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曾在《艺术中“有趣的”因素》中指出艺术中“有趣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因素，读者从中能够窥见时代的哲学、价值观念与情感态度。同时，他还着重强调艺术创作上的有趣性，认为它是激发人们阅读兴趣的恒定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馆》是一篇集“有趣的”因素与有趣性为一体的小说，它不仅呈现内卷时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同时还在叙事上展现出高度的趣味性。
《工作狂博物馆》是一篇根植于现实并融汇科幻元素的想象型小说。故事背景设定于2080年，一座未来博物馆的玻璃柜中专门展出一位名叫申公雀的工作狂。“我”通过讲解员宋海的叙述，了解到申公雀的生活状态和工作内容。申公雀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对学习的狂热，博物馆也因此兴建，展示她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遗物，宣传她的“奉献精神”。她进入博物馆的玻璃柜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分昼夜地忙碌，成为了“工作狂”典范。这种极端工作方式使她逐渐失去了正常的生活能力，行动也退化为一种近似爬行的状态。尽管如此，她仍备受追捧，人们购买与申公雀相关的纪念品，甚至她呼出的二氧化碳也成为竞相抢购的对象，只因博物馆声称她呼出的二氧化碳能提升人的智力水平。作者借此讽刺了社会对于“内卷”的盲目崇拜及由此引发的过度商业化行为。
申公雀在博物馆的宣传中只是一个代表工作狂的符号，当她的前任肖尔苟发文曝光两人恋情纠葛后，申公雀的形象变得真实而丰富。“我”从肖尔苟发表的文章中看到申公雀的好恶与焦虑，“知道她血管里流淌的液体是红色的，眼睛里流淌的液体是透明的。”申公雀此时从一个“神圣却干瘪的符号”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着的人。后来，祖母对“我”讲述她与申公雀之间的交往细节，又进一步赋予了申公雀以情感和精神，并让“我”感知到申公雀年轻时的心理状态。虽然祖母的手稿里明确写到申公雀是被校方及多重力量共同推向玻璃柜的，但“我”依然从中察觉到申公雀可能是出于自愿，人性深处的动机与抉择让申公雀形象变得更为立体与复杂。但不久之后，互联网上的信息再次颠覆了“我”的认知，玻璃柜里的申公雀竟是祖母扮演的，肖尔苟的爆料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谎言。最终，申公雀形象从真实存在的人又变成了一个由社会精心包装出来的虚假人设。
通过“我”对申公雀形象认知上的转变，可以发现拟态环境下的人设塑造的运作机制。校方作为初始推手，先利用社会导向设计出一个工作狂形象，让申公雀成为内卷价值观念的象征性符号。随后，博物馆又凭借舆论的动态性将工作狂精神推向舆论高点，实现申公雀工作狂人设的再生产，打造申公雀的品牌力量。申公雀是多方合力通过信息筛选与加工共同制造出来的虚拟角色，成为劳动异变的典型形象和可消费的商业化符号，她获得了群体的认同，博物馆里挤满了被申公雀精神俘获的人群。
小说中有一个核心意象是专门用于展览申公雀的玻璃柜。透明的玻璃柜既是外界透视申公雀工作的窗口，又无形中构筑了一座囚禁申公雀的牢笼。它象征着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一个看不见的屏障。申公雀被置于玻璃柜内的境遇，其实也是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寓言式书写，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信息时代构筑的“透明之笼”中，而不是活在真正的现实世界。
“透明之笼”给人带来一种窒息感，文化产业的严密结构又会使人产生怀疑和抵抗心理。所以在小说中，无论是宋海的解说还是肖尔苟的文章，“我”始终抱持审慎态度，察觉到诸多蹊跷之处，甚至对祖母手稿里写到的申公雀被迫关进博物馆的内容也产生了怀疑，发现“有很多地方还是说不通”，“我”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推测申公雀可能是自愿走进博物馆的。而祖母对“我”这一猜测的肯定，直接开启了故事的急遽反转之门。小说尾声，祖母患癌住院期间，“我”在手机上刷到申公雀去世的消息。后来互联网上又冒出三位网友，指责工作狂博物馆涉及欺诈和不当行为。一位少女自称为申公雀的孙女，曝光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的申公雀私人照片；一位老妪则宣称自己曾在2032年与2035年顶替申公雀在博物馆工作；而一位男士更是指出肖尔苟是帮助博物馆炒作热度的一个化名。三人的曝光揭开了拟态世界的虚假面纱，指出申公雀是博物馆为炒作和吸引消费雇人扮演的角色，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是被构造出来的幻象而已。
