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这两个以地方性为表征的文学创作潮流，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事件性”存在，甚至被评为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1）之一。其中炙手可热的作家，如双雪涛、班宇、郑执、林棹、陈春成、王威廉、陈崇正等，不仅深受媒体空间和读者大众激赏，也获得了主流文学批评界的青睐。但与此同时，批评界对于这种以地方性概念为装置来统摄当下文学创作的命名行为存在着诸多非议，认为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些文学现象自身的审美多样性和历史复杂性。然而，当我们拨开文学历史的重重雾霭，穿透批评话语的层层裂隙，便不难发现，“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这类批评概念兴起的背后，其所指涉的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学维度的审美动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还是一个代际层面的学术动向，它是“80后”作家和批评家企图告别“80后”这一代际标签的一次集体突围和话语重构。
一
作为以地方性为表征的文学批评概念，“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的内涵和边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其批评对象来看，这两个批评概念所统摄的对象均是以“80后”作家为主体，如班宇、双雪涛、郑执、陈崇正、林棹、林森、王威廉等，尽管两者的概念边界目前都还不甚明晰，很多不同代际、不同国别和地域的作家都被一股脑地纳入，但不可否认的是，“80后”作家依然构成了这两个写作潮流的中坚力量。从其批评主体来看，这两个批评概念的命名和发展主要是由一批“80后”批评家所策动和建构的，例如“新东北作家群”的主要讨论者黄平、杨丹丹、刘岩、李振、丛治辰、杨晓帆、胡哲、张维阳、李丹、刘阳扬等，“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建构者如杨庆祥、陈培浩、曾攀、刘小波、李壮、卢桢、徐勇、唐诗人、邓小燕、徐诗颖等，也均是“80后”。正是经由这批“80后”批评家的命名和反复讨论，才使得“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装置，并且越来越为学界所接受，未来也必将成为文学史书写中不可忽视的一页。而从其批评实践来看，“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某种业已形成态势的文学潮流的价值体认或理论总结，而是批评家和创作者在特定文学创作基础上所提出的对文学发展前景的某种可能性期待，这有点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一个具有生长性、召唤性和未来性的理论概念，有待作家和批评家们给予持续有效的回应和建构。
先谈“新东北作家群”。所谓“新东北作家群”，其所预设的比较对象显然是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尽管早在这一概念成为双雪涛等人的文学标签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新东北作家”来指代迟子建、阿成、何凯旋、孙惠芬、陈昌平等一批东北作家。然而由于这些作家为我们呈现的东北经验并没有跃出既往对于东北文学的惯常认知，所以并未在当代文坛形成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真正引发全面关注，则要到“80后”批评家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2）一文的问世。该文主要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80后”东北青年作家为中心，认为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即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和“子一代”的叙事视角，并从语言风格、共同体的重建以及现实主义的复归等层面，来探讨这批东北作家所呈现的新美学气象。在此之后，“新东北作家群”开始被批评界广泛接受和使用，以“新东北作家群”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实际上，早在“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出现之前，“80后”批评家们已经对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例如黄平早在2017年的文章中就曾指出，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成熟时刻”，它意味着“80后”文学开始“走出‘自我’的美学”，进而“承担起共同体的责任”，“锚定共同体的意义”（3）。另一位“80后”批评家刘岩同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双雪涛、班宇、郑执的研究论文，如《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4）《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5），以及访谈《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6），这些文章立足于20世纪90年以来东北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从“东北—历史—阶级”的分析框架来审视双雪涛等人的东北书写及其意义。而后，批评界对于“新东北作家群”的阐释总体上也是围绕这一维度来展开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谈到“新东北作家群”时，还有一个与之相伴而生、不得不提的概念，即“东北文艺复兴”。所谓“东北文艺复兴”，它首先是一个发端于娱乐圈并为学术界所接受和不断赋形的概念。