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天涯海角，之死靡它——论《文城》“寻找”美学的意义生成及丰富蕴涵
余华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文城》，延续了其以往将“寻找”作为“重要的故事内驱力”[1] 的叙事风格。小说在呈现美好人性与多舛命运之间强烈叙事张力的同时，也呈示着命运的偶然性与人生图景的丰富性。
作为堪称“迄今为止余华创作中的第四次重大转折”[2]的《文城》，其小说结构具有重要意味。《文城》上部是以林祥福为焦点的“梦幻叙事”，夹杂着“混乱”的叙事风格，为下部《文城补》以小美为焦点的“人间叙事”造势。[3]在《文城》的补篇与正篇所形成的叙事结构张力之下有着更多值得探索的深意。从此点切入，结合林祥福寻找“文城”的过程，也会发现“文城”的命题之下既有叙事新变与独到美学意蕴的生成，也有着对《活着》写作精神脉络的延续。
一、“延宕”中的文城：漂浮不定的生命之舟
在《文城》第十二章，林祥福对小美说过这样的两句话：“如果你再次不辞而别，我一定会去找你。我会抱着孩子去找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4] 梳理林祥福南下寻妻的脉络，却会发现小说之后的情节，与这种“天涯海角，之死靡它”的誓言与寻找动机形成了一种悖反的效果。也有学者指出，《文城》正篇让人感觉仿佛重现了当年《鲜血梅花》式的叙事中，“一切都在别人掌控之下……其人生显得毫无意义”[5] 的故事。进一步地讲，同样演绎了“寻找”主题的《文城》中，小美早已在风雪中自悔赎罪而死，林祥福却又苦寻“文城”十七年，与《鲜血梅花》中阮海阔寻找已死的杀父仇人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于后者的“漫游”[6] 姿态，溪镇这一符合小美家乡风物、方言特征之所，使林祥福“天涯海角”的漫游色彩消退了。虽然他的寻找动机与结局均呈现出“之死靡它”的意味，但是他后来所遇见的人与事却再也无关乎小美及“文城”本身。生活、叙事与前景的不确定性构成林祥福的生命指征，也使他的寻找陷入迷茫，生发出与具象现实乃至现实危机区隔开来的空茫之感，一如溪镇弥漫的茫茫风雪。生死未卜的小美令他希望尚存，最终导致林祥福暂停追寻的，或许是其身心的疲惫和生命的有限性。小说在一种具不确定性的寻找背后，其实也展现了实实在在的现世生活。林祥福在溪镇结识好友、开拓事业，比如开木器社、购置田地、抗匪等，而他追寻“文城”的生命之舟却反向而行越漂越远。
林祥福寻找“文城”的过程，充斥着对“名”的追问与对“名”和“实”之间的指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疑惑“溪镇”或是“文城”的另一个名字。“文城”的名字缘于阿强的随口一说，其存在却是本然的、必然的，它令林祥福的“寻找”之旅得以被确证与开启并使其带有必然性。“文城非城”正如“白马非马”，而寻找特定的“名（文城）”则令林祥福找到了生命的独特意义。比起阮海阔寻找复仇的方式及其意义，林祥福的寻找是寻回之意，颇带“刻舟求剑”式叙事意味。
林祥福乘坐小舟南下，在前途未卜的风浪中前行，这本身就勾勒出一幅隐喻深刻的图画。林祥福的生命之舟在“出门就遇河，抬脚得用船”[7] 的南方摆荡，也在时代、命运的河流中跌宕起伏。命运是船，掉落的剑是小美，他刻上的符号可谓“文城”之“名”。他先是觉得溪镇像文城，尔后认为文城就是溪镇。他反复地确认溪镇与文城是否为同一地点，就如在确认时空河流中所遇之水，是否刚好抵达了“名”之刻度。他后来仍然认为自己只是没有把小船划到剑掉落的地方，并非剑早已随着河流飘远。这里既有着原典里的那个楚人不知遗剑并不可寻般的痴傻，也有着黄庭坚笔下“往事刻舟求坠剑，怀人挥泪著亡簪”[8] 所表达的那种执着于旧人故事的伤感。“文城”一词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与其相关的书写也仅与林祥福本人的想法关联，而非实实在在的线索。林祥福想通过“文城”来找寻小美的踪迹，小美多年来不曾出现，即意味着寻找的失败。此处存在“暂时的寻找对象”与“寻找的最终目标”的错位。余华曾说：“这是有血有肉的寻找，不是哲学上的寻找。”[9] 小美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文城”则是一个地方。