生活场景及幽微，尽可能穷形极相地呈现出来。加拿大的行业小说之王阿瑟·黑利，他的《航空港》《汽车城》《大饭店》《最后诊断》能够将一个行业的树干、树枝连同树叶一一展列，令人目不暇接，颇开眼界。人生在世，单个人的工作、生活和情感空间都是有限的，需要作家深入、深入、再深入，通过具象和抽象的叙述，把一个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和盘端给读者。我们每每看到，写工厂的不见车间里的喜怒哀乐，写医生的不见技术和人心的折射，写铁路的不见对内燃机或电气机车的热爱……不管写什么，写着写着就到大街、酒店和咖啡厅去了，好像那样才时髦、赶趟、有现代感。在这里，时尚是外套，偷懒是内衣，不愿做田野调查，不愿做深入的人物、行业、工种以及岗职等的采集。以为写对话，斗嘴皮，才好玩，才哲学；写吃穿住行才有烟火气。
毋庸置疑，文学阅读可以囊括人生的各个阶段。故而常见人们争议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也常见人们为文学得失而理论，观点趋同者有，观点大相径庭也不乏其例。浸淫语文教学及写作者，更每为欣赏与写作能力的提高而苦恼。《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自序中有一段话甚好：“《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他说的是，文学艺术家，必须有自己锥心泣血的感受，方可出力作。这是要义。
文学作品要有丰富的生活信息量
这是我斟酌了很久的一个表达，原本还可以用知识信息量、社会信息量、历史信息量等词语来置换。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的判断很简约也很宽阔：美是生活。（高尔泰的美学观点：美是自由的象征）。它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关键词：人物、故事、知识、情感、历史、细节、情节，等等。如路遥《平凡的世界》写到县立高中就读的孙少平，面对主食中的“欧亚非”——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高粱面馍，因身后只有一个贫穷的家庭，只能选择高粱面馍的尴尬，既有很强的历史感，又为小说人物及故事的演进，做了很好的细节推动。毕飞宇的《推拿》写了一群盲人推拿师，盲人的生活又细分为先天盲和后天盲两种，这都会给他们的心理和性格形成不同的影响。盲人推拿师凭气味了解前来推拿者的职业，譬如根据客人身上的柴油味和大钥匙，就可以基本判定是卡车司机。日常生活，也包括各类劳作，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技艺劳动，都值得观察、书写、剔发细节，对比当下不少作者作品，却似乎不乐意或不擅长表现劳动，他们情愿在酒吧、餐厅或歌舞厅定格生活；他们不想也不擅长在劳动的书写中，让人感知创造和收获的快乐。已故作家汪曾祺是写劳动、技艺和乡村风俗的高手，他的《葡萄月令》就是不同节气种植、培育乃至收获葡萄的劳动记录，很美。他的《卖蚯蚓的人》写道：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是贲的。”这个“贲”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着。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蚯蚓还能‘贲’？”卖蚯蚓的人说：“有‘贲’的，我这不是，是挖的。‘贲’的看得出来，身上都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文学当然不主要是提供知识，更无需掉书袋，其知识的书写是为人物和主题服务的。可是当我们从不少作品中看不到主人公（其实就是作者）对劳动和技艺的痴迷与热爱，痴迷的只有心计的推演与权力的角逐，注定是会让阅读者失望的，也无益于提升我们的审美品格。诗人于坚说，他在美国参观，看到制衣工人对自己所做服装的热爱，简直像对待一件艺术品。我想，在坚持劳动权益和回报的同时，也多有对土地、劳动和精湛技艺的热爱而不是鄙夷，我们的生活和文学才更值得留恋。
生活信息量的要义：1.独特的生活视野，并能在这种视野里引申与阐发与现实生活的关联；2.生活的广度、宽度、历史的纵深和值得我们回味的细节；3.人物个性及行为给我们的联想与启迪。
文学要有深刻的思想信息量
如果把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比喻成文学的血肉，那么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就是文学的灵魂。一篇短文犹如齐白石的斗方和扇面，花鸟虫鱼，不一定要强调思想，有些文章，有趣即可。但是大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就要有思想力的蛰伏。
