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留城”作为都城、县名或特定地名在传承至今的不少古籍或志书中都多有零星记载，但据说如今早已沉陷于微山湖湖底的古留城的本源风貌似也变得难考或不可考。然而，不同于历史学格外强调和突出“第一历史”或“文献真实”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文学所着力探求和凸显的是主体审美或想象意义上的“艺术真实”。以此而论，虽然史学意义以及文献记载中的古留城风貌及其历史演进之路语焉不详或仅存只言片语，但都不妨碍小说家以此为基点和审美对象所展开的无限想象、对话、推演和艺术建构。由古留城本身所蕴含并昭示出的丰厚而多元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蕴，必然内在而深远地影响着像刘学安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型作家的文学实践和文化思考。
在整体上，《留城吟》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首先就在于通过讲述明万历年间以张谦为代表的张良家族后人实施“旺城兴寺”，推进学堂教育，继而达到复兴留城的故事，从而对古留城之貌（地理风貌、民风民俗、家族世系等）、之变（历史变迁）、之事、之质（文化脉象、精神传统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追溯、勘验、描写。在此，从对家族、寺庙、学堂三大文化空间及其交互关系的典型建构，到对文脉或学统上的“留城之学”及其深远影响的有力表达，再到对典型人物“留城之恋”及其悲喜际遇的深情讲述，最后到对无法拯救、无可奈何的“留城之陷”的交代，都可充分表明，刘学安在“留城考古”基础上所作的文学想象与故事演绎，都是着力于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文学性建构的自洽性的审美实践活动。因此，它不仅是史（史实或实事）与诗（审美、想象）互聚生发的艺术结晶， 更是作者情不自禁地吟唱出的一曲文化赞歌与历史挽歌。
复兴留城，确切地说，是在文化与精神上复兴留城可能有的非凡气象，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所着力表达的主题向度之一。在小说中，张家是留城最有名望的世家大族，自然也是担负复兴或重建留城的大任。传承到张斌（留城商会会长）、张谦（族长、掌管龙兴寺）这一代，他们把“旺城”和“兴学”作为复兴留城的两大举措：常年供奉着祖传之物的龙兴寺，虽是在发现“家庙早被黄水冲得没了踪影”后的移址另建，但也是周边唯一大寺。包括僧人、张氏子弟在内的留城人在此参悟、交游或学习，事实上，这也就成了留城人精神信仰的中心；张谦兴办学堂并陆续招收高志、张豹等学子（也称为“十八剑客”）在此学书、习诗、练剑、修身、悟道，实际上也就是为复兴留城作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在其培养下，高志、张豹等新一代学子快速成长、成才。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小说细致刻画了张谦作为彼时留城“第一圣人”的学人形象：仁者爱人，言传身教；传道授业，一视同仁；对孩子们的未来殷切期待——参加科考，获得功名。另一方面，也详细描写了各类学子们在为学和为人方面的各种表现和作为，尤其注重描写师生之间围绕书法、作诗、练清风明月剑等课目所展开的论辩或问道场景，从而展现留城学统新气象。由此可以看出，复归、想象并描摹诗书耕读、正心济世、齐家治国的古士人精神传统，以及在彼时境遇中所可能达成的理想结果或文化蓝图，应是作者在其中所寄予或表达的主体愿景与核心意旨。
“留城之恋”，即讲述高志与两位女子张瑞玉、张丽情感瓜葛的青春与成长故事，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最有内蕴、最感染人的核心内容。这种经由小说家想象和建构的独一无二的留城故事，很可能首次开启了书写古留城之魅的先河。这是一个多么复杂、多么浪漫，又多么悲伤、多么无奈的“留城之恋”啊！高志，这位张家雇工之子、学堂里最优秀的学子，自小与张家小姐瑞玉（即“玉玉”）平等相处、两小无猜，成年后互生情愫，宛然上演了一出金童玉女式的爱情大戏。然而，中间因盛府二小姐张丽的加入和热烈追求，而终使这段姻缘风流云散。小说对于高志和张瑞玉情感关系的描写，力在渲染一种美而忧伤的情调和命运结局。行动若近若离，念想绵延不绝，话语欲盖弥彰，姻缘阴差阳错，到头来，只能徒留遗憾与悲伤！这正如瑞玉在得知高志与张丽订婚后写的词作所言：“留城昨夜又雨，禅寺相思难驭。晨醒懒梳洗，沉溺旧时聚。想续，想续。锦书云中何旅？”小说对高志与张丽关系的描写，力在呈示一种世俗层面之上的道德伦理图景，表面上看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听，不得不从；酒后乱性，致对方怀孕，责任不得不负，而实际上是一直对自己酒后所为心存怀疑并努力寻求答案的高志，当事实清晰之后，为了维护张丽，又表现出一个男人在个人终身大事上难得的襟怀，也因此，姻缘际遇，冤生孽结，悲剧亦由之而生。这正如后来高志娘所言：“她大户人家的小姐，哪能过上咱这样的日子？都是我和你爹把你耽误了。”可是，同样如他娘所说：“要不你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打听到玉玉的消息。”而高志的反应：“瞅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没再说话。”那么，她俩还能破镜重圆吗？这个只能留待读者去独自思考了。
