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感觉中，这些年，孙频就像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作家。自6年前从人大创造性写作班硕士毕业后，她不仅从热闹的文学中心退场，甚至直接从众人眼前消失了。她去了哪儿？后来听人说，她结婚并定居岭南，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是的，她在远方，在文坛的别处——大大小小的公开场合都难以见到她，任多么热闹的盛会也鲜有她的身影，然而，翻开各大文学期刊的目录，又总是她，还是她，一篇又一篇新作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这些体量不小的作品我并没有都读，而那些读过的又总是念念不忘——比如《骑白马者》中“逆流上山的人”，在阒静山林间漫游，他逆时间而上，在似真若幻的现实/梦境间，在恍兮惚兮的记忆迷宫中，追寻着历史与人心的秘密。又如在我看来堪称姊妹篇的《白貊夜行》和《棣棠之约》，前者写四位女性、后者写三位男性，在逼仄的空间环境中，各自的现实际遇、命运浮沉。他们互为镜像，照见了彼此，也鉴照了数十年间中国经济社会、世道人心的几番转折，理想高蹈与世俗羁绊之间的多重张力——有许多七彩的梦被时间怪兽悄无声息地吃掉，连渣滓都不剩；也总有人在与时空的搏斗中，有力地塑造了自己，独自活成了一个世界。
就文本而言，孙频的写作也是“在别处”的，她的小说中没有一线大都市的繁华掠影，没有现在进行时的火热生活，有的是远离中心的十八线小城，是空气似乎都弥漫着黑色尘粒的煤城，又或是明艳而又神秘的幽谧山林，远离内陆的孤寂海岛，似乎很难从文学地理的层面去阐释与框定之。她找寻到了一种自由，“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我们也便跟随她舒展的叙事一路行来，识鸟兽鱼虫，观万般风景。
孙频新近又成中篇《截岔往事》。所谓截岔者，就是一个端坐在山谷中的盆地。文谷河从阳关山峰奔流而下，出了一个狭窄的谷口，就进入了截岔，河水最终将流往平川，因而截岔便处在大山与平川的中点上。截岔的七个村庄如被文谷河流穿起的珠串，顺流蜿蜒而下，依次排列。人们依水而居，水是生命线，所有争斗都因水而起，所有的恩怨都因水而生。在文本层面，小说讲的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1975年的一场大洪水卷走了位于截岔最上游的迷虎村，幸存的村民被分散迁往截茬的其他村落或山里，甚至背井离乡流落外省。“我爷爷”带着一家人就近迁到曲里村，然而，不久，“我爷爷”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打死在水田里。“我奶奶”一病不起也很快离世。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随着叙事的推进，我们知道，仇恨的种子或许更早就埋下了）。“我父亲”从截岔出走，独自在截岔盆地边缘的荒滩上开荒辟田，落成了“小虎村”。村子的其他成员仅包括“我父亲”后来娶的瘸腿老婆“我母亲”，两人生下的“我”，以及一头牛一只狗和十只鸡。独门独户、遗世独立的小虎村同截岔形成了一种紧张对峙的关系，“我父亲”那册写满了他猜测臆想中的“杀人凶手”姓名并不时更新人名的小本子，连同墙上“我爷爷”的遗像一起，铭记着世仇。那仇恨被“我父亲”喂养得日益肥大。同时，世仇也导致了一家人陷入孤绝。“我”眼馋地看着截岔的孩子们玩着喂馏米的游戏。“有那么一刻，我真想走过去，和他们成为朋友，一起来玩这种游戏，但我心里又充满畏惧，生怕被他们拒绝。”
水为山民们浇灌农田，也为他们运输木材。水涨船高的夏秋时节，从山上砍伐的木材被编成一个个大木筏，顺流而下，运往截岔盆地的武元城中转交易。“我父亲”后来当上了筏头，立在木筏的最前面引路。木筏从山里一路直下，“我父亲”却刻意避开截岔的村民，仇恨如鲠在喉，久而久之成了心病。在“我母亲”的干预下，“我父亲”上山接受牧师布道寻求解脱，他“要去爱，要去宽恕”。从此，“我父亲”摇身一变，成了免费交通员，为截岔居民蹭木筏“捎足足”提供最热情周到的出行服务，而无论何时，他脸上始终堆着一层厚厚的笑容。“这笑容太过丰盛肥厚，以至于溢得到处都是，简直有些触目惊心。这笑容可不是随手安装在脸上的，是父亲对着镜子苦练出来的”，“他更像是在扮演那老牧师，他只是一个演员，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角色”。而接受“我父亲”帮助的截岔人显然意识到了他刻意的和解姿态，这并不能使他们轻松受用。尤其是在“我父亲”越来越熟练、渐入佳境的“宽恕表演”中，其实隐含着一种沉默的道德压力。