看过一个名之为“英雄”的电影之后，我曾写过一篇杂感发表在《随笔》。说的是我们当今的一些文艺家，其某些作品的思想，甚至尚未达到百千年前民间文艺的水准，如《孟姜女哭长城》之类。后者，起码还有的朴素的人道主义。那种视鲜活生命如草芥，一味颂扬帝王为征战而血流成河、尸骨枕籍，不问是非、成王败寇的所谓英雄，屡屡在我们的影视和小说中找到了不该有的褒扬的对应，真是令人掷笔浩叹。
毋庸置疑，德国是二战中的战败国。时过境迁，彼国仍然常有优秀的反思作品出现，譬如《生死朗读》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这是一个包含灵魂追问和救赎的深刻故事。这个故事直接继承了战后德国思想文化界对于纳粹现象反思的结果，比如汉娜·阿伦特的“平庸无奇的恶”。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有不少并非一望即知的恶魔，而毋宁说是一些看起来平庸无奇的人，当他们卷进了那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那样“忠于职守”，严格服从上级下达的每一道指令，且不管这种指令多么违背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伦常与常识，譬如是滥杀无辜。在上级命令和“规则”面前，他们原本应该有自己的基本判断，所做所为，是否符合人类道德的基本价值尺度？是否以无妄剥夺他人的生命或自由去换取岗位的稳定与不菲的酬劳？他们表现得越平庸，越听命于指令，其工作成就越大、越光滑迷人，破坏性也就越大。他们自己身上的人性，也被黑洞一般幽深的制度和指令所吸纳，最终他们也就匍匐在地，成为一具没有思想和生命的行尸走肉。
对比这一类深刻而艺术的表达，我们的很多作品都显得太过苍白。
具有深刻的思想蕴藏，个性追求，还是俗浅的跟风转篷、空洞生硬，包括为猎取功名与厚禄而媚俗，此为文学作品高下优劣的分水岭。
思想信息量的要义：1.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中，提升出自己的观点，个中观点不仅言之成理，而且独辟思考之境；2.思想的境界、器局与人类文明与文化价值观相颉颃；3.避免说教以及思想大于形象——尤其虚构文体。
文学作品要有创新的审美信息量
创新的审美信息量是文学或“错采金镂、雕缋满眼”，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仪表妆容。按我们的理解、审美信息就是语言、结构诸风格的创新性表达（或平淡朴实、或机智幽默等），包含这些，但，远不止于此。
以格拉斯的《铁皮鼓》为例：三岁的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蛰伏”的侏儒。在他童稚的眼睛里，这个社会是一个破碎的万花筒，不少人都昏庸失智。奥斯卡于是不问世事，整天痴迷于拨弄和敲打一只铁皮鼓，借此发泄对社会和人们的不满。如果谁惹了他，他会不管不顾地大声尖叫，震得窗玻璃和老师的镜片稀里哗啦地变成碎片——他可以要那层楼的玻璃碎裂就碎裂，甚至可以碎裂成各种荒诞的图形；尽管他个子很矮，却是智力超群，屡屡得手。面对他的睿智、犀利和顽固，母亲忧郁去世，表舅也在战乱中离世。奥斯卡随侏儒杂技团赴前线慰问德军，三年后回到家里，彼时苏军已经攻占了柏林，身为纳粹军官的父亲吞下纳粹党徽一命呜呼。埋葬父亲时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了，尖叫使玻璃破碎的特异功能也随此消失。奥斯卡是作者笔下一个独具匠心的形象，奇特的故事寓意了深刻的现实批判，达到了想象力、表现力和审美力最具象征意味的契合。“凡是用鼓挫败不了的，我便用声音置他们于死地。”这是一个贯穿《铁皮鼓》全篇的精心的美学设计。这般设计独具匠心，意象鲜明，寓意丰富，颇能彰显文学的出奇制胜，令人过目不忘。
南美作家给中国影响最深的，一个是《百年孤独》的作家马尔克斯，一个是《绿房子》《城市与狗》的作家略萨，一个用魔幻的手法批判现实，一个用多变的结构建造独属于自己的美学大厦。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各占重要一席。可以说，审美信息量属于有深刻思想和辽阔想象力的作家。
审美信息量的要义：1.作品从语言、故事、情节、细节、结构到人物均有创新性表现；2.创新的一头关联现实生活，一头关联审美理想，其间的通道是合理性、关联性与渗透性，不为创新而创新，一味“创新”的东西很难有受众，要把握好创新度；3.因独特的表现力给读者留下掩卷难忘的印象。归根到底，审美信息量，要求的既是你的独一份，不与人同，却也不能完全背离读者的接受能力。当然，在某些新的文学表达面前，一成不变的审美习惯会遭遇顽强的阅读挑战。
以上可算是我的创作谈。好文学或曰好作品的三个信息量，是我的创作追求，此处依然用得上太史公那句老话：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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