《留城吟》虽然充盈着关于文化复兴的赞歌，播散着关于青春与成长的优美情歌，但终归是一曲关于历史与命运的无尽挽歌乃至悲歌。因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古留城最终被泛滥的黄河水所淹没，所以，用文学方式讲述这段历史时期的留城故事，似已不得不预设下了某种基调和结局。我觉得，刘学安从对历史遗物或遗迹的“考古”以及对相关文献的耙梳，到在此基础上所开启的关于古留城的文学想象与虚构，其间一定在古今之间有着或悲或喜、或冷或热的两极体验。那么，落实于具体写作，这就生成了一种颇耐寻味的文本景观：虽然作者所把握的留城历史、所描写的留城风景、所建构的留城故事、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基本是向着独特、厚重、崇高、悠远或美的认知维度大幅开拓，但是由此所建构的理想世界及其种种关系体系，或正如《红楼梦》中富丽繁华的“红楼世界”最终衰微、坍塌，以及《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最终分崩离析一样，也必将因留城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推毁而消亡。也就是说，无论张斌、张谦们“旺城兴寺”的蓝图与行动多么神圣而伟大，龙兴寺、新学堂、留城多么壮丽而宏伟，高志、张豹等学子们才学或理想多么灵透而高远，他们的爱情多么美丽而忧伤，甚至无论智深们为利为欲所俘的灵魂多么卑俗而丑陋……这一切都终将随着黄河泛滥、水淹留城而最终“烟消云散”。这种由巨大反差所生成的文本格调以及所给予读者的体验，只能是透彻的悲凉或悲剧。这也就是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在主体意蕴和审美情感上深触人心的根因所在。在此尤须强调的是，不同于西方经典小说中所时常虚构出的某地突然消失——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被一场飓风卷走的马孔多镇，《留城吟》中留城的消亡，在历史上是确定无疑的实有发生。事实上，无论实有还是虚有，由此所映衬和生成的悲喜两重天的艺术张力感，则是最能彰显这部小说深层意蕴并能深触读者内心的最重要的触发点。
此外，这部长篇对留城历史上发生的灾难，以及对人心、人性的复杂性，也作了一定的描写、开掘。关于前者，除无法逃避的水患外，小说还讲述了鼠疫、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对留城所屡屡造成的严重威胁。因为水患频繁，留城人被迫逃离；甚至因为鼠疫，留城学子们连参加科考的资格也被剥夺。这也就不断强化了关于留城历史书写的沉重而悲凉的面影；关于后者，小说既也描写了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所遭遇的挫折或困境——比如：高志对清风明月剑从懵懂到彻悟的演变过程和他的为情所困、所乱，也展现了他们在信仰和生活之间的游移乃至背叛——比如：寺中智深的破戒以及为利或欲所俘；张豹的精神倦怠、溜街乱逛、酗酒。
《留城吟》的艺术探索与实践有以下两点也颇值得一说：
其一，在形式建构方面对中国古典小说多有吸纳或借鉴。这突出表现在，主要以各种对话描写形塑人物，推动情节，建构关系，同时大量嵌入新创诗词（比如单第三章就高达19首）以及引入经典诗句、名言、民谣、曲词等，并以作为意蕴生发与主题表达的重要修辞手段。诗词、韵文引入小说的实践，很显然是对古典小说为文传统的回归——诗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大量存在并承担多方面的叙事功能，在世界文学范畴内也是独有风景。这不仅使其小说语言趋于“雅化”，也为重启这种书写传统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其二，在小说核心意象建构和神秘氛围营构方面让人印象深刻。无论龙兴寺内供奉的作为信物或灵物的能自行飞动的铁管，由张氏先人创造并被学子们操练的清风明月剑术以及由张良祖喜爱并流传下来曲子《思念》，作为核心意象在小说中的反复出现，还是慧觉法师屡屡说出的“不可妄语，不可妄想，不可妄动，阿弥陀佛”，高志和瑞玉合舞“清风明月”、继而破除蝗灾的魔幻场景，以及刘伯通家门前那对化作拄着拐杖的白胡子老头托梦于主人的石狮子，作为一个个典型细节在小说中的陡然出现，都以其对某种神秘、玄机或玄幻的暗示性表达而生成了较为繁丰的文学意蕴。
综上，《留城吟》之于刘学安，与其说是“以一种形式弥补了当地文化传承方面的遗憾”、一种“自觉文化担当”，或一种“‘欲罢不能’的个人兴趣和‘水到渠成’的自然溪流”，还不如说是一种起于吾乡吾土、力在对话历史、旨在精神寻根的文化产物；因为留城形象及其故事在“当代中国”文学叙事中是缺席的，所以《留城吟》的出版，就至少具有了以下不容漠视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目前国内第一部以文学方式为古留城作传，想象和演绎古留城人文之魅的写实小说，在题材、写法和意义上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作为一部含蕴着丰富的历史讯息、充分彰显“地方性品格的长篇历史小说，它不仅助益地方文化建设，助推当地文旅发展，也为拓展当代小说的审美视域和表现空间，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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