找到文城看似比找到小美更加容易，但是时代洪流与个体命运的浮沉，早已让“文城”由作为小美家乡的涵义，失落为永无人提及之地——小美和阿强似也渐被溪镇遗忘。这也让“文城”作为小美所在之处的涵义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再难寻及。“有血有肉”不仅指出了寻找对象的具体性、寻找经历的现实性，也凸显了普通人在摆荡的命运面前的平凡性。它融合了余华温情书写中关注平凡人生、丰富人性的特点。《文城》在传奇的表象下始终蕴含林祥福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亲情等人类基本情感的坚持不懈的探寻。在这场漫长的类乎“刻舟求剑”的叙事当中，也正是“寻找”的“有血有肉”使原本虚无缥缈的文城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林祥福所作的漫长的寻找与等待，展现了小说文本叙事中时间焦虑的缺失。有学者指出《文城》的“叙事节奏极快……叙事时间一般用页码来表达”[10]。但是在寻找“文城”的情节演绎上，叙事却又是不疾不徐的。这种若隐若现的叙事张力始终隐伏于文脉。风景描写与细腻的感官描写，通过审美化建构增强了历史感与现实感，也令叙事的节奏变得舒缓，一如说书人娓娓道来。对生活画卷的铺展也使得文中一开始建构的“出谜—解谜”元结构愈显虚幻。直到十三年后，林祥福才认为自己可能是找错了地方。《文城》的开头起码是从第六十五章的叙事时间“十七年前”开始回溯的。在这十七年里，与其说是“寻找”被搁置了，不如说是叙述人根据隐含作者所掌控的“小美已死”的结论使寻找的立意逐渐飘远。
《文城》表现出叙事上膨胀、“离题”和延宕的风格特点，并且在小说开篇已有暗示。小美第一次消失后，林祥福四处拜师苦学木工，余华足足用了八百多字来描写木工工种的细化分类[11]，而林祥福如何刻苦学习木工，只是一笔带过。余华的文风向来简洁，可是含有二十三个“比如说”的大篇幅排比句却几乎占据了此章节（“九”）字数的三分之一。而这看似汪曾祺民俗书写风格的八百多字，调节了叙述节奏，也为后文延宕风格的叙事奠定了基调。
若以林祥福寻找“文城”作为情节主线，则小说大部分篇幅显示出“离题”的倾向。在《文城》正篇漫长的七十多章中，自第二十三章开始，当林祥福对“某个空屋里留有小美的痕迹”的期望落空后，文本表层开始逐渐偏离寻找“文城”的线索与重心，从而“使叙事膨胀、使结尾不断地延宕，时间从而被无限制地延伸”[12]。从安居溪镇到接待军队、抵抗土匪等环环相扣的情节，并非循着寻找“文城”的单一路径演进，多视点描绘人物群像与时代景象的方式，使得《文城》已不再是如“福贵传”或者“许三观传”般凸显某个人物的传奇，它在发扬了“文备众体”的中国“传奇”文体传统的同时，化用了更加多元的“野史杂传块茎结构模式”。[13]而林祥福在十七年后认出了曾万福的小船，暗示着叙事早已由小美在林祥福家乡的一来一往，演变为林祥福在溪镇的一来一去。并且，“离题并非毫无章法的混乱叙事，细心的读者可发现作品隐匿的统一特征”[14]。与补篇相关的隐匿的叙事流始终隐而不现，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悬念的同时，也让林祥福在小美死之后又多活了十七年之久。生命本能不停地“使叙事迂回、置换和重复，延宕结尾的抵达。”[15]如果说，“小美和林祥福的死都接近自杀”[16]，那么，此写法则延缓了林祥福的“自杀”、延宕了其生命与寻找“文城”的过程，也为不断出现新的事物来补充林祥福的生命世界留出了空间。“此时的‘寻找’虽然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另一形式的乌托邦），但是有一种新的收获，是一种‘错位’的寻找……这也是对失望的一种‘补偿’……叙述在不断地错位，故事在不断地错位，结构在不断地错位，小说最终的意义也在错位中完成的。”[17]《文城》中的错位则有其满溢温情、彰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独特意味。