他拒绝回报地单方面付出，扮演着一个以德报怨者的角色，悄然实施了对截岔村民的道德绑架。在“我父亲”坚定地拒绝一位截岔老人以莜面作为回报时，他或许已意识到，“原来，宽恕也是一种复仇的武器。”小说在仇恨/复仇/宽恕的多重辩证中，被引入人性与心灵的深处。如果说，当仇恨的主体“我父亲”在“复仇”和“宽恕”这两种行动中选择了并真正做到了“宽恕”，那么就意味着仇恨的消除，“我父亲”作为仇恨主体的地位将不复存在，那本记满仇人姓名的本子也将失去意义。又或者，“我父亲”在“复仇”和“宽恕”中选择了“复仇”，倘若“复仇”成功了，那么，“我父亲”也同样会失去“仇恨”主体的地位；然而，当现实中“我父亲”将“宽恕”当作“复仇”的武器时（作为被仇恨对象和被宽恕对象的截岔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他既没有真正宽恕，“复仇”也没有真正实现，它只是延宕了，“我父亲”就一直还占据着那个“仇恨”主体的位置。也就是说，“仇恨”与“宽恕”同时困住了他。而呈现在面上的蛛丝马迹，却是他脸上永远挂着的瘆人的笑，“他脸上的那层壳越笑越深，但无论怎么笑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阴森，简直像个出土的青铜面具。就连后来的我都有些搞不清楚，当时的父亲是真的感受到宽恕所带来的愉悦了？还是发现宽恕也可以作为武器，从而把这个武器使用得更加如鱼得水？再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孙频的小说中，有一个元气淋漓的民间社会。木筏如一座移动的村落聚会，人来人往，各色人等皆生气勃勃，有在筏上光脚围坐一圈打麻将的，有忍不住嘴馋吃多了酒枣在筏上耍起酒疯的。难得讲话的山里人见面就如同话痨，谈天说地活色生香。如那对养鹅老人和种瓜老人的斗嘴，妙趣横生。种瓜老人将他朋友们的名字刻在幼瓜上，瓜熟之时，将这些定制的西瓜通过河水“寄”给他的朋友们，而这些瓜们总是能准确送达。那是民间的情义与诚信。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二河神的生日晚上，村民都会在文谷河里放河灯。那随河灯流淌的心愿是人与人、人与神的对话。人是需要人的，被隔绝在小虎村“我”因难以承受的孤独而将“我想交到一个朋友”心愿写在了河灯上，偶然与“截岔王”的孙子成为互通音信的朋友。在柏王的树洞里，两个小朋友交换着秘密，“我父亲”那本写满杀父仇人姓名的小本子被作为最大的秘密，也终于从暗处走到了台前。那被悬置与延宕的复仇无可避免了。小说在如河水舒缓流淌、控制有度的叙事中，转入后半部分，渐渐地达致高潮。
民间自有民间的解决方式——子报父仇是为孝，挺身而出是为义。在“我父亲”的“生死薄”上名列前三的，除了已殁的游家明，第一名“截岔王”和第三名张有德皆主动上筏投诚，自认就是“仇人”。当年的恩怨渐次浮出水面。小说也将笔力伸入每个“仇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发现，截岔王和张有德正是小说在前面介绍过的当年为各村子守水、抢水、打水仗的关键人物。小说在此处埋下了伏笔。此时两人都已进入风烛残年。当年为了能给曲里村分到更多的水，把自己的两根手指都炸熟了的截岔王，此时已偏瘫，且孙子罹患白血病不久于人世。他的人生陷入绝境。他对“我父亲”说了这样一段话：“俺就是你那仇人，快不要再找了，以后也不要见人就笑了，怪瘆人的，你去问问哪个截岔人不怕看见你笑？你要不笑，谁都能好受点。这不，仇人就在你对面，以后不想笑就不要硬笑了，对自己的老婆娃娃好一点，你这娃娃，自小俺就见他在截岔里一个人晃悠，连个和他耍的娃娃都没有，也是恓惶。老人们讲求仁得仁，你爹一辈子贪的是好处，俺一辈子要的是个名声，俺死了，这名声正好归俺。”这段话把“我父亲”被内心的仇恨控制的人生和对截岔人虚假的“宽恕”给点破了，也将他与“我爷爷”的矛盾分歧暗示出来了。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完此话他还掏出刀不惜自残。然而，“我父亲”却以一句“我没有仇人”，企图继续占有名为“宽恕”的复仇武器。
另一位当年为了南堡村抢水而身背自制炸药包的张有德，其实是南堡村收养的孤儿。“大约因为这幼年被遗弃的经历，在成年之后，他对集体便有一种过于浓烈的嗜好，简直上瘾，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像南堡村的人。”仿佛成了南堡村人的“冤大头”。此时，他牙齿都掉光了，有一种洁净与强大的荒芜气质，如老僧参禅得道。他上筏后对“我父亲”说：“截岔王不过是为了留名，我才是你那个仇人，把我的命抵给你爹，你就可以安生了，以后切勿再找了。”言毕拎着两只装满石头的木桶自沉河底。他为了献祭于“集体”的概念而决意舍身赴死。小说在一个一个描述复仇行为的时候，也带出了一个又一个截岔人的传奇故事，共同刻画了一种截岔的民间性格：“豪爽、慷慨，还有点好斗”。
