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学礼是一位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学者，教书育人是他的主业。但他也是一位思想敏锐、内心笃定又不失锋芒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从未停止过。三十年来，虽然从数量上并不在同龄作家中占优势，但几乎他每一部（篇）作品都是精心结撰之作。他的长篇小说《梅花四，红桃五》《追赶与呼喊》及《草原》《金灿灿的峡谷》《夜泊文心》《擦肩而过》《一个胖子的减肥生涯》《隐形婚姻》《第六条白裙子》《六本书》《一树丁香》《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等中短篇小说，在通读之后往往给人“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的美感与快感。在其创作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凌厉，也有现代主义的探索，当然还有传统和通俗小说的笔法以及这些手法的融合。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既有对人性和命运的揭示，也有对当下精神困境的追问，还有对芸芸众生和万家灯火的精细描摹。最近几年，倪学礼的创作愈加老道，几乎每一篇创作都能新意迭出，寄寓深远。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年他在小说创作的沟通雅俗、传统与先锋方面，做出了许多难得的探索与实验，同时还在努力“求变”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变”的创作倾向，即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勘破世事的浮华，努力探究和塑造生命的内质和纹理。总体而言，由于他的学者和编剧身份，他的小说世界明显呈现出三重品质，即学者的反思与坚守、小说家的悲悯与探险、“讲故事的人”的趣味与智慧，而这三者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反思中重新找寻“良知”
从根本上说，人的生命境遇即是“洞穴”，总是困于眼前的幻象而不知，这是柏拉图很早就已揭示的真相。随着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生活天翻地覆，但这种宿命般的境遇却始终在劫难逃。如今，人类社会已进入到由资本、技术与数字所统御的时代，加之话语的繁殖与泛滥，当代人的生活更是幻象丛生。物质和欲望总是制造着各种幻象，而人也总是很轻易就迷失。人们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物质满足和享受的同时，在精神上却失去更多，不断陷入冷漠、孤独和无边的虚无。面对这样的历史遭遇，人究竟应当如何自处，如何走出“洞穴”，这是以守护思想与精神为己任的人文学者与知识分子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而对于小说家而言，当然应当更加敏感，在与历史和时代的对话中，不能不走向深刻的反思与尖锐的批判。也就是说，应当通过严肃的艺术创作，努力“在这已然成为陷阱的世界里探索人类的生活”，（米兰·昆德拉著，尉迟秀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5月，第36页）这是作为小说家最重要的美德。
倪学礼正是这样的小说家。2005年初冬至2008年春，他先后发表了三篇以学者生存状况为题材的讽刺小说，即《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一树丁香》《六本书》，并以突出的严肃性和反思性，实现了个人写作史上的一次飞跃。这三部中篇具有连续性，共同讲述了内蒙古一所名为E大的高校中文系在职称评定、博点申办、博导遴选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所以也可看作一部完整的长篇。这几篇作品充分暴露了一段时期里大学在快速发展中所滋生的一些问题，彰显了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主要塑造了四类知识分子形象：以金河为代表的有学问有坚守的学术带头人；以林若地、李冰河为代表的四处钻营、弄虚作假的学霸和学混；以古树林、徐尘埃为代表的有真才实学，却老实本分、处处吃亏的底层学者；以孟校长为代表的与时俱进、圆滑练达又不失公心的管理者。