在溪镇的生活作为林祥福“文城”理想在某种维度上的部分实现，使得沉陷于回忆中的寻找的希望，被错位地转接到其实实在在地经历的人间世。风雨如晦、山河飘摇的旧时代里，美好的人情人性填充了林祥福的心灵世界，就像当初他在家乡和小美共度了冰雹如注的夜晚，直到第二天“才重新记起昨夜的那一声巨响”[18]。这份温情在书写陈永良家把雪冻关在门外时复现了：黎明来临，幼小的林百家终于退烧了，“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屋外已是人声鼎沸，陈永良打开屋门，旭日的光芒像浪涛一样迎面打来”[19]。这是对前文林祥福和小美相处时最为温暖的细节的呼应，也暗蕴着陈永良一家对林祥福心灵缺憾的弥补。林祥福心中的“总有一天会回到溪镇”[20]与阿强口中的“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21]，昭示着始终有一线细若游丝却慨然高悬的希望，诱惑着林祥福不断地追寻“文城”。“文城”安置林祥福内心的回忆、所遇的温暖人情。“人们通常将叙事视为事件的线性序列”，而曲线一般的叙事方式却也“成为构成情节、富有意义的符号”[22]。寻找“文城”的叙事慢慢变调，并且被嫁接在了这些错位的希望当中。
早在《文城》正篇第十八章，林祥福便表露出回乡的意愿。“历尽千辛万苦，没有找到小美，他心里凄凉起来，那一刻他想回家了”[23]，而年幼的女儿似乎能站住了，让文本叙事中的他在龙卷风一劫后发出了第二次笑声，改变了想法。李美莲待林百家如亲生女儿，也搁置了“女儿需要母亲”[24]这一寻找动机。第四十九章，林祥福第二次明显地想回家：“他觉得自己错了，文城不是溪镇，是另外一个地方……他想回家了，回到北方的家乡，因为林百家尚未出嫁，尚未正式是顾家的人，他还不能回去。”[25]林百家与副官李元成相识、与陈耀武生出感情、顾同年被骗上劳工船等情节，均导致林百家在嫁给顾同年这一叙事设置延宕，使“林百家嫁给顾同年，林祥福就能安心回家”的回家前提被悬置了，也形成了理论上的闭环：林祥福不会再离开溪镇。在第六十三章，林祥福最后表露出想回家的愿望。他在救顾益民之前给田大写信，信写完又拿起毛笔抹黑信末尾的“叶落该归根，人故当还乡”[26]一行话，似乎暗示他已做好舍生取义的准备。林祥福爱女儿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他在溪镇养大女儿，溪镇已成为他的家，林百家要嫁给溪镇的顾同年，他也请求顾益民如约完成婚事。林祥福对“文城”追寻的明线融入了林百家成长的隐线，时代、命运的洪流虽然跌宕不已，却未曾淹没其追寻的生命之舟。直到小说的补篇，与这份延宕之间产生重大叙事张力的悲剧意味才慢慢浮现。
二、“隐性进程”中的“文城”：“确定”的悲剧性蕴涵
从叙事构形的角度来看，《文城补》呈现的是“没有结局的结局”[27]，它并非直接给出惩罚以达成“恶有恶报”的效果，而有着关乎自食人生因果的更多深意。小美对林祥福的谎言出于“骗富济贫”的自欺欺人心理，最后却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幸福。而“为夫骗婚”的小美的行为正是基于与“为夫卖身”的翠萍表面相反实则相通的命运形构。尽管小美也曾希望阿强不再等她，以便回到林祥福和女儿身边，但她其实始终未跳出使自己一错再错的行为逻辑——由“缺爱”而不顾一切地回馈爱与亲情：先是用沈家的铜钱满足了弟弟，后又用林祥福的金条满足了阿强，第二次“拆东墙补西墙”带来了一生的懊悔与痛心不已，为林祥福祈愿时，也消耗了自己甚至阿强和女佣的生命。除了这份没有结局的遗憾，补篇还“补”出了“确定”的悲剧性的事实，以及“寻找”悲剧的多重蕴味。
学者申丹指出，有的作品存在双重叙事进程，除了显性进程之外，还有一个“隐性进程”。“隐性进程”不同于“第二故事”“隐性情节”等概念[28]，它“是整个情节发展背后的一股叙事暗流，其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通过同样的人物和事件，暗暗表达出对照性或者颠覆性的主题意义，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29]。可以说，《文城》存在着一条隐性的叙事进程。书中显性进程里对“文城”的寻找及其意义的逐渐生成，掩盖了隐性进程（叙事暗流）里寻找本身导致“文城”坍塌的事实。它关涉的是林祥福一直身处永恒寻找之中却又抱紧当下人间现世的旅途。“文城”在林祥福的寻找当中反而越来越虚无缥缈。虽然林祥福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小美，但是他寻找“文城”的进程直接影响了补篇的情节走向。补篇除了补充正篇的叙事，还与之构成强烈的互动关系，并在小美知道林祥福来到溪镇之后合流，也改变了小美可能的人生走向。自林祥福将寻找“文城”作为需要解谜的目标任务，他面临的就是“怎么找”的问题。多年之后，他才折返到一个前置性的问题，那就是文城也许是另外一个地方，“当初确定溪镇就是文城是自己一意孤行”[30]。补篇并没有让那个虚无缥缈的“文城”有所落实，反而笼罩了一层更深的悲剧意味，其背后也蕴含着一个更加原初性的问题：他是否应该去找“文城”？