该概念最早由东北“80后”歌手董宝石提出，用以调侃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批东北文艺工作者，如短视频博主“老四”、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歌手毛不易等。这些“东北”元素及文化经由现代传媒途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发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小资”群体到工人和农民，都在不同层面、不同场域中遭遇着这些“东北”符号，感受着它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当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加入后，“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内涵和边界都得到了拓展和深化。“80后”批评家杨晓帆曾联合批评家李陀以及数所高校的研究生，针对双雪涛等人的创作开展讨论，并首次从学理层面接纳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7）。在此之后，当我们谈论“东北文艺复兴”时，也基本上是以“新东北作家群”为论域而开展的。《当代作家评论》于2022年第5期开始推出“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来对这一命题进行持续追踪和建构，并先后推出了“80后”批评家黄平、陈培浩、杨丹丹、李振、赵坤、胡哲、李丹、张维阳等人的文章，从各个层面对“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和理论阐释。2024年年初，《当代作家评论》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两大刊物联合开辟“新东北·新南方”研究专栏，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度建构。当然，这些文章当中不乏一些对“东北文艺复兴”的否定性意见。例如“80后”批评家杨丹丹将“东北文艺复兴”放置在百年东北文艺发展历程中来考察，由此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东北文艺传统实际上并未中断，因此“复兴”也便无从谈起。所谓“东北文艺复兴”实则是一个“伪命题”，它不过是由当前批评界的“唯‘新’主义”制造出来的审美幻象。在他看来，当前这批东北作家及其批评者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想追赶时代时，虽已步履蹒跚，还不忘回顾属于他们的辉煌。这种一步一回头的姿态，正是东北现实的写照。也许，他们还是不敢、不想面对21世纪的新变。但文学批评却有意放弃对此症结的思考，执迷于新概念的制造，将东北青年作家代入‘新’的幻象中，忽略了在文学史脉络中重审自我写作的历史关联性。”（8）基于此，杨丹丹又从四个层面对“新东北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追问和辨析：“一、东北文学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写作对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写作传统？二、‘新东北文学’如何处理这一写作对象和写作传统？三、在此过程中，‘新东北文学’讲述了哪些新东北故事？四、在此基础上，‘新东北文学’呈现出哪些审美特征？”（9）丛治辰则完全放弃了对“新东北作家群”的审美评价和历史分析，而是将其放置在“较长时间段知识界、文学界与大众文化的各自发展与互动关系中加以考量”（10），从而指出“东北文艺复兴”“新东北作家群”这类概念诞生背后的批评逻辑、话语裂隙、市场角力等因素。在我看来，这些责难和质疑的声音虽尖锐，但也正是这种学理性的辨析校正了概念自身的批评效力和阐释维度，对于推动概念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作用。
再看“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作家群”一样，“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同样是由“80后”批评家为主体而促成的文学命名。“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肇始于“80后”批评家陈培浩2018年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评论“80后”作家陈崇正的文章《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该文首次公开使用了这一概念。作者在文中谈道：“之所以说陈崇正是一种新南方写作，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南方以南的写作。那些不断在他作品中重现的巫人幻术并非传统江南文学所有。更重要的是，南方作为一种审美元素进入了作品，却没有形成一种地理暴政，隔断陈崇正作品跟时代性现实焦虑和普遍性精神议题之间的关联。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在陈崇正同代人这里变成了一种精神地理。”（11）而在同年11月的《花城》笔会期间，杨庆祥、陈培浩等“80后”批评家联合“80后”作家王威廉、陈崇正、林森等人再一次讨论了“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学术可能性，“新南方写作”作为一种共识性的批评概念呼之欲出。
