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在权力关系世界中的生存境遇，是毕飞宇以往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玉米》书写权力对个体肉身与精神的影响，《推拿》以温情细密的盲人日常生活叙事构建起对抗“看与被看”权力关系的自足世界，《平原》则讲述农村版骆驼祥子的故事，细腻深刻地呈现了主人公端方从一个健壮朴实的小伙子变得精神颓唐、乃至堕落的过程，写出严酷自然法则、威权体制及千百年文化沉渣对农民精神与肉体的多重禁锢与规训。毕飞宇笔下的诸多小说人物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或主动迎合权力世界以至成为牺牲品，或在封闭世界中以沉默内视对抗他者，或在与现实缠斗中逐渐熄灭心中火焰并沉沦下去……在毕飞宇笔下，个体少有精神突围的可能性。作家以洞察世事的姿态、以尖锐犀利的笔触刺破生活世界表象，直指权力关系本质，同时也以温情与善意的写作伦理、简净节制的风格处理人事之恶。如果说，藉由书写权力而反思历史是毕飞宇以往小说的叙事主题，长篇小说新作《欢迎来到人间》则另起新篇，在呈现权力关系图景的同时，返视内省，聚焦于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变化，以精微笔触探测个体精神的幽深颤动，描画勾勒其衍变理路，探索个体复杂精神现象与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关联，从而呈现、揭示个体精神超越之路中的诸多困境，体现出一种面向精神哲学的文学致思路径。
一、从“权力”到“精神”
《欢迎来到人间》以第一医院外科大夫傅睿为中心，串联起一系列复杂人事：傅睿因医术高明、出身优裕而备受尊重，父亲傅博已经退休却余温犹在，母亲闻兰、妻子敏鹿对其呵护备至，傅睿的生活堪称完美。然而，病人田菲的死亡引发其精神危机，傅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也与同事郭栋、护士小蔡有了更多交集。已出院的病人老赵在报纸上发文赞颂傅睿，后者因此受到表彰并被选送骨干培训中心学习，偶然结识郭鼎荣等人，得以窥测另一天地，但这却进一步加重其精神危机……小说中人物众多，以其相异的身份及个性表征着家庭、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节点，彼此牵连、盘根错节，共同构成一幅新世纪以来的城市精神图景。
毕飞宇擅长揭示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并以此作为反思历史的起点，这在《玉米》《平原》等农村题材书写中已有诸多表现，新作则将这一书写延伸至城市生活，小说深刻揭示了权力关系对人物精神世界、交往行动的深刻影响。在主人公傅睿之外，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自 90 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藉由权力寻租与变现而获得利益的群体，如傅博与老赵。两人均为国有事业单位干部，深谙权力运作机制，充分利用 90 年代中期后的市场经济发展机遇，在推动医院、报社市场化转型的同时谋求权力变现，进而实现个人利益。第二类以郭鼎荣、郭栋为代表，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技术能力，以行业骨干精英的身份服膺于并利用权力机制，从而聚敛财富、实现阶层跃迁。第三类人物以护士小蔡、保姆明理为代表。她们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却坦然服膺于世俗利益逻辑，或以商人外室的身份为自得，或对男主人的调戏行为无动于衷。摒弃一切精神性需求，以世俗利益规则为唯一行事依据，是第二、三类人物的基本心理态势及行动逻辑。这一人物图谱联结着历史经验。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转轨以来，政治话语与资本话语之间逐渐发展出既联结又拮抗的复杂共生关系，傅博与老赵的精神世界即体现出这种二重性。他们分布于国有企事业的不同行业领域，熟悉并擅长使用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抒情性话语，但在日常生活行动中又早已褪去不切实际的热情，以务实、去理想化的姿态拥抱世俗生活逻辑，在体制与市场的双轨运作中寻求权力寻租与变现空间，在对现实话语的娴熟操弄中谋求个人利益，他们早已“来到人间”。