林祥福寻找文城的叙事，存在着这样一条“隐性进程”：对“文城”的寻找与建构，反而推动了小美的“自杀”，也推动着“文城”的毁灭。如果说，错过与刘凤美的姻缘是无从躲避的命运使然，那么，小美对林祥福的躲避，其实是她有意为之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而言，林祥福抵达了“文城”在地理版图上的实指位置，却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无法找到它。“文城”仿佛是一个越去寻找反而越无法抵达之所，哪怕林祥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哪怕它就出现在眼前，也徒落得擦肩而过。
另一方面，也正因林祥福寻找的“顺利”，反而推动着小美赴死的叙事进程。《文城补》第二十八章写了小美将她关于林祥福和女儿的伤心往事尘封心底，她把女儿的衣服和鞋帽放进衣橱的底层：“伤口总会痊愈，伤心也会过去……关上柜门时她有了告别的感觉，仿佛她把那个过去放了进去。”[31]但是在下一章节，她便得知林祥福怀抱女儿千里迢迢寻找而来，于是“心痛不已，又充满负罪之感”[32]。小美原本想不再沉沦于过去，尝试开启新生活。正是林祥福背着巨大包袱，携女不远千里来到溪镇的画面，以及对“文城”谎言首次的、突然的重视，才让她一下子陷入巨大的悲伤和忏悔之中，推动着她在祈愿时失控般反复叩首，直到凛冽的寒风带走了她身上全部的热量。
当林祥福将溪镇视为“文城”，阿强的谎言便被消解了。吊诡的是，在溪镇他并不能找到小美，正所谓“咫尺天涯”式现实版的人生与运命。但当他再次认为溪镇不是文城时，“文城”的虚幻意味便再度升起，对“文城”的寻找仿佛落入一个死结、一份令人战栗的无望之中。《文城》中的“寻找”经历了由寻找具体的人，到走向“永无止尽的漂泊与找寻”的演进过程。“文城”在文本表层的意义不断发生着演变，它从一开始的“阿强和小美的家乡”，到成为“小美所在之地”。而小美早早地死去了，于是“‘文城’不再是阿强的一个谎言，也超出了小美的心底之痛和林祥福与女儿没有尽头的找寻”[33]。
通过叙事进程上的分析，“文城”的“寻找悲剧”起码蕴含了三重悲剧意味。其一，“文城”永远无法被找到。小美反复问询的“文城在哪里”[34]以及阿强口中“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35]的意义，已经从“它只是暂时没有被找到”演变为“它永远无法呈现为被找到的形态”，从而透露出深刻的绝望——这是“出谜人”也不知道谜底的“谜”之难题。其二，越往“文城”的理想目标行进，似乎反而离它越远。其三，恰恰是寻找的行为推动了“文城”的坍塌。多重蕴味生发出强大叙事的张力：《文城》正篇直到写到林祥福的突然死亡，均呈现出谜底未解的、不确定性的茫然之感。补篇终于“解谜”，带来的却又是确定的、巨大的悲剧。叙述人在补篇开头说道，“在溪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目击了小美和阿强的童年”[36]，仿佛要通过“目击证人”来揭开小美和阿强的“有罪人生”谜团。而“隐性进程”却呈显出一个如此悲剧性的难解之“结”。林祥福睡梦里那轻微波动的、仿佛漂浮在水上而又远去的似是小美的清秀容颜，也仿佛早已预示了这悲凉的结局。在相互缠绕扭结的既沉重又丰富的因果关系中，也生成了小说悲凉而厚重的美学意蕴。
三、“霞光中欢欣的父亲”：《活着》精神脉络的延续