“新南方写作”的集体亮相发生在2020年8月。《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开辟了题为“‘新南方写作’研究”的专栏，由“80后”批评家陈培浩主持，发表了陈培浩、刘小波、宋嵩、杨丹丹、徐兆正、朱厚刚的评论文章，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分别对卢一萍、陈崇正、王威廉、朱山坡、罗伟章、林森这几位南方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标志着“新南方写作”这一学术概念的正式登场。随后，《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开辟专栏“批评论坛· 新南方写作”，推出了杨庆祥、曾攀、东西、林森、朱山坡的文章，首次从宏观的理论层面集中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内涵及其阐释边界。其中“80后”批评家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堪称“新南方写作”的理论纲领。杨庆祥在该文中首先明确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边界，即海南、广西、广东、福建、香港、澳门等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同时辐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被称为“南洋”的区域，而其前提则是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与思考。紧接着，杨庆祥通过举隅林森、朱山坡、陈崇正、王威廉等“80后”作家的创作，进一步明确“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四大特性。最后，杨庆祥还从世界文学谱系的角度，指出“新南方写作”最有意味之处在于“其能够在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通过汉语的主权进行预先书写和确认”（12）。而后《青年作家》《广州文艺》两家杂志相继推出了“地域写作中的新南方文学”“新南方论坛”专栏，对这一命题进行持续讨论。此外，曾攀的《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13）、陈培浩的《“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14）等文章均从宏观的理论或文学史层面，为“新南方写作”赋形。文学期刊的集中推介，文学批评家的集体发声，标志着“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生长性的学术概念，正在被学界广泛接受，迅速成为当下文学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在这一过程中，“80后”作家和批评家同样占据着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新东北作家群”也好，“新南方写作”也罢，其概念的诞生与发展，与“80后”作家的成长转型以及“80后”批评家的主动建构有着紧密的关联。从代际意义上来看，“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乃是“80后”文学及其批评的延续，这是一个属于“80后”作家和同时代批评家们所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和批评史片段。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80后”作家和批评家企图告别“80后”这一代际标签的一次集体突围和话语重构。
二
“80后”批评家究竟缘何对“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这类概念报以巨大的学术热忱？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其纳入“80后”文学及其批评史脉络中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两个批评概念的理论预设和生成逻辑，进而明确其阐释边界和批评维度。
“80后”文学自诞生以来备受争议，一直以来，批评界也不乏对“80后”文学这一代际概念的质疑和讨伐的声音。不过，无论这些声音有多么切实和尖锐，都无法阻挡这一概念成为既定的文学史事实，也注定要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而在“80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80后”文学同代人批评的缺席和姗姗来迟，以至于早期“80后”文学与主流批评界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在互相攻讦和谩骂中让批评话语逐渐溢出问题的边界，彼此无法形成更深层次的有效对话。即便后来主流批评界渐渐意识到必须更新审美标准和价值体系，进而尝试去理解“80后”作家，并且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话语阵营，然而在我看来，主流批评界彼时的妥协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相当于一种变相的文学“招安”，“80后”文学及其批评彼此在对文学的观念和价值方面并没有达成有效共识。因此，在那看似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画面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话语裂隙和不可调和的代际冲突。按理来说，这些裂隙理应由他们的同时代人去缝合，即在一代人共同的生命经验和情感结构之基础上，搭建起创作与批评沟通的桥梁。同代人之间经验的相通和情感的契合，往往能够让批评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正因如此，“80后”作家颜歌和周嘉宁在一次新书推介会上，向同为“80后”的批评家金理发出了质问：“为什么你们同龄人的批评家不写写我们呢？我们‘80后’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批评家？”（15）
