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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创作中，写什么一直是首要的问题，是每个创作者从生活进入创作阶段时首先面临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是本能式的、灵感的指引，而更多的情形是各种因素的碰撞、纠缠、比较后的结果。它既有创作者主观的喜好与擅长、积累与思考，也有对作品预期的评估和各种接受主体的诉求。这种诉求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氛围的感染、理想的引领与情感的召唤，是创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总体性社会心理的响应。
所以，写什么，也就是题材上的选择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题材本身就有差别。在题材有无差别上曾经存在争议，这种差别不是指横向类型上的不同，而是纵向意义上的轻重。说题材并无轻重之别、大小之分，侧重的是文学的多样性，认为文学应该从本体上尊重一切事物与人的意义和价值，作家的创造性不应该依赖题材客观上自带的光环，而要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物与事件的改造上，体现在主观世界的表达上。而认为存在一般题材与重大题材的区别，指的是文学的表现内容在社会生活中原生的影响力，它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它的力量波及的范围和抵达的深度，它作用的烈度，以及它在社会记忆中存留的时间，产生的长尾效应，等等。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动物，人类对关系、环境、交往等因素存在天然的敏感，总是在社会关系中评判事物的价值，也是在社会关系中认知自我的境遇与地位，权衡利害得失。所以，即使看上去一些人与事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同蝴蝶效应一般，人们总能对那些与己无关的重要现象产生共情，并能聪明地捕捉到其中与自己可能产生联系的信息，并采取相应的态度。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谓无尽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总与自己相关，就是这个道理。这种生物性与社会性及其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的思维模式、认知态度乃至审美情感。一方面，人们会多方面保护自我，包括通过审美建构自我的情感天地。另一方面，又对一切重大的社会事件保持更大的兴趣，并习惯性地在审美中强化自己的社会认知，替代性地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由此获得超越性的角色体验。这也是相对而言，重大题材作品会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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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上看，重大题材创作首先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叙事，这是其创作最为突出的主体性。要知道，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对不同主体的反映，国家也是主体，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特殊的主体。既然不同的主体都应该、也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表现对象，可以通过文学反映自己的意志与愿望，那么，国家作为主体，必然在文学当中有这样的地位。作为国家叙事的重大题材创作自然就会反映国家意志、书写国家行动，抒发国家情感。需要说明的是，文学中的国家主体并不都是严格的法律与政治主体上的，准确地说，它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同时它又是历史性的，在许多时候，它又与民族、时代产生同构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体现的是国民的意志，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叙事就是人民叙事，只不过人民叙事比国家叙事更丰富、更宽泛。世界各国以及众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这些史诗无疑都是民族国家的重大题材作品，在这些史诗性的作品中，国家的兴衰、族群的迁徙、民族的精神信仰等等基因性的文化元素与救亡图存的路线图都得到了记录，在文字与声音的传播中，它客观上被要求记忆与传承。
自从国家进入现代体制之后，国家治理模式普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不管国体与政体存在怎样的差别，国家管理更为高效，国家政治更为民主，国家意志的贯彻更为畅通，国民参与和知晓国家事务更为广泛，文学中的国家叙事也因之更为自觉。这种自觉有时到了本能与直觉的地步。以中国新时期文学而言，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它的主要内容是对此前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解放思想这一重大命题，它比作为思想解放标志性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早半年。与此类似的还有高晓声、赵本夫的创作，他们非常敏锐地感受到了当时国家正在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两位作家一个在苏南，一个在苏北，描写的生活不同，塑造的形象不同，所处的地域文化氛围也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农村要变，中国农村正在变，这样的变化即使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如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孙三老汉（赵本夫《卖驴》）也不是明确地知晓，但正是这种艺术的直觉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村风起蔬末的深刻变化。而更多的时候，不管是作家笔下的人物，还是作家本人，在主题创作中，对国家意志都有自觉的体认，甚至，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国家行动的一部分。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到卢新华的《伤痕》、张贤亮的《灵与肉》，再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一直到近年乔叶的《宝水》、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这几十年来，每当中国发生重大事件，产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文学的响应。作家们一直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深刻地记录中国的巨大变化，记述中国人民艰辛探索、奋发图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辉煌历程。文学以自己的方式聚焦重大题材，呈现中国经验、描写中国方案、讲述中国故事。