老赵之妻在工会无所作为直至退休，这一细节隐喻着机制内名与实的错位；傅博以对社会的洞察及丰富阅历为后代铺平道路，构建起阶层壁垒——这在医院同事对傅睿“世袭”身份的戏称中可以见出。经济转轨之际权力与资本的结盟产生出灰色地带，其游戏规则延伸至当下。骨干培训中心提供的课程空洞乏味，却因能有效推动学员们的利益联结、资源互换而成为人人向往之地。在这里，行业骨干精英们汇聚一堂，通过身体规训——团建项目、精神规训——关于“我们”的认知，吹响集结号，进而以“群”的形式唤醒、激发主体斗志并建构权力交换场域。与此同时，藏匿于山岭竹海深处、外观古雅清幽的“观自在会馆”，则为权力交换搭建隐秘舞台。培训中心的公开敞亮、庄重肃穆与会馆的曲径通幽、恣意寻欢，构成圈层内心照不宣的精神密码。借助于培训中心的身份认证及会馆的私情厚谊，金融、医院等不同领域的行业精英们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沿着傅博、老赵们所示范的既有游戏规则继续前进，在被权力话语渗透、影响的同时又成为新一代参与者、操弄者，并诱惑、吞噬小蔡这样的普通人——这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文学已经初步展示的社会图景，并在 21 世纪初显示出其日益固化的特质。
但毕飞宇的新作更多聚焦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洞察与揭示，与个体在权力世界中的生态位相应，作家梳理并描画出两类人物的精神图谱：“伪士”与“末人”。鲁迅曾分析过两种“伪士”，一种是“钓名声于天下”而实则贪图私欲者，另一种则是“莫能自主”、随波逐流者，小说中的傅博与老赵恰与此相合。譬如，傅博的特点是擅长抒情，好大喜功，作为医院前书记，他坚信自己“是为第一医院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认定了自己是崇高的，常人不可企及”。每当思及此处，“眼眶突然就是一热，要哭。他被自己感动了。”他动辄谈论历史，重视医院的营业额与新学科的建立，却对病人的死亡无动于衷，傅睿对少女田菲死亡的愧疚被他认为是“狭隘”，缺乏“大医的胸怀与气度”[1]。在傅博这里，“书写历史”的自觉压倒了对个体鲜活生命的重视。毕飞宇通过入木三分的心理及语言描写，揭示了傅博如何藉由空洞虚伪的抒情话语来掩盖内心对名利的贪求。与傅博一样，老赵也擅长抒情，易于自我感动，“他喜欢站在高端的层面中审视自己，他喜欢精神。”在将国内资产转移至美国后，他被无聊与孤独所侵袭，在太平洋岸边远眺故土，“他正在爱国。这个念头的兴起让老赵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博大的胸襟，这里有被放大的惊喜，他很满意。”在充分酝酿之后，“他的泪水澎湃了。”[2]“感动”成为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艺术，小说家以反讽话语揭示了人物如何依靠抒情机制的转化而自我瞒骗——本质上是对权力话语的臣服与利用。此外，老赵身上又折射出另一种“伪士”特质。在他看来，相信上帝和相信菩萨没有任何区别，在耶稣与释迦牟尼间也难于取舍，为使人生顺遂，他渴望借助一切力量，不愿得罪任何一个，更积极主动地参与“造神”运动——老赵是典型的“中无所主”者。他能屈能伸，擅长在网络空间展示爱国情操，对不和谐的声音“大开杀戒”，其反击“势大而又力沉，庄严，崇高，同时也撒泼。”[3]——“撒泼”一词堪称妙笔，既消解了前项词语的神圣感，也刺穿了老赵行为的表演性质。同时，老赵又不吝于在精神上矮化自我，他在对偶像的膜拜中获得满足感，不仅对傅睿的探视与承诺感激涕零、下跪膜拜，且养成每天向妻子磕头的习惯。他随意转换身份甚至信仰，唯利益是求，以幻象般的“无我”映照出晦暗无明的投机主义存在形态，直如鲁迅笔下浇季士夫们的“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4]
傅博与老赵是“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的“伪士”。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沽名钓誉、言行不一的特点，这种精神的扭曲和变异如病毒般以自我复制的形式蔓延于整个社会。医院雷书记由傅博一手提拔，同样热爱抒情，其精神世界的扭曲亦如出一辙，“在他们表达喜悦的时候，他们的面色相对严峻；反过来，到了‘教训很沉痛、很深刻’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却又轻松了。”[5]“骨干培训中心”的主任也同样如此。此外，在培训中心，热衷于结论而忽略论证的倪教授，擅长正反转换与零和游戏的哲学老师，以大无畏的勇气展示“一切都滥觞于当下”之创世纪经济景观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操弄话语新名词，以权威自居，却内中无主，缺乏“白心”，唯私利是图，表现在外，则是语言的不及物，均具有“伪士”特质。