在我看来，“80后”文学同代人批评缺席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80后”作家的少年成名，是他们的同代人批评家未能及时地做出有效批评反应的直接原因。即便早期也有《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这样以“80后”同代人批评为噱头的批评专著问世，但是全书纯粹文学价值部分的交锋还太少，更多的是刻薄的酷评，如顽童般在已被涂鸦的文字上又撒泼了一回。其次，“80后”文学同代人批评的姗姗来迟，其原因还应该放置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的社会和学术语境中来考察。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成为其后二三十年间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不二方法。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审美活动逐渐式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路径发生了急剧转换，从此迈上了知识化、历史化的征途。“80后”的文学研究者们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中，跟随他们的导师走向了历史化的研究道路，而与文学批评的现场相去甚远，遑论去关注那些被当时的学术体制深深鄙夷的“80后”作家。最后，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标准的变化，使得“80后”文学研究者甫一进入学术研究的场域，就迅速被学科体制所驯化。青年学者们要想获得学位、教职，乃至职位晋升，就必须在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写文章就必须学术化、历史化、理论化。这也使得“80后”青年文学研究者不得不策略性地疏远文学现场与批评，而更加注重学术考核，他们甫一进入高校体制，就失去了形成自己批评风格的天然土壤。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80后”作家一直没有自己的同代人批评家。2010年左右，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姗姗来迟的“80后”批评家才开始集体登场，并着力展开对其同时代作家的批评。从其外源性上来看，“80后”批评家的集体出场与学界前辈的大力倡导以及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的积极推介，有着极大关联。彼时，《上海文学》《南方文坛》《都市》《文学报》《大家》《名作欣赏》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等都曾推出专栏或策划丛书，提倡“80后”文学的同代人批评。另外，陈思和、李敬泽、吴义勤、白烨、张柠等诸多前辈批评家也都大力倡导“80后”批评“80后”。从其内源性上来看，“80后”批评家的集体登场，与“80后”批评家自身的成长与成熟、自我的发现与确认也有着紧密联系。当“80后”批评家们都经历了系统而完备的本硕博教育，在学院派的学术操练中累积了丰厚的知识膂力和理论素养，开始走出校园，走向工作岗位。从校园到社会的环境更迭，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加之迎面而来的高房价和高通胀，让这些曾经久居“象牙塔”里的“80后”青年学人真切地体味到了这代人特殊的生命遭际和时代境遇。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存的意义被贬损，生活的价值被削减，生命的尊严被践踏的感觉，于是不得不暂时从“象牙塔”的学术研究中抽身而出，去直面那惨淡而凛冽的人生，去思考自己这代人的来路与归途。因此，关注“80后”文学有其切身性的原因。正如黄平所言：“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研究者，哪怕是为自己的境遇说话，也要介入到相关的阐述。故而，对韩寒、郭敬明的讨论，对相关的青年文学与文化的讨论，比较用心用力。”（16）
“80后”批评家在主体性介入、历史性建构和理论性凸显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同时代人虽迟但到的批评，也明晰了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然而这种批评虽然掷地有声，但也为时已晚，因为早期那批炙手可热的“80后”作家许多已淡出文坛，对这些文学问题早已失去了兴趣。从结果上来说，也极大地减损了这种批评的有效性。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而“80后”批评家要想改变这样的尴尬处境，就必须进行学术突围，努力去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最终实现批评话语的重构，从而建立起属于这代人独有的学术体系和批评话语。
实际上，学术突围和话语重构早已成为“80后”学者们挥之不去的隐忧。对此，杨庆祥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记中感叹：“这是一本将自我排斥在写作之外的书，因为排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最后我觉得这本书似乎并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某个图书馆尘封的一角，某个无用的废品回收站，某个在夜色中瑟瑟发抖的垃圾堆——它属于一本不需要提及和想起的书，就好像旧情戛然而止，相距咫尺却远在天涯，爱恨交织原来无缘无法。”（17）尽管这段话难免有些自谦和自嘲意味，却又分明透露着杨庆祥内心深处最为真实的感受。作为“重返80年代”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杨庆祥的博士论文《“重写”的限度》通过对历史文献的仔细整理和研究，在对经典著作、文学期刊、各种思潮的回顾和辨析中，带我们重新走进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场域。然而他的这番感慨不免引人深思，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重返80年代”研究与自我主体之间的巨大裂隙？这个问题也许不难回答，如果稍加思考，便会理解其慨叹实则来源于一种对前辈学人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他和他的同时代批评家想要突出学术重围，进而建构起属于自己这代人的学术体系和批评话语的壮志雄心。事实上，即便是沿着其导师开辟的学术道路，他们亦能够在学院派的学术研究中站稳脚跟，取得不错的成就。然而他们也深知，尽管80年代意蕴繁复、潜力无穷，却并非属于他们的时代，无论他们怎样努力耕耘，都很难超越前辈学人在此领域所树立的学术标杆。正如陈思和在谈及“80后”同代人批评时所言：“在‘常态’当中，传统会慢慢趋向没落，从盛而衰，学生一般是超不过老师的，比如孟子接孔子的衣钵，但孟子无法超越孔子，到什么时候会有转机，就是出现‘对立面’的时候，传统的发展是通过‘变异’(一个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对立面’用外来的新资源补充了传统。可能一开始会吵吵嚷嚷，但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最终会包容‘对立面’，这个时候传统就发展了。”（18）