其中第二类人物写得最为鲜活，作者调用各种讽刺手法，以夸张和漫画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们的龌龊与不堪，可谓生动传神，入木三分。比如《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中，林若地教训古树林道：“你知道你为啥到今天还是个副教授吗？就是你这人忒较真，给别人留的余地小，到自己那儿就没余地了。你就说我吧，在你看来，我顶多一肚子狗屎，可我这狗屎却上了墙。”“我靠的啥？靠的就是瞎搅和，把大家搅和烦了，大家就把不该给我的先给我了，完了我再帮着别人搅和。”当然，第三类人物塑造得也比较鲜活，作者还为人物精心设计了某些性格缺点，比如古树林对妻子的疑神疑鬼，徐尘埃的胆小怕事和抠门儿，从而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富有立体感，同时还通过制造反差，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既令人捧腹，又令人感动。
不过，从深度和独特性来看，还是第一类人物最为成功。正是对这类人物成功的“正面书写”，体现出了小说最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针对当下的小说创作，谢有顺在答《解放日报》曹静问时曾指出：“在一个价值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书写黑暗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上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肯定性的写作，才是值得敬重的写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倪学礼的这些作品无疑是属于值得尊重的写作。他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儒林小说写成喜剧、闹剧、甚至是滑稽戏，也没有写成悲剧，而是忠实坦荡地写成了正剧，并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和侵蚀，尽管难以独善其身，内心充满矛盾、挣扎和无力感，但始终能够保持应有的尊严和风度，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学者的良知与道义。其中《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中对主人公金河的精神自传式刻画，更是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儒家精神传统所推崇的“良知”，又有古希腊和大学创制以来所推崇的自由精神。因而他无论怎样挣扎，始终都没有失掉底线，始终保持着作为学者的良知和品格。比如他最后还是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古树林；将因不知情收下的3000元钱想办法退还给了学生家长；清醒地拒绝了暗恋自己多年的女学生，因为他深知“作为民众的核心——知识分子，如果被权力、金钱、美女收编了，就意味着疗治民腐的力量也土崩瓦解了，那社会就要从根儿烂了”。于是，这种“肯定性”书写之于作家，就彰显出了其独特的意义，即能够勘破儒林的种种幻象，重新找寻未曾泯灭的学者“良知”。
另外，这些小说还是一部努力张扬大学精神的大学史。什么是大学？王德峰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讲，现代大学不仅是“公共知识和实用技术的积累者和传递者”，更是“一个民族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塑造者”；大学是三位一体的构成，即学术共同体、知识分子的圣所、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王德峰：寻觅意义，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第54、56页）可见，倪学礼的小说正是这种认识和信念的艺术体现。作者不仅借人物之口反复加以申辩，“大学是新思想和新理论的策源地，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现在每一个大学所张扬的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理念来看，任何一所大学都希望把自己建成一个自由国”，还多次以隐喻性的结局，对这种精神加以肯定和深情的呼唤，比如两位老副教授古树林和徐尘埃，一位被全体通过评上了教授，一位被聘为首批博导；古树林在临终前仍对学术念念不忘，对独立自由的境界充满向往。
