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淑芳的《十月》讲日本女人菊子十岁被卖到山打根，爱上从基隆去的牧师。时间是孙中山革命的年代。或许因为我留意过相关历史，小说让我惊艳无比。在“圣与非圣”“洁与不洁”中的梭巡，丝毫不做作，那真是功力——尽管小说可能有点晦涩。赖香吟早期偶也晦涩，我也不觉得不妥——有些东西就是晦涩保得住浓郁——有天突然就敞亮了，也有敞亮的好。过去的贺淑芳也并不掉入文艺腔，但还是保有不少书面语的特质。《蜕》令人感觉是巨大转折。以往只是内容的野性不羁，这下在语言上也放开了。活得不得了。有时甚至感觉到人物就在面前呵气，非常血肉之躯。
强烈的生命气息——使用这种热烫风格处理“历史”，颇有艺高人胆大的味道。因为原也可以走黄碧云《卢麒之死》的路，更冷眼旁观些——结果没有。两者各有所擅，黄的优异比较好懂，但我感觉贺淑芳在伦理上也做足了非凡功课——因为，不经深思熟虑，很难“纵身跃入”向来噤声，连研究也半空白的历史事件。写作者常问，对于真实历史事件，小说家到底何处可写？何处不可？我以为这没有铁律，但原则肯定是有的。
“‘五一三’是马来西亚历史的分水岭”——我读完《蜕》再回去看历史书，“五一三”并非完全没被提及，虽然有些只说“一九六九年的种族冲突”。但史书存在若干问题：有从反殖民或国家治理角度出发，只把该事件视为首相东姑·阿布都拉曼任内的污点，赞许之后“新经济政策”安抚了马来人。另有尽力逐日还原经过的，但作者似也感到官方资料太占比重，即使力求完备，也难“秉笔直书”。“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出现过明令禁止讨论的法律，对言论自由与学术研究，自有靳伤。二年后，都还有人因与官方观点不同而受罚。历史书都表示“五一三”有其严重性，但严重在哪，偶尔语焉不详。读过《蜕》我才懂，因为“华人移民”在这段历史中不怎么被当成记忆主体，也几乎不被赋予视角。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不知道怎么思考移民，移民好像历史中的模特儿或假人——被推倒或送命了，还是不痛不痒，有部影片多年前揭发法国的丑闻，有个政策宁可付钱给北非移民后代令其“归乡”，也不愿接纳他们。然而，这些移民当年之所以来到法国，完全是因为法国缺工而主动大量招募。《中英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可以将中国的劳动人口运往其殖民地马来半岛。一八五一—一八七五估计有三十五万契约华工构成“移工潮”。另外，也有前来依亲者。
割胶、洗锡米等华工写照中，贺淑芳除了带入了“奇迹写实”的色彩（如同“母亲挖坟”一场），也深描了参与其中的女性与儿童。《我父陈亚位》里，陈亚位到吉隆坡时才六七岁，从没上学，不会听讲马来话，但会制鞋。“五一三”时，十岁儿子失踪，夫妻关系也生变。多年后，在车站巧遇前往应征新职的女儿桂英，不欲拿女儿钱，谓女儿钱要养女——后接桂英想起弟弟与清明。
父女一向疏离，却非无情——这段文字无甚奇，但除了写出受难家属如何一生为伤痛萦绕，在写亲情上，也是万中选一。桂英“外婆家屋被烧了，没有人逃出来”，老人小孩无幸免，烧死前遭劈砍。例外是出门工作的阿清阿姨与三舅，后者受马来人保护躲过。官方公布有七百多房屋受损，流离失所的人也上万。“外婆家”只是众屋之一，但就家族来说，却几近灭族。受难的单位不只个人与家族，还有“爱人们”。楔子里就开宗明义，记忆也与求爱相关，两者要跨越的困难都必须承认自身曾有真实“坏情欲”。贺淑芳的大宗记忆者，除了是女性，也是爱欲者。边洗衣服边哭丧子的桂英母亲叶金英，有情夫阿良叔叔。桂英与阿斑在一起欲火高涨。然而，“五一三”那一日才“为恋爱铺远路”地，特去拿鞋的阿清姨，在路上失去又是密友又是情敌的友梅，还“全家死那么多人”。感觉到与死亡深连，阿清觉得“我不能再恋爱了”。死亡的威吓能阉割多少？小说哀悼死于暴力，但并不与死亡连成一气阉割人物，这是爱欲立场能够带来深刻人性的表现。
马来西亚史很复杂，最忌以其他历史“以此类推”。史上固然出现过歧视华人的种族政策，但要化约所有马来人皆信此道，也很可疑。《蜕》面质也扭转了历史刻板印象，但先于一切的，还是“以文学技艺转变记忆基模”的批判与实践。血脉、族群或国别，是十九世纪遗留的长期记忆基模，亲属世系以及与族群有关的年代，至今仍是强势基模，经常牺牲其他基模或作为其他基模的“遗忘机器”。譬喻而言，贺淑芳的记忆之屋，不是家祠，更近万应——它补缀连补缀的“百衲被”组织，容纳了更多族群二分外的感怀与见证——《宋红欢与宋万波》是较鲜明的例子。小说一方面近距离地拥抱了爱恋与生活的肉身痛楚，另一方面，也不忘远眺历史（或对或错）给定的身份与包袱。两者的高反差交错，带来极其繁复的冲击，既形成小说家独特的“五一三”文本，也深切地对应近年艺术文化领域，对于“后国家之必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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