“80后”批评家要想摆脱前辈学人“影响的焦虑”，就必须从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突围，通过与传统的“对立”和“变异”，在借鉴和吸收新资源的基础上，去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批评话语。这一学术吁求伴随着早期“80后”作家的成长与转型，尤其是“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等写作潮流的出现，而有了现实的逻辑支撑。我们上文所提及的“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概念的主要建构者，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突围路径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基本上遵循了从学术研究向文学批评的路径转换。与此同时，批评界早期面对“80后”时所使用的代际概念也难以为继，无法再统摄当下的“80后”创作。而这无疑也给了“80后”批评家以契机，使得他们有机会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同代人的创作，并给予其恰当的理论命名。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在来临。
三
以上分析，我们仅仅是从批评概念缘起和学术话语重构层面，指出了“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不仅仅是地域文学概念，还是有关“80后”文学的代际批评概念，即由“80后”批评家所策动和发起的一次重构批评话语的学术突围实践。实际上，“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与“80后”文学之间的联系还不止于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创作主体的写作实践，还是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抑或是媒介语境下的市场境遇等，“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与早期的“80后”文学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创作主体的写作实践来看，“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中的诸多作家与早期的“80后”作家共享着类似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序列，他们在创作的初期大都经历过个人化和类型化的写作之旅，也带有鲜明的青春感伤色彩和浓郁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例如郑执早期的小说《浮》《别去那个镇》《我只在乎你》，包括《生吞》双线结构中的少年叙事线，与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夏至未至》等在审美风格上都具有同源性，还有双雪涛早期带有类型化色彩的《翅鬼》《天吾手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合并为郭敬明《爵迹》的同类项。就在2022年4月，双雪涛的几篇小说以“艳粉街”为题在美国结集出版，并受到《纽约客》的推荐，这不禁让人想起曾经的韩寒、村上春树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时的风光。在这方面，已有青年学者从这批东北青年作家的成名经历、创作类型和崛起路径等层面入手，将“新东北作家群”与世纪之交的“80后”文学勾连起来，认为“无论是双雪涛还是班宇抑或郑执，在凭借东北下岗题材获得‘新东北作家群’这一集体命名之前，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写作前史——与文学史上概念化的‘80后’文学更为切合的写作前史，而他们对‘80后’文学的超越正是以自我转型的方式得以实现的”（19）。实际上，这种前史也不仅仅体现在“新东北作家群”当中，对于“新南方写作”来说也不例外。例如陈崇正是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二等奖得主，其早期的创作与世纪之交的“80后”作家也并无根本上的差别。此外，还有林森，他在《百感交集的声音——我生命中的某些片段》（20）这篇散文中，曾提及自己最初想要报名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却又苦于找不到一本带有比赛报名表的《萌芽》杂志，而后托朋友从省城买来寄回，最终投稿参赛却又石沉大海。实际上，即便是“新东北”“新南方”作家在当下所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其与“80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在双雪涛小说中出现的诸多“文艺青年”形象、郑执小说中的青春故事等，我们很容易将它们与早期的“80后”文学联系起来。而在很多批评家看来，“新东北作家群”受到主流批评界青睐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其“80后”“小资”文学颠覆者的形象，实际上他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与其说“新东北作家群”颠覆了“80后”文学的“小资”者形象，倒不如说是“新东北作家群”赋予“80后”文学的“小资”者形象以时代和历史的内涵和意义，从而让其小资者的形象更加鲜活和饱满起来。