之后，倪学礼对知识分子“良知”的书写告一段落，直到2023年冬天《夜泊文心》的发表，才又重启他的儒林写作。这说明他始终保持着敏感，而且当再次提笔时，他的写作意图仍然旗帜鲜明：因有感于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命运和人格，计划从三个层面关系上，即以师生、知己关系为主线，以夫妻关系为辅线，以与故乡关系为隐线，“勾勒其曲折的命运轨迹、描摹其通达的精神气象、展现其高远的人生境界以及他在乱世之中所坚守的道义理念”。最后，小说也很好地达成了这种意图。而且在我看来，还有回头望月的意味，将过去未及深描的儒学精神，不仅作了充分的展现，还给予了深情的赞美：“君子求道，当如红轮；终日乾乾，孜孜不倦。”从中可见，经过多年的沉淀，倪学礼对知识分子有了更深的思考，尤其是与儒学精神似乎产生了强烈共鸣。知识分子何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学问？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止于至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可见，这也正是《夜泊文心》所要表达的核心精神。其实，又何止做学问，文学创作亦是如此。
在悲悯中重新找寻“真情”
当然，倪学礼小说的反思与批判是多方面的，除了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的思考，还有许多对于现代性发展及其带来的精神困境的反思，比如对异化、冷漠、孤独的呈现和揭示。不过，显然倪学礼的创作并未停留在反思本身，而是通过这种反思去表达一种悲悯的情怀和对真情的寻找。这在他早期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流露，但在最近几年则比较集中。比如2022年春发表的《一个胖子的减肥生涯》《擦肩而过》和2024年初发表的《金灿灿的峡谷》《草原》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金灿灿的峡谷》是一篇细节呈现能力较强的作品。小说讲述的是赛罕乌拉大草原上一家猎户向一只狗熊“复仇”的故事。其中父亲与狗熊之间的那场绝杀，写得惊心动魄，动感十足，同时又极富画面感——在金灿灿、亮闪闪的峡谷间，猎人与熊狭路相逢，你来我往，间有猎狗跃身而入，少年惊恐而立。小说采用的是一个少年的叙事视角，故事情节主要是写他的阿妈从前被狗熊害死，父亲为此追踪三年，这天夜里终于带上儿子开启了寻仇之路，不过经过一段你死我活的厮杀后，在儿子的哀求下，父亲最终放弃了对熊的猎杀，因为他们发现这只熊已有身孕。当然，小说并未平铺直叙，而是精心设置了一个悬念，即少年事前对他阿妈的死因和父亲这次狩猎行动的目的并不知晓，但当他得知真相后仍然哀求父亲放过熊，这个反转的结尾就显得格外动人。莫言说：“故事就是小说的皮，其他我要讲的一切都可能是小说的皮上的毛、由毛所构成的花纹、由毛所呈现的颜色等。”当然，倪学礼要讲的一切也是在故事之上。
首先，这篇小说从头至尾，写足了大自然的气味与神秘——赛罕乌拉大草原上，人的行踪总是混合着动物的骚味和迷人的果香，还有潺潺的河水、形状和颜色各异的花叶。作者如此精心的营造，表面上是写自然的伟大馈赠，实际上是在写都市人早已失落的家园。其次，小说多次写到父亲对自然的敬畏和爱护。刚出村子就嘱咐儿子“走路一定要轻，尽量别去惊扰庄稼地、草丛里和树木间的那些昆虫和小动物们”；担心狼道上的铁夹子会误伤喂奶的和怀孕的母狼，他赶忙愤怒地打掉它，大喊“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绝不是这样的”。这显然是一面镜子，为了照出现代人对自然敬畏之心的丧失。最后，小说还写了少年的善良天性和对万物生灵的热爱，尤其是超越一切仇恨的爱心和平等心，这无疑是在反写都市人日渐冷漠和枯萎的心灵。这是一篇以“草原”来对照“都市”的精彩寓言。在故事之上，作者寄寓着对都市文明的多重反思。当然，它首先还是一篇现实主义作品，是扎根于现实土壤的艺术创作。其中的很多细节都来源于真实生活，比如父亲爱护自然的细节很可能就源于倪学礼的亲身经历。据他回忆，童年时他曾遇到过一位车老板，“从草地上站起来，他一定要把屁股坐塌的小草轻轻地扶起来；路上遇到黄羊、狍子、兔子甚至是一条小小的马蛇子，他一定要停下车，等它们经过自己再走”。倪学礼的新作《草原》，也是同样的主题，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具有鲜明的生态美学的风格。小说通过讲述一位年轻寡妇花溪因失眠而深夜巡山、与自然神交一夜的故事，从中串联起她与丈夫相爱和冒死护林的往事以及与其他男人的短暂交集，表达了草原人对万物生灵的热爱，批判了城市人对自然的破坏和善良的缺失。可见，这又是篇构思巧妙、内蕴丰富的小说。在艺术效果上，与《金灿灿的峡谷》同样浑然天成，都可称为是以悲悯之心来反思现代性的深刻寓言。