实际上，前文所列举的“寻找”悲剧性蕴涵的几重蕴味，仅是从《文城》取之不尽的复杂意味中发掘出的一种可能性。不同于《活着》当中采用内聚焦于福贵眼光的叙述，《文城》中带有全知视角的、平和的叙述姿态，增强了作品的自足性，也带来了更为多面的观照：是选择设置漫长的悬念，如同故事中的茫茫风雪遮人耳目？还是选择终于可以确定无疑、却又令人痛彻心扉的悲剧性结局？抑或是仅能得出“命定论”的单向度结论？正是那个被李美莲用以解释林百家只能嫁给顾同年的“命”，反而促成了林百家与顾同年的分离。对“命”的单一依附或许反而会陷入悖反的境地。比起命运的无常，《文城》所着力呈现的更多的是人生初始境遇的丰富性。在命运之舟的浮沉中，林祥福作为行舟者的执着探求更为引人深思。这也是对《活着》中命运书写态度的延续：“命运”并非敌人，而是朋友。命运并不定死一生，而是与人相互促成。命运看似先验于人的存在，但是人根据具体境遇所采取的行动却往往后滞于境遇的发生。进一步地讲，在此处“命运”与其说是作为文学文本之外某种先验性的客观存在被强调，不妨说更是作为“与语言表现浑然一体的那种有质感的生活性状”[37]而被体现的。小说在延续余华尤擅展现日常生活中包含极限状态的丰赡维度叙事特色的同时，与“寻找”过程氤氲而生的令人遗憾之至的悲剧性美学蕴涵之间产生了极强的审美张力。而林祥福千里迢迢南下寻妻，乘坐着小舟在变幻莫测的水上漂浮，遭遇龙卷风却又劫后余生，成为一位“在霞光里走来的”“欢欣的父亲”[38]。这组颇有传奇意味的图画所反映出的精神向度，贯穿整部《文城》的叙事，形成深刻的隐喻，也构成对《活着》在精神与美学维度的延续和呼应。
林祥福看似过于执着的个性并未进一步地极端化，而是推动展现了人的具体行动、充满细节的因果与命运之间强烈的张力关系，在“命运”命题之下亦呈现出“反命运”的意义维度。林祥福“寻找”指向的位移，意味着从追寻小美扩展到了“生活在别处”般的对美好生活的不断开垦与探索。若仅从客观眼光来看，林祥福的“寻找”悲剧充满悲情、近乎绝望之感，他仿佛一开始就走进了类似于菲茨杰拉德笔下“了不起的盖茨比”式的悲剧，“文城”就像他心中盘踞已久、日夜眺望的“绿灯”，他所苦苦追寻的女人，并未担起充分的责任来真切地回应他人与心所寄寓的伟大情感。他也同样身陷于“执着追寻—看似走近—无法得到—突然死亡”的叙事结构里。他虽然没有找到小美，却在寻找中一步步生成自己的人生意义，他在溪镇自食其力，始终保持着善良的初心。正是在足够长度的打开的时间里，才使得林祥福富有盖茨比式悲剧性精神。这延续了余华在《活着》序言中所说的用“时间的方式”[39]完成叙述的风格。无论是盖茨比的五年（他死时才三十岁），还是林祥福的十七年，他们都具有与时间对峙的执念，历经漫长岁月的淘洗，所以才显得如此“了不起”。他们离过去的生活越来越远，却又“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40]。
以林祥福的眼光来看，“文城”并不是一种虚妄的希望，而仿佛是再继续寻找下去便可触手能及之物。正如伊格尔顿指出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能够欣赏‘（盖茨比）幻想的异常生命力’，无论其后果是死亡还是毁灭”[41]，“文城”寄寓着林祥福乌托邦式的美好幻念，也承载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希望、在乱世当中依然葆有美好的念想。林祥福用“意志的乐观主义抵消了智性的悲观主义”，且“幻想或富有成效的谎言，至少比绝望更为可取……也许，我们唯一能达至的幸福就是对幸福能够被达至的希望了”[42]。在骤然而至的龙卷风面前，这份幻念与现实缠斗着，也支撑着林祥福开启了他后半段人生。它早已内化于对女儿能够健康成长并获得幸福生活的期盼中，所以林祥福并不像小美那样深陷愧悔并沉沦于过去。田大重复了两遍林百家长得像小美，使得林百家实实在在的成长与虚无缥缈的小美的身影形成强烈的张力。林祥福对女儿倾注的爱与心力，不经意间已超越并压倒了心中那渺茫的执念。
“寻找”推动了“文城”在现实性意义上的解构与坍塌，却在更为本质层面的意义上建构了它，并在此层面上成全了林祥福和小美。“文城”是阿强信口说出的谎言，却成了小美和林祥福共同深藏于心的“家”。它使得原本以“行骗”和“受骗”为叙事主题的岁月演变成心里永远充满憧憬与温情期冀的岁月。对方家乡的人长得很像彼此，他们却在那些模糊的、相似的面容之间赋予彼此独特的意义，这也是《文城》南北差异性书写的浓厚意味之所在。溪镇也渐渐成为林祥福的家，有关坚守道义的纯良之人如陈永良一家、翠萍、顾益民，以及林百家的童年和青春等的书写，都一点点地消解了小说叙事那近乎绝望的深重悲凉的意蕴，林祥福与小美擦肩而过的遗憾、寻而不得的隐痛，均于此得到消解和隐匿。