在重大题材创作中，作家不但对自己的书写对象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更是通过生动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实表达了国家情感，表达国族性的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是一种大情感，它既是个人的，更是国家的与时代的，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个体小我的日常情感，而是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国家面临的和正在进行的事件同频共振，比如在灾难中的国家之痛、人民之痛，比如面对成就时的民族自豪感。即使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这样的情感也会得到具体而鲜明的表达。比如抗战题材就是中国文学持续不断的重大题材。不论是纪实还是虚构，都产生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表现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同时也展示了国家与民族的悲痛和愤怒。并且，这一情感远未定型，随着对历史、战争、伦理等认识的加深和世界意识与人类意识的强化，还在丰富与深化。以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为例，作品不仅写到了此前文学少有涉猎的香港保卫战，更是将战俘与战俘营作为前置画面。这不仅是对战争文学空间的拓展，更是对战争概念的深入思考，是对战争伦理的新的拷问，在呈现了更为深沉的战争情感的同时，又开辟了新的情绪表现空间。作品通过主人公郁濑石极为细致地描写了恐惧这一特别的情绪。当他自觉地将恐惧作为情绪对象进行思考后，他意识到了恐惧的价值，并以此反思战争。说到底，人类的许多所谓的负面情绪其实都是对人类行为的提醒，是人类行为到了伤害自己的程度时的最高阈值，通俗地说，是上天为人类行为设计的报警装置。害羞、无奈、失望、沮丧、恐惧等等都是。邓一光说：“人最可贵的⋯⋯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当情感描写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它必然转化为哲学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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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题材可能适合于一定的表现方法。重大题材的创作无疑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为契合，尤其是自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之后，重大题材创作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俄罗斯和日本都创作并累积了大量重大题材作品。中国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及新时期文学经历了几波现实主义潮流，而它们恰好对应了中国社会革命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节点。就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来说，关仁山、张继、刘醒龙、谈歌、何申等作家面对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现实，在其生活经历、心理趋向与审美选择的自觉驱动下，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许多新的中国问题进入了文学书写。如谈歌集中书写了中国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改革阵痛中艰难挣扎的困难处境，以及由此展示出来的上至经营决策者，下至普通劳动者的生存面貌与精神世界；关仁山则集中笔墨反映农村乡镇变革中的现实状态和种种裂变，并由此审视处于这种裂变中的富于中国社区组织特色的乡镇管理者们的心路历程；何申的农村小说写得最为朴素，有着浓重的乡土小说特色，区域性也比较强，具有相当意味的风俗化的色调，他善于在情节的展开中逐渐拉开观察生活的镜头，通过对同样富于中国社区特色与政权体制中人与人微妙的关系来揭示生活中让人见怪不怪的诸多现象；而刘醒龙则以富于温情的笔调经常通过善与恶的冲突来展示现代乡村的独特景观⋯⋯我们在这些作品面前没有“陌生化”的感觉，没有阻隔，而是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感，这一方面得之于他们对“真实”的追求与努力，一方面也取决于他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新的运用。
重大题材通常由重要事件也即重要情节与典型人物组成，尤其是后者常常成为重大题材的标志。仍以这批作家为例，如何申农村系列小说中的郑德海、傅桂英（《穷县》）、老侯（《县访办主任》）、李德林（《良辰吉日》）等，既有血有肉，又富于深刻内涵。何申在刻画这批人物时，融进了中国社区和政体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普遍特点，又将这些普遍特点与当代社会变革相结合，从而揭示出这些普遍性在新环境下的现代特色和变异，再加上人物各自地位、经历和境遇的不同，就使上述内涵不是以社会学的方式而是以具体的个性化的方式显示出来。谈歌工厂系列中的刘厂长（《年底》）、吕建国（《大厂》）等人也都能立得起来，在他们身上，我们明显地感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工业的巨大冲击，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冲击具有深远的意义和观察价值。很显然，经济的转型将会带来“经济人格”的转型，吕建国的痛苦、无奈、尴尬、委曲求全、声嘶力竭，无不是这种经济人格转化时精神面貌和心灵裂变的真实写照。另外像孔太平、洪塔山（刘醒龙《分享艰难》）、潘老五、陈凤珍（关仁山《大雪无乡》）、高天元（刘醒龙《路上有雪》）也都是颇为耐读的形象，是现实主义对那个时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贡献，至今依然是解读那段历史时期的文学代码。