说起悲悯，它是所有严肃小说共同的品质。作为严肃的小说家，倪学礼的作品当然也具有这种品质，比如《金灿灿的峡谷》和《暖雪》等。不过，表现最为突出的大概是他于2009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追赶与呼喊》。我甚至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小麦，其实就是悲悯的化身。而且从形式与内容契合度上来看，可以说是作家完成度最好的小说之一。
从表面上看，这篇作品写得很通俗，包袱不断，但实际上却大有深意。它写出了一种真正的悲悯精神，值得当代人再三品味。同时，它也构成了整部小说一切叙事的动力。试想正是因为悲悯，小麦才爱上知青林木——“她第一眼见到他就感觉他像个刚啄开蛋壳的小鸡崽儿，柔软、文弱，让人怜惜、让人喜爱，恨不得赶紧地把他抱在怀里”；也正是因为悲悯，如阿来所说小麦非但没有被城市的人情与规则所吞没，反而化开了城里人的蔑视、自私与猥琐，反过来成为这些人的同情者与施予者，感化了婆婆和小姑。从小麦身上所体现出的悲悯，显然已不是世俗道德所能轻易评判的，而是属于真正的小说意义上的悲悯。李敬泽在《为小说申辩》一文中说：“伟大的小说家对人一视同仁，他公平地对待人、对待生活。当然，你可以称之为‘悲悯’……在他眼里，你们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体的人，在他的‘存在’的尺度上同样对你们满怀好奇之心、满怀‘悲悯’。”不过，我认为悲悯只是倪学礼这篇小说的意图之一，此外还另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力图通过这种悲悯，重新找寻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比如，小说结尾处小姑与小麦的真情流露，就明显指向了这一点。
之后不久，倪学礼发表了《第六条白裙子》《隐形婚姻》，可以说都是对真情主题的延续和深化。这两篇小说，反思了当代人所谓同居、试婚、开放式婚姻、上娱乐节目速配等社会现象，揭示了在“自由、独立、平等”表象下，人的自私、冷漠、缺乏责任感的本质，以及由此带来的更深的精神压抑。《第六条白裙子》的主人公马平川与恋人郝迪同居八年却不结婚，爱情在庸常的日子里已逐渐消耗殆尽；《隐形婚姻》的主人公丁子与舒洁采取的是“婚约式”开放婚姻，他们相互独立，互不干涉，不料舒洁已失踪多日，他却毫无觉察。之后，两部小说就开启了对他们的“实验”，将这些观念的“幻象”放在火上炙烤，马平川和郝迪被拉去经历了一场爱情速配节目，为此马平川感到大受侮辱，“你的意思是我的老婆就像超市里的货物，我就是那购物筐，观众只要随手把它装到筐里就行了！我凭什么让那些没文化的人给我定终身啊？不干，坚决不干！”而舒洁跟丁子则搞起了“捉迷藏”，丁子意外收到了一个三岁小孩，因怀疑是自己的“私生子”，所以只得去找所有跟自己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并且深感他“肉体上获得自由了，可精神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当然，小说最终并未让他们一直压抑下去，而是让他们在渡尽劫波后，从幻象中突围出来，都重新找到了真我与真爱。马平川和郝迪终于忆起纯真的往事——当年郝迪因买不起白裙子而受辱，是马平川口挪肚攒地为她买了那条白裙子，于是真爱被重新唤醒，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丁子在与第二个女人重逢后，终于被她的清新与纯净所打动流出了眼泪。由此，小说唤醒了真情，也重申了悲悯。可见，悲悯是一种更深的情怀，已不止于对他者的同情，而是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的同情。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必然是悲悯的事业；而小说又因为事无巨细，乃是对人最深的理解与观照，所以更是充满无尽的悲悯。
在探险中重新找寻“实感”和“趣味”
在《第六条白裙子》《隐形婚姻》这两部作品发表十年后，倪学礼接连发表的《一个胖子的减肥生涯》和《擦肩而过》，仍然包含真情主题，但侧重点却明显有所变化。如果说此前的小说还是在反思当代人情感的缺失，那么这两篇小说的反思则更深了一步。它们有着相近的主题，即作者敏锐地发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愈来愈习惯于科学、规范和高效，人与人之间愈来愈缺少关爱与温情，结果导致各种负面的生存感受随之而来。如何洞穿这些新的幻象，重新找寻人所应有的最基本、最真实的“感觉”，成为作者在小说中探讨的主题。