进一步讲，《文城》在表现人的韧性生存、中国文化传统当中那些美好而坚韧的东西等方面，有着余华自己创作历程的延续性、传承性。《文城》中现实性叙事与回忆性叙事穿插交织，经由对人物心存温情并对生活始终感恩感念等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书写中，探索了人生图景的丰富性，比起前作更展现了多舛命运与美好人性之间的强烈张力。《活着》中的福贵以“一发”肩起“千钧”的重量，于苦难中表现出坦然与坚忍，回忆性叙事多记取他生命、人生历程中的那些温情物事与人。林祥福其实毋需通过他人的眼睛而成为“了不起的林祥福”，因其心底始终怀着对劫后余生的珍惜与对命运的感恩之情。自林祥福找回被龙卷风卷走的林百家始，它便构成温情的基调流淌在小说中，暗示着是否找到小美已不再是衡量其人生幸福程度及意义的唯一标准。它延续了余华温情叙事中“失而复得”的经典结构：先将重要的事物从人物的生活中抽离，使其隐而不现，再通过“寻找”叙事，彰显出那些平凡却基本的情感的重要性。看似是循环往复的叙事主题，其实凸显与打开的是一个个新的打动心灵的故事。林祥福寻回林百家，可与《活着》中福贵忽然决定不把凤霞送人了、背着她走回家那几幕的叙事形成互文，浓浓的父女之情跃然纸上。在“失而复得”的叙事母题下，却是不同的心灵历程与不同的艺术效果。也正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起初总想把一乐送回何小勇家，而事实上却给一乐当了一辈子父亲。不同于前两位父亲皆经历了较为激烈的心灵冲突，《文城》所描写的父爱更加原初、纯粹、浓烈并且直接：林祥福从未因为生存的困境、难以寻找到从未对女儿尽抚养责任的血缘关系上的母亲，而使爱女之情退居其次，反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时时保护爱女，将小美辜负自己所造成的内心与人生之苦让位于对亲情的珍视。这也是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通过《文城》所呈现出的父爱的另一种可能性意义维度。林祥福虽终未找到文城和小美，却并不意味着他停在寻找的原点。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余华的重复书写，却很少关注此类“失而复得”事件中所隐现的较为隐性的重复，即那些在亲情上“已得”的重复，与找寻未果的“未得”之重复。与其说《文城》主要写“文城”的寻无所获与“命定”般的疑虑，不如说它承续了余华温情书写的流脉，展现出人的生存境遇中现有的“得”、过程中的“寻”，如何与已有的“失”之间彼此抗衡、相处与化解。
正如冯至诗意地化用并对“飞矢不动”的概念作引申时所说的：“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43]林祥福的每一个停留与陨落的瞬间，也正是他坚持与克服的瞬间。若非被算计，他便不用背井离乡，而他被迫承受的抛掷却变成了他的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他最终没有安于留在或者返回故乡，而是选择成为龙卷风暴后的那位“霞光中欢欣的父亲”。这看似只是劫后余生之时所作的被动选择，他却在寻找“文城”途中短暂停留的桥上记起这段令人欢欣的往事，将被动的多舛命运融纳于心化为主动的珍藏。“没有这种不断将自身向前投掷的过程，没有对难于掌控的心满意足的攫取，就不会有具体的人类生活”，希望“的本质是一种悬置——和自身不一致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态度”[44]。人物主体不断地被抛掷生成了具体的生活。他在溪镇仿佛“绿芽在树木冻裂敞开处生长出来”[45]一般落地生根，将生活过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
林祥福最终也没有找到“文城”，但是他的人生意义恰好于寻找当中生成。这颇似对《浮士德》中那“一个善人即使在他的黑暗的冲动中，也会觉悟到正确的道路”[46]的中国式改写。个人爱情的“黑暗的冲动”，推动着黏附于乡土的林祥福抵押了祖传的田地、出门远行远离家乡，他将自身向漫漫未知所作的抛掷更是布满险阻的冒险行为。这其实是对传统爱情小说的解构，即看似爱情主题贯穿始终，小说核心叙事却更关乎林祥福人生最终走向的更社会化的层次，如安居立业、践守道义等。
