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血脉三部曲”的终章之作，王霄夫的《天堂客人》终于问世了。
王霄夫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对读者的一场“冒犯”。所谓“冒犯”，是指对读者阅读经验的颠覆与挑战，进而将读者逼出某种阅读舒适区。我们每次都要面对一个不一样的王霄夫，为此，我始终认为他是具有鲜明先锋气质的作家。如果说在三部曲的前两部中，这种“冒犯”还不够明显，我们在阅读时，还能够在传统或新兴叙事范本中有迹可寻，比如《上海公子》中的苏俄文学气质，《六尺之孤》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那么到了这部《天堂客人》，读者很可能会完全陷入叙事的迷雾中，不辨方向。我们完全无法把握故事的走向，无法定位人物形象的正反，无法进行评论上的对标和叙事类型上的归类定位。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意识流小说，但它有一条清晰的悬念主线，就是谁是潜伏的共产党员。当我们以为这是一部谍战小说时，它展现出大量的生活流叙事，感性细腻，活色生香：“长江中下游城市的早晨，往往是从男人开始的，从行色匆匆，沉默不语，散发着汗馊味的邋遢男人开始的。而在湖光山色的杭州……早晨却是从女人开始，从步履款款，喜笑盈盈，沾满了花草香的精细女人开始的。”当我们把它当作一部世俗风情画看待时，它又充满似真似幻的非现实梦境呈现与精神分析，现实与梦境难辨真假……鉴于主人公伏申是一个梦游症患者，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这个世界正是一半清晰一半模糊的。
但这又是一场愉快的“冒犯”。死刑场上，“沈耀中抬头看看天色，在枪声响起的瞬间，说了一句，好天气……”是的，是关于天气的感慨。这种陌生化的阅读体验，犹如穿透迷雾、跨越怒海去抵达彼岸，终将收获巨大的阅读快感。
当我们进一步进入故事的内核，去考察作者的创作动机和隐秘想法，会发现那才是一场更有趣味的冒险，就看你能否抓住字里行间隐约透露的天机。比如书中的这一段文字：“在悠深的背景下，是往复轮回的天道有变，喜怒无常的众生相，以及湖山下的人间传奇。”这可视为全书的一个总纲。
“天道”历史观
一个有深度的故事，至少有三层：表象、里层、内核，它们同时又互为表里。从表象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看作是一个北方青年与三个（或许是四个）杭州女子的故事。从里层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传送情报的故事，就像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惊心动魄，谜团丛生。情报被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传递出去，挽救了组织，情报员献出生命，悲壮感油然而生。但如果仅止于此，冒险之旅尚不够惊心动魄，远未抵达其内核。它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特殊年份成为历史之眼，让我们从中管窥到历史的真相与肌理。王霄夫是一个极具历史自觉的作家，这体现在小说每一处细节的历史考证上。比如他提到主人公伏申到了北平的火车站，不是一个笼统的火车站，而是具体到正阳门火车站，这给了我们历史的时空感、方位感。人物也是如此，相关情节里时时会出现溥仪、司徒雷登、竺可桢、杜月笙等名字，我们很快就能为主人公找到一个确切的历史方位。这构成了故事的“悠远的背景”，它由人物、地点、重要历史事件等共同组成，年代不再是一个数字概念。
有一点应该注意到，那就是三部曲在时间轴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故事都集中在1945年至1949年这短短几年间。为什么作者对这个时间点有特别的兴趣，乃至用三部曲的形式，通过不同事件、不同人物、不同地域，分别写了三个不同的故事？我相信这绝非偶然。直到我在《天堂客人》里读到了下面这段话：“很少有人想到，或者不愿意想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就是进入中华民国末期之时。光复以来，短短数年的混乱无序和毫无逻辑，足以暴露一个庞大政权断崖式崩溃的败象。”
这应该是三部曲一个总的思考方向，也是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作者要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来考察这场崩溃是怎么发生的。具体到《天堂客人》，它是用一个北平青年在杭州滞留的经历，用一个更为独特的下沉视角，来具体展现这场崩溃来临之际的混乱无序和毫无逻辑，乃至其中无限的荒诞与荒谬。
如前所述，这是一场情报战，表现为一场“抓共党”的闹剧：一个省党部费尽心机想要挖出内部的共产党员，并以此为由头，互相倾轧排挤、栽赃诬陷，力量全用于对内，形成一场最终被证明无效的荒唐内耗——“谭杭丽查看了所有嫌疑犯的资料，发现竟然源于自己的另一份名单，也就是那份拼凑的假名单。”当一个组织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内耗之时，也就是这个组织走向“往复轮回的天道有变”之日，这是作者的历史观。这种“天道有变”观念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不断出现，表达着作者对某种历史规律的思考与感慨。