当然，对于产业秩序的管理者与维护者来说，网络上的声音是一种威胁，他们尝试用官方的声明来消除这些“噪音”，但处理的方式却是机械化的，“造谣者必将得到法律制裁”这句声明重复的次数越多，它所起到的效力就越微弱，与此同时，群众感到被愚弄的心理越加明显，怀疑和不信任感也会进一步加深。作者在结尾部分呈现出了后真相时代因主体分化造成的相互否定和相互试探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与祖母的亲情关系让“我”看起来是离真相最近的人，但“我”仍与其他人一样从网络上寻找真相的痕迹，“我”与作者以及读者平等地活在一个没有根基的超真实世界里，这让我们在触及真相之时，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又一次掉入更深层的幻象中，那位作为申公雀扮演者的祖母是否也是一个被制造在“我”生活里的人设？
“我”调查博物馆阴谋不仅是一场探索社会真相的旅程，也是重新发现个体精神世界的过程。当我们意识到申公雀就是祖母扮演的一个角色时，祖母这个人物直接从幕后推到了前台，而祖母为何扮演申公雀成为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从社会层面来说，“工作狂”是社会生产体系下对极致工作效率与投入的一种极端追求与塑造。祖母作为这一社会环境下的个体，根据这一模态选择并想象了申公雀角色，她将这个形象代入到多方力量设定好的剧情之中，将自己与所对应的人设产生社会关系，借助博物馆的展览与宣传，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人设塑造与消费文化的构建之中，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从个体精神层面说，我们可以把申公雀看作是祖母因内卷和焦虑分裂出的一个极端人格化身，这个人格如同镜面映射出内卷时代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并占据了祖母主体意识的领地，祖母被封闭在自我设定的象征符号之中，成为了工作狂申公雀这个符号的影子。祖母扮演申公雀不仅是她对外部压力与内心焦虑一种极端反应，更是主体意识面对社会异化自发启动的自我保护机制。
以上对祖母扮演申公雀的心理剖析，仅仅是笔者想要证明两者是同一个人的推演过程，或一种解读的角度。比起张粲依对当下社会情绪的敏锐发现与精准把握的才情，我更沉迷于她用纯粹的情感来缝合人格多重性的写作方式。申公雀是祖母内心分离出来的一个部分和角色，但作者让祖母与申公雀之间成为了朋友并产生了情感，用女性之间的情谊照亮被误读与被遮蔽的另一重人格，让我们在理想的爱中辨认出了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暗影。作者对申公雀与祖母情感上的处理与达伦·阿伦诺夫斯基的电影《黑天鹅》有相似的地方，影片讲述芭蕾舞剧《天鹅湖》要求演员不仅能够精准诠释纯洁无瑕的白天鹅形象，同时还能演绎邪恶魅惑的黑天鹅角色，两个年轻女演员在竞争舞剧主角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观众最后才发现另一个演员其实是女主角精神分裂状态下的幻想人格。相较于电影对个体精神现象的极致探索，张粲依的小说则从个人的切身感受出发，书写当代社会对人的精神造成的影响，她借助祖母一体两面的人格特征所构成的冲突，直接消解了“工作狂”这一概念，使小说获得了极强的反讽力度。
张粲依在《工作狂博物馆》中想象了一个未来图景，将“内卷”具象化为一种装置艺术，把象征“工作狂”的申公雀封装进透明的玻璃柜内，展示当代社会普遍蔓延的焦虑情绪和状态。面对“透明之笼”的围困，她以犀利而戏谑的笔触回击了那些无形操控我们并加剧社会焦虑的隐秘力量，用一种近乎执拗的声音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便我们知道自己活在一个真实逐渐被取代的世界，但我们依然拥有洞察真相的能力以及保持质疑的权力。从这个层面来说，小说中的有趣性因素不仅在于作者塑造具有当代性的人物形象，揭示出拟态环境存在的真实困境，还在于小说中传递出来的作者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说作者需要做出道德内容上的评判，而是指一种道德范畴上的指引，它看似无足轻重，不会影响艺术创作的水准，但却能超越小说的意义结构，呈现一种时代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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