现实主义以真实书写见长，当年巴尔扎克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法国的时代书记员。所以，不管是事件还是人物，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文学史上的重大题材创作为时代和未来留下的不仅是文学，更是留下历史，留下证言。评价文学有许多尺度，既有当下的尺度，也有未来的尺度。评价重大题材创作，既要着眼于当下，更应着眼于未来。如果着眼于未来，就要看原先的文学文本能不能向社会文本、经济文本、文化文本、历史文本等其他领域转化，这是对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文学经典化的标准之一。对社会现实的真实的、形象的、史诗般的记录终将会被人们记住，并成为解读其所对应时代的佐证，这是重大题材创作的超越性的意义所在，这一意义已经被人类文明强大的阐释传统如中国的“以诗证史”一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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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题材创作是国家叙事，不管是创作的主体定位，还是从创作的表现主体上说，都应该呈现出崇高的审美风格。它的崇高之美是由多方面决定的，因为它是大题材、大主题，它是大故事、大人物、大情感，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大文章。孙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图》将多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熔于一炉，借助于传奇的表现手法，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隐蔽战线上惊心动魄的战斗。它是重大题材创作中典型的英雄叙事。英雄是崇高精神最佳的体现者，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继而又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自觉践行这些理想与信念，并且创造出超越同侪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这些置于高出自己生命的无私境界，慨然担当，视死如归。因此，英雄的意义与价值总是具有超越性与感召性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许会沉入历史，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日月同辉，影响着同代人甚至永远。英雄总是集时代、民族与国家精神于一身。孙甘露的英雄叙事再次提醒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民族与国家没有英雄，更不能想象一个时代、国家与民族会忘记或漠视英雄，倘若如此，国民的精神便无从体现，信仰更无处安放，那样的社会必定是失去了脊梁的软体和无法凝聚的散沙。
当然，崇高并不与巨大画等号，弱小、平凡同样可以崇高。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桂香街》刻画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但是，在她的身上一样有着崇高的美德与耀眼的光辉。这是一部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随着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和服务型社会的构建，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是城市人生活的村庄，容纳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聚集着许多无法用简单的对错去评判的矛盾，它是现代社会的基层，是社会神经的末梢，但却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质量和是否幸福的基本判断。小说生动地展示了小社区、大总理的道理，主人公林又红是中国最小的官，但却是个重要的官，平凡而又伟大，她从另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了英雄的另一种存在与品质。
当然，这些事件、人物、意义与精神的崇高常常浸润在与之相配的审美氛围之中。杨志军一直致力于重大题材创作，他的新作《雪山大地》呈现的是几乎完美的世界，对原始自然雪山大地的敬畏、信仰与崇拜闪耀着神性的光辉；青海藏区草原、雪山、三江源等自然风貌的辽阔、雄奇与瑰丽；人们与马、藏獒、牛羊在漫长的生活中结成的亲人般的关系；独特环境中长期的选择、创造而形式化的生活方式与奇异风情……当然，作品之美最主要的还是在人，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集中了人类几乎所有的美德。作品以赞美的姿态刻画了这些人物，对他们美的表现可以说到了极致的状态。
《雪山大地》是一部浸透了诗意，同时也兼具了诗体的长篇小说。作品显然借鉴了藏族史诗的语体与文体传统，除了每章都以藏歌作为引子外，在正文中也有大量的藏歌。这些藏歌有的是引用，有的就是作品中人物在相应的情境中即兴的歌唱。这一方面是作家在文体上的艺术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对藏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与话语方式的真实反映。不仅是歌唱，作品中藏人的日常会话就带着浓重的歌诗修辞。他们常常不去直接接触话题，而是如同汉语古诗中的比兴一样，以比喻和类比开始，他们很少抽象说话，总是贴着大地感性的场景，同时镶嵌着大量来自经书、歌谣、俗语和史诗中的话语。而且，他们说话都有一种音乐般的旋律，即使不歌唱，但说的也都如唱的一样。这使整部作品都飘荡在颂歌一样的高贵旋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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