早年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感慨万分。它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黄仁宇自己评价：“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黄仁宇将写作《万历十五年》时的研究方法称作大历史观研究，即宏观的、系统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探析晚明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作为小说家，王霄夫观察历史的切入视角更为微观，他提取的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一个微观宇宙，由此去考察一个政权的衰弱与崩溃是怎样从一个细胞的坏死开始的。这也是一项技术分析工作，但更多的是从社会和人性的视角，以一种更为敏锐的触觉，去感知历史，探讨某种“天道有变”的东西。
天道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比如清末民初，年幼的主人公目睹的另一场“天道有变”，冯玉祥“逼宫”：“吃着馃子的伏申跟着那义魁挤进来，看到的是众人的面面相觑，惊慌失措的状态，还有溥仪举着戏单，嚷叫着唱戏，怎么能不唱戏？语气虽然坚定，但难掩恐慌的模样。最后使场面稳定下来的是一位老得不能再老的老臣，他努力安慰溥仪，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让戏班唱一出《空城计》……”而溥仪也就转忧为喜，欣然在戏单子上画了一个勾。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它表明了这个没落王朝在面对天道时的无奈和游戏态度。
史学家以小说手法写历史，往往局限于材料，而小说家则可以凭借想象，去补足历史中种种可能的细节。
无常的世道与难测的人心
作为一个“抓共党”的故事，直到最后，我们仍然无法判断，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当然，沈耀中面对死亡时的优雅与决绝，证明他内心有着强大的信仰支撑。那么一直以反派面目出现的林白履是不是？他自己说是，并拉青年伏申入党。然观其低劣的人品，以及后来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遭际，又证明他不是，那只是他的幻想症。但尾声处有这样一个场景：在庆祝杭州解放的联欢会上，众多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上台表演，“一位疯病尚未痊愈，自称与沈耀中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在一位自称是丁香姑娘真身的妇人陪同下，上台朗诵了戴望舒的名诗《雨巷》，引起欢笑，赢得鼓掌声”。这位疯病尚未痊愈者，是林白履吗？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仍然是谜。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谜？
中国的读者与观众受悠久的戏曲传统熏陶，习惯于人物一出场，就能从扮相上看清生、旦、净、末、丑，进而对人物作出善恶与正邪的判断。但《天堂客人》坚决不给读者提供这种便利，这构成了小说对读者的一个最大的“冒犯”：无法准确评价书中人物。小说颠覆了人物的传统面具，展现了那个历史节点中的复杂众生相。所谓天道轮回，天道又何尝不取决于无常的世道与难测的人心？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伏申与谭杭丽，作为两种文学典型形象，具有一种突破性的价值。他们两个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很好地解释了这个世道何以会变：世道的改变，源于人心的改变。如果说伏申的发展线索展现了他精神的上行过程，那么谭杭丽则代表了某种信念的失去过程，也即精神的下行过程。
男主人公伏申是个梦游症患者。在很长时间里，他面目不清，身份不明，态度暧昧，行事犹豫，似乎成为那些女性角色的陪衬，成为历史的陪衬。在整个叙事中，他似乎退到了很远的位置，成为背景甚至远景，而让大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闲杂人等进入前景，喜怒哀乐，抢尽风头，主人公反倒成为一个历史的串接者，终日沉浸在梦游与回忆中：“枪声响起时，伏申睁开了眼睛，看到自己躺在床上，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到外面的阳光，看到了湖畔阁的屋顶，看到了在屋顶上欢快跳跃的小角儿。后来谭杭丽特别安排克里森催眠审讯中，也多次出现了上述片段……”
小说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一个叫做克里森的精神分析医生的回忆，因而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看作是一个精神分析样本。只有精神分析师克里森知道，北平青年伏申，国民党省党部的模范青年伏申，在滞留杭州的漫长岁月里，由于受某种东西影响，精神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东西来自一个流星般一闪即逝的杭州女子——沈甲妃，她的形象贯穿全书，却只在回忆与梦境中出场。主人公伏申滞留杭州不愿北返，也是因为这个女子：“然而，当他迢迢千里，奔波辗转，终于来到杭州，更多见到的是别的杭州女子，却没有见到这位向他发出邀请的杭州女子。”由此，他开启了一场漫长的等待，一切故事都在这场等待中发生、改变，并在重要时刻发生作用——完成传递情报的关键一环。
