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长诗”自然是和“古代汉语长诗”相对应。尽管古代汉语长诗不多,却很有分量。大体上,屈原的《离骚》是抒情型长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叙述型长诗的代表作。唐代诗人中的李白继承的是抒情型长诗的传统,杜甫、白居易继承的是叙述型长诗传统。事实上,古代汉语长诗中还有一个沉思型传统,其源头是屈原的《天问》,这个传统在古代汉语长诗里只有张若虚等少数杰出的继承人。五四以来,诗人们陆续使用白话文创作长诗,形成了绵延至今的现代汉语长诗创作传统。所谓现代汉语长诗,就是用现代汉语创作的主题重大、诗意复杂、结构精密、篇幅较长的诗歌作品。 很显然,并非任何题材都可以写成长诗。长诗往往用于表达重大主题。何谓“重”?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何谓“大”?孔子说:“死生亦大矣。”由此可见,重大往往事关生死,而死亡的重大在于它是对生命的总结算。没有人能经历并书写自身的死亡,所以主题的重大往往源于他人之死。在这类诗中,他人之死往往成为诗人追忆的起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叙事、抒情与沉思。其次,诗人自身之生也可构成重大主题。这里的“自身之生”一般并非指寻常的生活,而是指紧要关头的生活事件或生命抉择,以及诗人所经历、所看到的重大事件。由于此时心情复杂,这类重大主题往往与复杂诗意纠缠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长诗实质上就是复杂的诗,并常以戏剧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就此而言,长诗往往诞生于时代的提问,完成于诗人的回答。饶有意味的是,何其芳、北岛等诗人都曾用“回答”这个词写过诗。回答式的写作其实是对话的变体,属于单向对话,在动情时则接近于对象未必在场的倾诉。即使那些不以“回答”为题的诗,其实也可以视为对相关社会议题的回答。从这个角度说,那些不能发觉并回答时代之问,甚至不曾触及时代的长诗可能是浅薄的。不过,写这类长诗的难度在于,作者要将时代的突出问题融入个人的具体经验之中,通过个人写出特定的时代。而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便是能否塑造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以及能否提炼出深刻揭示时代本质的意象。总之,个人与他人在特定时期的冲突或融合,构成了现代汉语长诗复杂诗意的基础。 与古代汉语长诗相似,现代汉语长诗同样可以分成抒情型长诗、叙述型长诗和沉思型长诗三类。举例来说,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是抒情型的长诗,全诗以凤凰死而复生的传说为结构提炼出毁灭旧“我”以更新自我、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题。闻一多的《渔阳曲》是叙述型长诗,全诗以祢衡击鼓骂曹为主线,格式严整。全诗十三节,每节十三行,各节均先用五行从视觉角度叙述宴会上的场景,以长句为主,与宏大的场景对应;再用八句从听觉上描摹击鼓之声,以短句为主,与鼓声的节奏对应,形成视听交错的蒙太奇景观。穆旦的《隐现》等长诗是属于沉思型的,以对话的形式传达现实生活中的戏剧化冲突,并将深沉的思想融入诗中。 靠什么把诗意复杂且具有相当长度的诗句组织起来,这对诗人来说是个严峻的问题。衡量一首长诗在艺术上是否成功,主要是看其结构(严格来讲,当然还有思想、语言等等)。首先要看这首诗是否有清晰的结构,再看其结构是否严密,以使该诗成为一个容量丰富的整体,而不是松散的组合、随意的堆积。抒情型长诗往往借助某种主题性的感情构成反复出现的旋律,从而形成该诗的结构。不过,纯粹抒情的长诗容易空洞,依据“充实之谓美”的原则,我更看好那些以抒情为主线、将相关的叙事片段融合起来的作品。叙述型长诗则注重观察其叙述线条是否灵动,表达效果是否突出。相对来说,沉思型长诗的写作似乎更难,我认可的方式是将沉思融入景物描绘、事件叙述之中,以形成巧妙的象征和寓意关系,尽量避免枯燥的直接议论。由此可见,现代汉语长诗的复杂并不只是诗意的,也是诗艺的,这就必然要求长诗作者针对不同题材和主题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以特定的结构统领全诗。 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诗人介入长诗写作,也有越来越多的刊物设置长诗栏目。丰富、复杂的时代生活,召唤诗人们在继承优秀诗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推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史诗。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本文为常德市宣传部项目“新诗百年研究”(D03148)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