从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来看，“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中的众多作家与早期的“80后”文学实则也共享着相同的读者群体。这些读者基本上以活跃在豆瓣和各大网络平台的“80后”“90后”文艺青年为主体，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曾是郭敬明、韩寒们的粉丝读者，成年后又成为双雪涛、班宇们的忠实拥趸，其在成长经验、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等层面有着强烈的共通性。当他们处于青春的幻想期和迷惘期时，郭敬明、韩寒带领他们进入了一个别样的生活世界，他们幻想着如韩寒一般告别课堂，摆脱繁重的课业负担，从而进入郭敬明为他们勾画的那个光怪陆离的“小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流连忘返。随着这批读者的成长和分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或进入文学专业，接受了经典文学的洗礼，对社会历史、现实和自身的生存处境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再反身观察自己少年时代阅读郭敬明、韩寒作品的经历时，心中不免会产生一种难言的尴尬。这种内心的尴尬和对自我认知更新的吁求，使得他们须需通过阅读来建立起历史和现实的关联。而双雪涛、班宇、郑执、林森、陈崇正、林棹等人对于东北社会变迁和南方边地历史的别样书写，则恰恰迎合了这批读者重建内心真实和历史意识的审美趣味。就像有论者所言：“现在读班宇、双雪涛的这一批人，很可能就是过去看郭敬明的那些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对于所谓“小资”、中产生活的想象还是郭敬明小说式的。住很豪华的房子，穿很漂亮的衣服，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干‘高端’的工作。但是现在这批年轻人已经走上社会，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现实生活并不是‘小时代’里那个样子。那他们可能需要的……就是那样一个短暂出神的瞬间，一个与他们自身生命体验相关联的童年故事，或者一个现实生活中同样疲惫的人。”（21）
从媒介语境下的市场遭遇来说，“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和曾经的“80后”文学一样，都面临着被市场同化的危险，这一点在“新东北作家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早期的“80后”作家借助于新媒介的传播膂力，在市场化的传播语境中迅速抢占出版市场，成为畅销书作家。而后韩寒、郭敬明们又在中国电影市场的黄金发展期，依托自身强大的IP效应，走向文学电影改编之路，获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他们最终彻底告别了文学创作。这种对于市场的谙熟和迎合的特征，在当下的“新东北作家群”中也表现得越发突出。实际上，早在这批东北青年作家成名之前，大批有关东北题材的影视作品已经在市场上斩获佳绩，如《钢的琴》《白日焰火》《无证之罪》等，这无疑给了这些东北青年作家以参照和指引。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逍遥游》、郑执的《生吞》目前都已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可谓口碑和票房双丰收。这种名利的获得感与成就感，使得他们越来越沉浸在影视改编的市场环境当中，小说创作也呈现出越发鲜明的影视化倾向。例如双雪涛的近作《香山来客》，从其小说标题的情境化和奇观化到情节设置上的“文青+悬疑”模式，都使得小说成为又一个绝佳的电影改编范本，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双雪涛在创作此小说时的意图。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意图很可能也是作家的无心之举。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影视改编的意义，而是当一个作家内心深处开始有意无意地迎合市场化需求时，那么也就必将导致对于小说写作伦理的背离，其所创作的人物也终将成为作家的提线木偶，服膺于某种特定的功利性目的。这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作家来说，无异于自断臂膀。就像略萨所言：“只要把名利看作对自己抱负的根本性鼓励，那就有可能看到梦想的破灭，意味他可能混淆了文学抱负和极少数作家所获得的华而不实的荣誉与利益。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不相同的。”（22）从这一层面来说，当前的这批“新东北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与世纪之交的“80后”作家们也并无二致，这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时刻保持警惕和自我反省，更需要批评家们予以真诚的规劝和告诫，而非一味地迎合这批作家主动经典化的吁求。倘非如此，这批青年作家的命数也很可能如同早期的“80后”作家那样，在市场化的媒介语境中左冲右突，最终彻底丧失对于文学问题的关切。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之所以将“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视作代际层面的批评概念，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批评场域中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主体身份构成主要为“80后”，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些“新东北”“新南方”作家与世纪之交的“80后”作家们共享着类似的写作实践、接受心理和市场境遇。因此，他们与早期“80后”作家的青春写作和“小资”文学之间的关系，也绝非简单的“颠覆”或“断裂”，而是渊源有自，他们的崛起也代表着“80后”的接续和成长。当然，这种成长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还未能臻于佳境，因此也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四