林祥福找寻“文城”的永不止息，对“家”的不断追寻、对土地的依恋、对木工手艺的精益求精等，堪称以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气度诠释着“太初有为”的浮士德精神。不同于《浮士德》中瓦格纳所说的“到晚间人才觉得家宅可贵”[47]，林祥福终其一生的艰辛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家”。他对土地的深情“就像婴儿对母亲怀抱的依恋一样……从这破败的景象里看出万亩荡此前的富裕昌盛，如同从一位老妇的脸上辨认出她昔日的俏丽”[48]；面对时局的动荡和匪祸损毁田地耕作的危机，他也不愿放弃，只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49]。作为溪镇外来者的林祥福却成为溪镇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纵有万贯家产在手，不如有一薄技在身”[50]，土地书写与工匠精神，也成为联结起整个故事中南北叙事的重要叙事资源。
《文城》中不仅讲述了传奇故事，而且讲述了更加宽厚且深远的东西。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突然飞起的床单一般将林祥福卷入溪镇的生活。在军阀混战、匪祸横行的年代，时代变幻、命运无常，随时搅乱溪镇人的生活，随时会把林祥福“寻找”的生命小舟冲散。小美因冻死竟躲过了死于可能的战乱，生者肩起生存之痛却为努力存活所作的抗争则更动人心弦。在雪冻中关上家门的溪镇人民，却在反抗土匪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慨然姿态，可与刘亮程《寒风吹彻》中在寒冷的大自然面前顺其自然的生命形态形成对读。林祥福身上不仅有这样的姿态，而且具更多繁富的意义维度，形同“自杀”的赴死冒险的表象之下深藏着守护生者的积极动机。他死后身体屹立不屈，神情恍若面有笑容，“仿佛山崖的神态”[51]昭示着生命的坚韧不拔，也与他“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52]、再次接纳小美时所表现出的“田野般的宽厚”[53]等，共同展示出如同天地间自然风物一般的宽厚而深远的仁厚之心和余华的文心。余华同样以“田野般的宽厚”书写了小美的生命历程，并为真善美人物形象序列中一系列“小人物”倾注了生命力：土匪里的好汉“和尚”，给予陈耀武无限温情的老母亲，失去一只耳朵后重拾信心的教书先生与心理创伤巨大却顽强生存的船夫曾万福……凡此种种，皆反映出《文城》延续《活着》的精神脉息，并将温情善良的人物群像与中华民族的山河风物相融，由此传递出民族生命力顽强且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质，它们共同的合力构成了小说元结构性悲剧中的温情叙事部分。
余华小说中人物看似都未抵达其最初渴盼和设定的“终点”。《活着》中，早在记忆讲述的开始，福贵一家就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卖了大半辈子血、过上能吃饱的日子之后却满怀失落之情；在《兄弟》《第七天》中，小说叙事最后人物陷入无聊或走向虚无；再到《文城》，林祥福从未真正寻找到所谓的“文城”，其所经历过的茫然就仿佛那笼罩溪镇的风雪笼罩着林祥福的生命与一生。他也曾怀疑寻找的前景或许就像他那漂浮的梦境一般虚幻，然而“从未触及”与“终未寻得”并不相同，暗蕴的悲剧性叙事与温情叙事交汇融合并形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当林祥福背上巨大的包袱开启颠簸多舛的寻找之旅，他与襁褓中的女儿遇见龙卷风、遭遇漫长的雪冻，而其中的悲剧性蕴涵其实自最初的、那既残酷又不失美好的冰雹之夜便已肇始。其实我们终其一生所追寻的似也不过是如小说中所写的雪冻中的情景：与所伴的、真情所寄之人，一同关上那能抵御外面世界风寒雪冻的家门，短暂享有能与外面纷扰灾难区隔开来的家中一隅的温暖。唯有历经劫难，故事中的林祥福与故事外的人们，方能逐渐领悟渗透进日常生活的那些人的基本情感的可贵，它们虽平凡，却是生命中所必需之物。寻找的结局看似回到了“原点”，但其实超越了“原点”。因为最初的美好景象业已成为历史，若是不出发，则永难再寻回相似的景致。所以林祥福的出发与寻找便成为对抗偶然性境遇的一种必然性选择。