不过，这两篇小说虽然主题相近，在艺术上却有各自的探索。初看起来，前者倾向于卡夫卡的变形手法，后者则偏向于伍尔夫的意识流。尤其是从前半部分来看，这样的倾向更为明显。两篇小说在写法上显得有些冒险，容易落入窠臼。不过，一旦冒险成功，也可能别开生面。事实上，两篇小说的确闯出了一条新路，即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自然融合，较好地实现了由虚入实、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一个胖子的减肥生涯》虽然没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舒尔茨的《鳄鱼街》那么夸张，但其实也写了一个“变形”的故事，只是主人公一觉醒来没有变成甲虫，而是变成了超级大胖子，至少有910斤。之后，他千方百计减肥，按照最科学的方法，还享受着妻子最科学的配餐，但无论如何还是变得越来越胖，终于因肥胖器官衰竭而死，然后他的妻子和司机成立了一个“肥胖研究中心”。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这篇小说则写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谋杀”，他的妻子与司机通奸合谋，想通过长期催肥害死他，结果后来被他识破，但他却不动声色，并放弃了减肥，以巨大的“悲悯”成全了他们，仅在他涂鸦的窗帘上留下一行字：“你要我胖，我便胖。”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座名为马前镇的、以“理性王国”而闻名的新兴科技小镇，而故事的真相最终则是由一位“观念派”艺术家来揭晓。他本来是想到小镇上寻找某种观念作为灵感，不想后来却被胖子的留言以及窗帘上的涂鸦深深触动，最后“他第一次能够凭着感觉、而不是理念来作画”，并听从内心的声音完成了一幅《生命》之作。
这篇小说在形式上的最新颖别致之处就是诗歌引入，即以7首现代诗推进叙事，以惠特曼的诗开篇，以胖子所作的6首诗穿插其间。在我看来，作者的用意在于使诗歌发挥两方面作用：其一，铺垫、暗示、悬念设置。通过反复在诗句里提及“褐绿色的蛇”作铺垫，暗示带着褐绿色帽子的司机与妻子通奸合谋的真相——“我看见了那条蛇//那条褐绿色的蛇……//它无处不在//它在那女人身上”。其二，与理性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诗歌代表感性的世界，所以能够借以展示一个与马前镇这个理性王国相对照的心灵空间，同时展示胖子的内心世界，即这座新兴科技小镇上唯一的心灵绿洲，从而形成鲜明对比与叙事张力，进而凸显理性主义生活的荒诞与幻象本质。因而，小说将“感觉”之于人的重要价值，在凄美而动人的诗境中更加有效地传达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迪。另外，还将诗歌、小说乃至文学之于当今时代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彰显了出来。谢有顺说，“人类进入了一个越来越迷信确切知识、迷信技术和智能的时代”；但“想象力并不是多余的，审美和不确定的事物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在不断地反抗这种不容置疑”，“仍在有力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丁帆、梅家玲、王尧、谢有顺：《科技文明的时代，传统文学何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诗歌的引入，也是中篇小说《擦肩而过》的技巧之一。在这篇小说中，诗歌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只是在具体的处理上与前者存在差异，仅在结尾处使用一首诗，而其他地方都不过是草蛇灰线，所以诗味不及前者浓郁。当然，这篇小说的主要技巧并不在此，而在于采用了近似意识流的写法，尽管没有伍尔夫《到灯塔去》那么精细芜杂，但对主人公樊篱复杂的心理活动、纷乱的意绪都有相当细致的描摹，使小说的叙事变得格外绵密、隽永。小说也发生在马前镇，讲述的是樊篱换肾后，深恐死亡的濒临，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复盘了自己的一生，伤感地发现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显得无力，因而对旁边跟他一样处境的病友极其不屑，因为发现他竟然喜欢诗，在深夜里“竟然在读诗，还是在随时都可能死去的时候”，于是这位病友近在咫尺，却犹如伍尔夫笔下孩子们渴望去逗留的那只“灯塔”，让他充满好奇，后来病友去世了，他也最终走近了“灯塔”，终于认出他是自己的一位老同学，一位诗人，当他读到留给他的诗作《我重返大地》时，那一刻他感到无比温暖，“感到身体里有一股说不清的透彻力量正在猛烈生长”。