随着批评的持续介入和讨论的不断深化，“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概念自身也都逐渐暴露出各自的问题，从而使得两个批评概念的阐释效度和信度都大为减弱，有待批评家们予以及时校正和修复。这一问题在“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作家群”的发展趋向上体现为“新南方写作”的泛化趋势和“新东北作家群”的窄化倾向。而这实际上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就“新南方写作”而言，从其概念的提出到如今被广泛地讨论，其内涵和边界一直在被突破和累加，野蛮生长，不同民族、地域、国别、文化背景、代际的作家和文体都被囊括进来，似乎任意一位在南方写作的作家，都可以戴上“新南方写作”的帽子，这使得“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呈现出强烈的扩容和泛化倾向，以至于现在看来有些过于庞大和臃肿了。这一概念从最初讨论时所指代的几位广西、广东、福建和海南的“80后”作家，如朱山坡、陈崇正、林森、王威廉等，到后来逐渐蔓延至云贵川赣、港澳，乃至东南亚地区，像林白、东西、鬼子、邓一光、南翔、罗伟章、肖江虹、黄灯、葛亮、周洁茹、蔡东、雷平阳、冯娜、庞白、黎紫书、黄锦树等不同代际、地域、国别的作家作品统统被一锅端起，烩制成五彩斑斓的文学大杂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像鬼子、东西、南翔、林白、邓一光等老一辈作家，如果贸然将其与青年一代的陈崇正、林森、林棹、陈春成等人放置在同一阐释框架中，是否会显得捉襟见肘？而像黄锦树、黎紫书等东南亚华文作家，如果仅仅是因为其“在南方写作”并“用现代汉语进行思考”（23），就将其纳入“新南方写作”，那么还有为数众多的欧美华文作家，比如同样用现代汉语写作和思考的美籍华裔作家张惠雯所叙写的美国南方生活的小说，是否同样可以纳入“新南方写作”的范畴？还有从广西梧州出发，曾经在岭南写作，如今又辗转迁徙至杭州的黄咏梅，是否也能将其放在“新南方写作”的批评装置中？此外，曾经的“底层写作”中的“打工文学”和当下蔚为壮观的科幻文学创作，以及黄灯等人的非虚构写作，又该怎样恰如其分地将它们与“新南方写作”有机地勾联起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严格辨析的问题，也有待批评界给予进一步的理论聚焦和深化。
反观“新东北作家群”，作为一个几乎与“新南方写作”同时出现且遥相呼应的文学命名，无论是概念的逻辑起点，还是批评的阐释边界，“新东北作家群”无疑都更为确切，不似“新南方写作”那样具有争议性和混杂性。首先，“新东北作家群”与传统的“东北作家群”实则共享着相同的地理区域，即山海关以外的东北三省兼及内蒙古东部五盟市，这一区域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历史方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其次，从作家创作的具体情况来看，“新东北作家群”中的代表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人，他们常常以“子一代”的视角来为作为工人阶层的父辈正名立传，由此透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东北工人群体特殊的生存境况和精神情况，其创作在精神肌理上也具有某种同源性。正因如此，批评界在使用“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时，无需考虑过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只需调动叙事学、社会学、政治理论、文化理论等方面的知识来对其进行理论阐释。然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这一概念却面临着与“新南方写作”完全相反的尴尬境况，即概念在批评阐释过程中的窄化和萎缩倾向。无论“新东北作家群”，还是“东北文艺复兴”，当我们的文学批评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几乎都是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有关东北的故事为中心来展开的，不符合这一阐释框架的作家和作品基本上被排斥在外。因此，当我们在谈论“新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艺复兴”时，基本上就等同于在谈论“铁西三剑客”。而像迟子建、老藤、陈昌平、何凯旋、阿成、赵松等作家，包括最近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哈尔滨作家杨知寒，则基本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对此，“80后”批评家丛治辰曾指出这一概念的想象和建构所造成的三重遮蔽：“一方面，双雪涛等三人不合乎这一概念内涵的创作，难免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另一方面，被林喦和李帅论及的数十位东北作家乃至于更多的作家，都将被排斥在关注范围之外；而更为重要的是，仅仅是双雪涛、班宇和郑执有关东北的书写，而且仅仅是他们书写中被‘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所选择过的那些，会被视为合理的‘东北故事’，而除此之外有关东北的一切，都将在这一论述范式中化为乌有。”（24）尽管这一概念的最初建构者黄平也曾反复强调“‘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25）。在他看来，“我的‘东北’并不是指地理上的东北，‘东北’对于我是一个比喻。比如王占黑在我看来也是‘新东北作家群’”（26）。然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批评话语便会溢出黄平的理论预设，讨论的中心将不断地偏向并最终聚焦于“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下岗故事。这样一种窄化倾向，也使得“新东北作家群”这一理论装置的批评膂力大为削减，阐释维度不断萎缩，这不能不引起当前批评界的重视和反思。因此，我们也有必要重新界定和建构这一批评装置，为其注入新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因子，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这一概念的批评活力，释放其批评潜能。