两位想象中的仇人的主动上门，也并未真正解救“我父亲”，他像把本子上的仇人都吸进体内，越变越大，接近崩溃的边缘，小说叙事也接近高潮。住在迷虎村废墟里的李顺老汉也自称是“仇人”，并站在“我爷爷”的遗像前跟“我父亲”展开了一场辩驳质问。在“我父亲”的叙述中吃苦能干又聪明、照顾家人的“我爷爷”，却在李顺老汉的话中显出了另一面：凭借上游迷虎村村长的权力，在浇灌农田欺压其他村庄，在移民迁居中欺压本村人，手上甚至还握有命案，因此杀他的凶手并不是哪一个，而是众人。挺身除暴是为义勇，这是自在自为的民间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的“复仇”。冤有头债有主，仇人消失于“集体”中，“我父亲”的仇恨失去了对象，他至此才彻底地宽恕，更确切地说，是放弃宽恕了。宽恕事先就占据了一种优势地位，一种居高临下的对权力控制的肯定。“也许，父亲就是从听到爷爷把文谷河的水当做权力的一瞬间明白了他自己，他把宽恕当成了一种权力。他们其实如此相似，不亏是父子。我想，也是从那一刻起，父亲真正放过了自己。”“我父亲”放弃了宽恕，而作为“宽恕”的表情，他脸上的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但渐渐地他脸上重又有了光亮，好像他已经从溺水中把自己解救出来了，然后，他朝着一个虚空的地方，再次慢慢笑了起来，他无声地微笑着，整个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盈和自由。”
那场盛大的武元席便是这场终极和解的仪式，它是谅解，亦是致歉，一切尽在不言。那场月光下的酒席，被作者以极其精细的笔墨烘托铺陈得诗意盎然，洋溢着民间的欢乐。月光温柔地洒下来，照亮了美味珍馐，也照亮了世道人心。
小说被作者名之为“往事”，也似有深意存焉。一切都已成往事，就连那座从唐代始有的木头城武元城，也要因修建水库而彻底淹没在水底，人们依依不舍地与其告别，“而武元城周围的那圈山峰在月光的反衬下更显黢黑森然，像威严的众神站立于四周，慈悲地俯视着这座小小的木城，大约它们也知道吧，知道这木城即将结束自己的使命，知道今晚的武元席便是最后的盛宴。”于是，这场和解的盛宴也成了“为了告别的聚会”。当一座城葬身于海底，当沿河修建的公路取代了河的运输功能，木筏逐渐消失；当一切爱恨情仇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都成了“往事”，那山民的汉唐古风安在，那支撑着民间社会的公义与情义等美德是否还能延续呢？这似乎也是近年孙频在小说中多有触及的现代性命题。
恩怨已了，在《截岔往事》中，已彻底和解的父亲，每年都能定期收到从上游漂下来的刻有他名字的大南瓜、大冬瓜，人们依然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情谊。当汛期来临，“我父亲”依然会自制一只木筏，“从文谷河的上游往下漂，仍是在每个沿河的村口都要停留一下，把那些想去下游走亲戚甚至想去水库钓鱼的人们都捎上”。
——“漂进水库的筏子上已经只剩下了父亲一个人了，他会放下长杆，静静立在筏头，任由筏子随水飘零。烟波浩渺的水面上映着翠峰的倒影和父亲的一叶扁舟，远处的芦苇荡里芦花如雪，不时有几只体态优美的水鸟从芦苇荡中飞出，从水面上滑翔而过的时候，总是会留下一道丝绸般的水痕。”
人是自己的宗教。那木筏也如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带着“我父亲”以及众人在现实的滔天洪水中抵达彼岸。它更是“我父亲”心灵的涉渡之舟，心无挂碍的“我父亲”，在天地之间，独立筏头随水漂流，世界敞亮又自由。如德里达所言：“宽恕那些不容宽恕的行为是人类理智的升华，或至少是将理智的原则具体化，这是一种人类心胸宽广的标志。宽恕就意味着自我超越。”（《明天会怎样》）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截岔往事》读作一个人最终与自己和解的故事。
想起不久前，在bibf展厅闲逛，偶遇多年不见的孙频，惊喜之下问候了几句，她便被拉走去面对镜头采访。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够胜任这样的角色。只是回头一瞥间，感觉她的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我确信，她也与曾经的自己和解了，她的世界将越来越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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