由《文城》看，余华的温情叙事再度呈现新层面的启示。它在赓续中国古典文学“传奇”资源的同时，更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与内涵。小说所作林祥福那“天涯海角，之死靡它”的寻找主题与传奇叙事，将“水（流）”这一典型的南方意象作为贯穿叙事的自然内驱力，展现人物在极为丰赡维度的偶然性境遇之下的“南方往事”。而当林祥福义无反顾地走在寻找的道路上，对“乌托邦”式文城作出孜孜不倦的追寻时，其实就业已将带有虚无缥缈意味、看似不失悲观虚无性意味的哲学意义上的探索，转化为实实在在、充盈着现世坚忍与中华民族坚韧生命力的现世生活。新时代里，余华通过《文城》所作新时代文学叙事的创作尝试，继续诠释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坚韧的、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使得中国书写更多地产生享誉世界的新篇章成为可能。
注释：
[1][9][27][33] 余华：《远离生存记忆的历史书写》《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56页、156页、156页、157页。
[2][3][5][10][16] 参见刘旭：《双重“文城”：余华〈文城〉的重大转折及叙事分析》，《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4][7][11][18][19][20][21][23][24][25][26][30][31][32][34][35][36][38][45][48][49][50][51][52][53] 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11页、31-32页、16页、70-71页、61页、330页、61页、61页、153页、188页、153页、321页、339页、330页、330页、239页、57页、71页、83-84页、84页、29页、197页、4页、304页。
[6]王杰：《漫游与寻找：余华小说〈鲜血梅花〉的一种解读方式》，《今古文创》2023年第34期。
[8]〔宋〕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50页。
[12][15] 蒋怡:《论〈相狄传〉中的时间机制》，《英国文学史论》上卷，王守仁、何宁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210页。
[13] 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14] 赵蕾莲：《德国作家让·保尔幽默诗学与幽默叙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07页。
[17] 聂茂：《民族寓言的张力》，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22]［美］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28][29] 参见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3页、24-25页。
[37]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59页。
[39] 余华：《日文版自序》，《活着》，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40]［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页。
[41][42][44]［英］特里·伊格尔顿：《无所乐观的希望》，钟远征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58页、56页、55页。
[43] 冯至：《伍子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0页。
[46][47]［德］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31页。
[作者单位：孙心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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