实际上，我们并不应该以一种先验的地理经验来为“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划定边界。在讨论这类概念之时，我们不仅仅要从文学地理层面对其重新整合划分，同时还要兼顾作家的代际差别、类型选择、主题意蕴、审美风格，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创作主体内在的精神地理。只有将这诸多因素有机地统摄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批评装置之中，提炼“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的核心精神，并追问其“新”在哪里，才能够最大程度地激活这类概念的学术膂力，进而为批评界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阐释框架。
结 语
总体来看，“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是“80后”作家与批评家互动互生、通力合作和彼此镜鉴的结果。这类概念的提出虽然不免会遭受重重质疑，而且也确实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但这正是其难能可贵之处，因为它们能够跃出既有的理论边界，对以往的文学史叙述构成某种挑战。倘若没有这种努力建构，我们的批评传统必然会越来越狭隘、僵化，也必将无法给予当代文学持续有效的回应和阐释，最终作茧自缚，自我萎缩。在我看来，“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充分彰显了“80后”文学批评家建构文学“共名”，进而为“无名”时代的文学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辨识框架的内在冲动和理论自觉，以及不断攀登当代文学高地和释放当代文学潜能的强烈意愿。
注释：
（1）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由《中华读书报》和《文史哲》杂志联袂开展，评出符合新时代、新进展、新现象、新趋势的十大人文学术热点问题，其中“新‘南’‘北’写作异军突起，现实主义文学强势复归”位居榜单第九。评选结果认为，新“南”“北”写作虽然有着不同的写作地域、美学风格和文学意象，但都是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遽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体验，是一种立足“地方”、面向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此而言，新“南”“北”写作的异军突起，无疑代表着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题材书写的再次繁荣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强势回归。见《文史哲》2023第3期。
（2）（25）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4）刘岩：《双雪涛的小说与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中心》，《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5）刘岩：《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文艺争鸣》2019年第11期。
（6）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7）（21）杨晓帆等：《希望，还是虚妄？——当“东北文艺复兴”遭遇“小资”读者》，《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8）杨丹丹：《“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9）杨丹丹：《“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10）（24）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11）陈培浩：《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文艺报》2018年11月9日。
（12）（23）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13）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14）陈培浩：《“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
（15）金理：《同时代的见证》，《上海文化》2015年第5期。
（16）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第24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17）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第2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金理、陈思和：《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19）常青：《“新东北作家群”：多元视野中的文学个案探析》，《华夏文化论坛》2022年第2期。
（20）林森：《百感交集的声音——我生命中的某些片段》，《天涯》2013年第6期。
（22）〔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第4页，赵德明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26）黄平、周明全：《反讽是一种平衡——黄平访谈》，《名作欣赏》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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