可见，这两篇小说在融合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方面，的确做出了难得的探索，将当代人的情感乃至感觉的丧失问题深刻地呈现了出来。而且，在我看来，这种难得还在于他既让想象力尽情飞翔，最后又让叙事稳稳地落在现实生活的大地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使得倪学礼无论如何都不会走向极端，就是他始终钟爱“趣味”，尤其是人间的烟火味儿。在他看来，或许大俗大雅，才是小说更高的境界。他于2015年发表的《梅花四，红桃五》是一部长篇谍战题材小说，据说就是要追求这样的境界，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这样写道：“它既有思辨真理、寻找真相的严密叙事，又有带着煸炒葱姜过后浓郁香气的世俗生活。”
倪学礼的小说是充满趣味性的。当然，趣味之于倪学礼小说，也并不是只为迎合大众的口味，而为了给人以休养，是严肃生活之前的准备。而且我觉得，这种“趣味”在小说中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倪学礼的对白艺术。这既得益于他多年的实践探索，还得益于他潜心的理论研究。这里可以随便举一例，在《追赶与呼喊》中这段夫妻夜话，读起来特别有滋有味，耐人寻味：
小麦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麻烦，二半夜还带谈心的。林木说，我考上大学你们全家都不高兴！小麦说，你要他们怎么高兴，敲锣打鼓给你戴红花吗？林木说，我请客时，你们家一个人都没来。小麦说，他们都来了，该把锅给你吃塌啦！林木说，不管怎么说，我都得谢谢你。小麦说，跟睡在一铺炕上的老婆还见外？林木说，我结了婚，还能报名，多亏你二大爷了。小麦说，你还是谢你自己吧，没长那个脑袋，报了名又有什么用……小麦，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家里还不知道我结婚呢……小麦说，什么？你闺女都两岁多了，你家里还不知道你结婚呢……你说，现在怎么办吧？小麦打了个哈欠，说，天大的事也得天明再说啊，先睡觉吧。
应该说，迄今为止倪学礼的小说无论多么严肃，都并未走向钱钟书式的尖刻，也未走向博尔赫斯式的幽闭，而是让“趣味”平衡了这一切。“趣味”让他的叙事更富弹性和可读性，有了小说必要的松弛。但同时，又没有使他的小说走向所谓的“通达”。这就好比鲁迅所说的“生存的小品文”自然“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可见，这样的“趣味”，透着生活的智慧，也有蕴含着思想的智慧。显然，它不是反讽、通透、亦邪亦正，而是一种生命的“真味”。它与“良知”“真情”与“实感”相同，都是倪学礼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从生命里找寻出来的“真实”。那么，这种“真实”是否可信？倪学礼在他的小说里早已作了回答：
“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
“你信它，它是真的；你不信它，它也是真的！”
“它是什么？它在哪儿？”
“它也许是辽阔的夜空里一道亮光，也许是无垠的荒野里的一盏明灯；它在你的眼中，也在你的心中！”
由此可见，这种从生命里找寻的“真实”，已然成为倪学礼的一种真理与信仰。当然，此“真实”非彼“真实”，它不是物质世界的真实，而是人作为生命所具有的“超越性”，是人之为人所以能勘破“幻象”，最终走出“洞穴”的希望和可能。因此，纵观倪学礼三十余年的小说创作，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充满探索的锐气与勇气，充满思想的锋芒与力量，正是源自这种来自生命的“真实”。
总体而言，倪学礼小说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也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既有对草原林场、乡村都市的生动描摹，也有对农人猎户、诗人画家、剧作家媒体人的精心刻画；既有现实主义的写实，也有现代主义、传统小说和通俗小说的手法；既有干净洗练、朴素动人的温暖讲述，也有辛辣尖锐、一针见血式的讽刺揶揄；既有幽默风趣、亲切有味的戏谑调侃，也有自我拷问、顾影自怜式的诗意沉吟。他的小说很少自我重复，他总是能够通过一种融合先锋与传统、典雅与通俗的艺术风味为我们提供新的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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