书中描写了众多女性角色，美丽多情而又忠于国民党的谭杭丽，同样美丽而又神秘的沈氏三姐妹，女地下党员俏罗敷……这些角色中，到底谁最重要？虽然沈甲妃对于男主人公伏申的成长来说无比重要，但论对主题表达的重要性，那一定是谭杭丽。这名能干的国民党省党部女干部，曾亲手拟订“大扫除计划”，誓要清除组织内部的共产党员。但随着计划的受挫与最终流产，她的精神世界不断发生变化：“当晚，谭杭丽把自己关在梅花碑的小楼里，茶饭不思，脱了中山装，提了把小花锄，整理了一会儿小花坛，出了一身汗，洗了澡，看了几页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脱了中山装，她开始变得世俗化，甚至像个悍妇。但她却偏偏对伏申这个小弟关爱有加，温柔暧昧，色迷心窍，误了“党国大事”：“她请毛教官放过蓝栀子，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是伏申保护了她。她这样做，或许是希望未来的共产党政权因此信任伏申，并且给他记功。”作者细腻展现了她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过程：“‘大扫除’计划失败，让她有点心灰意冷，但心境变得如此，几乎丧失信仰，让毛教官感到无奈，想想党国穷途末路之际，她还如此为伏申着想，又不禁一阵酸楚……”
这个人物的精神下行过程，无疑是有典型意义的。一个穿着中山装、为国民党统治尽心尽责的女干部，最终心灰意冷。世事无常，她精心构思的反共大计未能完成，自己先死于非命，意外葬身于汹涌的钱江大潮，这显然是一个象征：谭杭丽的失败与生命的消失，喻示着国民党政权的无可挽回。
湖山下的人间传奇
作品中有许多精彩的谍战传奇故事，锄奸、越狱、刑讯……共产党人沈耀中在狱中被催眠审讯，为保守机密，只求一死，特务们日夜守在他的牢房里，盯着他寸步不离，他却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成功自杀……但所有一切刀光剑影，都不是作者着意表现的。作者全力渲染的，是杭州的美丽湖山与慵懒的日常生活，并有意用它们来掩盖重重谍影与危机。
一个以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为背景的故事，其叙事的地理轴心，为什么是杭州，而不是更具直接联系的南京、上海？相信更多原因在于杭州这个城市的独特气质——“自如”与“松懈”，以及它在这个故事里的象征意义。
书中有段话描述了几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南京更像北平，既是京城，又是六朝古都，而上海与天津既像又不像，怎么比较都比不恰当。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热爱金钱也热爱生活的上海人更向往杭州，而不是南京……南京是现实政治，而不是美好生活。”
杭州象征某种美好的生活，一湖绿水，满城桂花，小笼包子、王星记扇子、都锦生丝绢、张小泉剪刀……当然还有杭州的黄酒：“在伏申17岁那年，在漫天大雪的北平，一个在他生命中意义非凡的杭州女子提醒他，有一天到杭州做客，遇上好客的主人，千万要警惕黄酒，颜色诱人，入口极好，但后劲极大，容易醉人，往往醉得云山雾罩，不省人事。就像杭州女人。”
果然是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偏安之地。
如前所述，作者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告别，所谓“仓皇辞庙日”，却发生在一个最精致、最具文化意味的城市里，这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在中国，杭州是最适合用来告别的地方，因为杭州是人间天堂。”
小说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满城桂花开了几遍”，在桂花开开落落的日子里，青年伏申在湖山间耐心等待，直到告别的时刻来临，他仍然在等待：“不外乎在等什么人，明知道等不到人，还是要等，就让他等吧，她断定沈甲妃不会回杭州的，伏申等也是白等。”
但国民党人谭杭丽不知道，这绝不是白等。这漫长的等待，正是主人公灵魂接受召唤与内心某种信念悄然成长的过程。他没有等到沈甲妃的出现，因为他知道，那个关于雨花台的梦境（究竟是不是梦境，梦游症患者伏申是不知道的），暗示沈甲妃已经死去，再也不会出现：“那个少年大笑起来，指着突然变得荒凉的四周，提醒伏申，这里是杀人的刑场，是自己这样的鬼魂住的地方，伏申血气方刚的少年儿郎怎么能住在这里？伏申显然被吓住了，浑身一阵阵的冷汗，因为他认出那个少年竟然就是那个呼口号的女子，而这个呼口号的女子竟然就是沈甲妃。女鬼！女鬼！女鬼！伏申大叫几声醒来了，发现自己还躺在雨花台那堆乱石之上。”
这段描写有着鲁迅《野草》式的悲怆、眷恋与决绝。我们可以把这段梦境理解为主人公目睹了共产党人沈甲妃的悲壮之死，这给他的心灵带来永久的震撼，为此他才会在沈甲妃的故乡——杭州的湖山之间停留，不理会来自北方的一次次亲情召唤，想要在这里安置自己需要信念滋养浇灌的灵魂。
看起来，主人公伏申的身份成谜：他是共产党员吗？似乎不是，他只是被一个美丽的女共产党员所吸引，并在灵魂上时刻等待召唤的青年。但如果不是，他又如何能获得沈耀中的信任，把那么重要的组织名单交由他来传递，并在杭州解放前夕，走上钱塘江大桥劝说守桥官兵放弃炸桥计划，为解放军进城铺平道路？很难相信这不是组织的使命。
但是，如果想明白了小说结尾的这段话——“人生不就是一场等待，只是到最后，不知道应该等待什么，等待谁。只是到最后，等待的是自己的灵魂吧”，我们就应该清楚，他最终等来了自己灵魂的觉醒。曾经的梦游症患者伏申，最终成为一名觉醒者，一个自觉的行动者，从而完成了一个北方青年在南方湖山间的灵魂蜕变与人间传奇。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