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将人强制并置在同一空间中：大学室友是同住四年的陌路人；旁边乘客是噪音机器；同事是烦人精。人们身处同一空间，却拒绝交互的可能性，保持着“得体”的边界感。而小说《现在开始失去》则进一步从公共空间延伸至更亲密的家庭空间，以一种非写实的手法，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断“失去”具象化。
小说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张力：等我等到很晚的她和嬉皮笑脸喷着酒气的“我”。小说中的她，虽没有内面描写，但她身上怀有对生活严肃而认真的品质，而“我”虽然有更多的内外的描写，却难寻“我”对生活投注的认真。“我”跟老板谈完关于未来的发展之后，决定要失去她。这本该是一场关于“我们未来生活”的谈话，“我”却以玩笑的态度跳过了，而且嬉笑地说出判决：要“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因为“我”认为，“那是舒适得体的失去，是配得上我们的一种。”
小说以具象化的描写，讲述“失去”是如何一点点地进行的。一开始，处理掉承载着情感和记忆的旧物；接着是一张“要一起做一次的事”清单，“我”大刀阔斧地扩宽“做过”的含义，消除了这段关系中可能会留下的遗憾；然后“我”跟我们的共同朋友闹翻，也不再来往。失去租房的一段颇有深意，房东想把房子卖给我们，如果用了积蓄本能够买下，可“我”因租房离未来公司分部较远而拒绝了。“我”和她因为这事吵了架，她拿出一张装修设计图，原来这几年房子局部的装修都是她关于未来总体设计的一部分。她以一种认真的方式去构想日常生活，涉及到具体而细微的远景，更重要的是她的设想有关“我们”的共同生活，而非如“我”一般，用“前途”建构起的空洞无物的未来和许诺。当然，结果便是“我”为她的设想感到震惊，觉得她疯了。后来搬到新居，新居减少了关于她的气息，这是柔和的一步。“我”告诉她可以按她的设想来打扮房子了，她已经没有了兴致。
她为挽回“我们”的关系做了最后的努力：她提议应该养成一起散步的习惯。而这不过进一步促使了“失去”。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她的眼睛，“我们四目相对的同时，我的视线就会被某种斥力拨开少许，可以落到她的眉额、颧骨或者鼻翼等地方，就是无法直取那一对眼瞳。”而一起散步可以并肩而行，或步调不一致，走成一前一后的样子。本该是修复两人关系的契机，因为主体间期许的错位，又促使“失去”流溢出来。“一点点地失去”是一针缓释的镇痛剂，它总能找到某种巧妙的方式消解失去的痛苦，让“失去”变得可以忍受。毫无疑问，从眼睛开始，“失去”逐渐蔓延到她的形体、声音、直到“我”再不能再感受到她存在，只是躯体在痛苦着，“脑子里已经很难捕捉到苦痛的因由”了。最后，她所占据的符号“她”（她从没出现过名字）也被另一名“清晰的女人”所占据。“她”成为了符号性的存在，正如人称代词一般，流动而易逝，象征着生命中不断从“我”视阈中抽身而去的事物。
不过，牛健哲没有在这里就停下追问，他逼迫主人公去经历真正的残忍——“失去”已经完成，只剩下“无”之后，还能失去吗？牛健哲在这里巧妙地用“损耗”取代了“失去”一词，“损耗还在继续这种感觉久久盘桓，身子像在流失分量，有些器官疑是漏点；心也像被拽光丝线的线轴，受惯了一丝一缕的抽扯，如今只要不被握紧就会空空地打转，把余下的气力一直消耗下去。”“失去”所造成的是生命中某一部分永久的空缺，“无”永恒地损耗着生命——故事在这里已经走完了它的全部意涵，接下来的发展似乎只是印证生命对于损耗的难以承受。
“我”因为前途和事业而选择失去她，最后的结果便是“事业和前程都变成轻贱的东西，不值得顾念，只有那种选择的后果在低剂量但无休止地报复我”。在面对“清晰的女人”时，她身上生命的热力已然不可能浸染失去所造成的“无”。而当“失去”的选择再一次浮现脸前，“突然地”或“一点一点地”失去再次逼迫“我”作出选择，“我”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选择“不失去”的权力。现代社会预设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神话：事业或家庭？苟且或远方？个人或集体？在这些选择里，总是暗示以“失去”某一方，才可能达成另一方。最终生命在一个个选择中不断被抽空，留下一个个黑暗而冰冷的“漏点”。
牛建哲以哲思性的语言对现代社会悖论处境进行了追问，小说尽可能抽空了具体情境，只留下几条微弱的线索，呈现出对现代生活的寓言式描写。如小说开头所说，“并非漂亮的路线一定会匹配美好的生活”。主人公用现代关于“个人”、“前途”和“生活”的神话，建构起一个失去“她”的未来，而又在生命中感受到痛感的时刻，选择浮掠而过，最后竟发现“美好的生活”不再具备任何认真性和严肃性，而只剩下喷着酒气的嬉皮笑脸。换而言之，现代社会所许诺的“美好的生活”竟是不值得活的。这里回荡着昆德拉关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追问。悖论在于，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再涉及他人，一旦以“失去”的方式作出抉择，那“失去”的一方所造成的空缺将不停损耗我们的生命，直到生命变成某种不可承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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