如果说，傅博、老赵们在利用权力话语规则时，尚需依靠抒情机制转化来掩盖私欲的话，那么，年轻一代则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生活中，以更为迅猛直接的方式追求权力变现，此为“末人”。尼采以“末人”一词指代精神退化、精神世界极度枯萎者，鲁迅笔下的沉默看客可视为“末人”之代表。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末人们”同样表现出语言匮乏、精神世界贫瘠荒芜的特征。与傅博、老赵相比，他们跳过了精神层面的复杂转换机制，摒弃了大而无当的抒情话语，赤裸裸地追逐权力、金钱与性，傅博、老赵性格中依稀残留的文人气质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郭鼎荣通过钻研《易经》、星座、血型等试图掌握命运密码，在“观自在会馆”中寻欢作乐；郭栋在攫取财富之余，公开与护士安荃婚外同居，毫不在意他人眼光；小蔡则随波逐流，在与胡海的同居生活中获得虚妄的自我满足感。他们是精神上的失语者，如郭栋甚少说话，即便开口也只会重复“享受！”精神世界的空心化在其语言行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郭鼎荣、小蔡则在对傅睿的盲目崇拜与误解中暴露内在自我的严重匮乏。傅睿因个人精神危机而于夜里梦游、拖地板，在郭鼎荣眼中却成了意欲崭露头角的一着妙棋，且由此修正自己对傅睿清高、冷漠的认知，转而判断其“水深得很”，“知识分子，厉害的”，并重估其价值，“一个出租车司机得了尿毒症会选择移植么？一个幼儿园的舞蹈老师得了尿毒症会选择移植么？能让傅睿手术的，会是谁？”[6]这一推理似乎严丝合缝，逻辑自洽，却暴露了“误读”背后个体精神世界的苍白乏味——在权力机制及世俗利益逻辑下，人物已完全失去理解复杂生活、理解他人多元精神世界的任何可能。作家无意赋予“末人”以更为丰富的语言生活、内心生活，他们无法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新精神、新话语。
二、如何得自由：“真”与“伪”的对峙
小说的精神探索，必得以人物为依托。《欢迎来到人间》中的“伪士”与“末人”彼此交织，构成时代的幽暗底色，而傅睿则浮凸于其上，谐音“free”隐喻了其与现实世界的不和谐、甚至本质冲突。在以追逐利益为底层逻辑、被权力话语所层层包裹的世界中，个体精神是否有突围的可能性？傅睿的存在仿佛光滑表面上的一道裂隙，使不可见、不可言说的幽暗之物被照亮。这是毕飞宇以往小说中从未有过的人物形象：生活优越，温和儒雅，心地善良而富于同情心，个性单纯甚至不谙世事。他脱却了玉米、端方们在权力关系中苦苦挣扎的狼狈姿态，以精湛的专业技术、优越的出身背景而备受尊重，家庭生活亦温馨宁静。但其精神危机恰正起于生活圆满处，他为少女田菲的死亡而自责，更因院方的表彰而羞惭不已，目睹鲜活生命逝去的痛苦、对虚伪人性的愤恨混合杂糅在一起，使他陷入生命中的绝大困境——“从和谐与同一的表象中被掷入现实的差异世界”[7]，因窥见生命的真相与不堪而震惊恐惧。他所面临的不仅是生死问题，还有真伪问题——前者犹可解，后者则令人无处可遁。
与“伪士”们相比，傅睿颇具“真人”气质。院方的表彰使他难堪羞愧，进而出现精神幻觉，试图袭击书记和院长；在骨干培训中心，傅睿半夜梦游、拖地板，被意外发现，培训中心却将之当作光荣事迹而激情讴歌，这进一步加剧了其自我分裂。他无法适应周遭世界的虚伪，试图逃离——在精神上表现为臆想与梦游，肉体上则表现为“背刺之痒”。小说为其性格之“真”提供了足够的逻辑支撑。一方面，父亲的地位、母亲的呵护使他在顺遂环境中成长，远离世俗人事纷争，养成心地善良、真诚待人的个性；另一方面，他醉心于医学事业，不擅长人际交往，因而往往懵懂于世事，在与周围人的对比中愈显出不同于流俗的真性情。在此，不妨采用文学人物对读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傅睿之“真”。
首先，这一人物形象可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对读——同为权力群体的一员，都因“真”而显示出对所属阶层的偏离。傅睿之“真”，体现为对真实生命、真实人性的渴求。他喜爱、呵护田菲的率真天性，厌恶威权话语，与父亲、院长及书记等人保持疏离态度，其厌倦、逃避正与宝玉对贾政及其同僚的态度如出一辙。傅睿之“真”，还体现为对世俗生活、利益规则的懵懂。他出身优裕，生活环境单纯，远离人际关系中的勾心斗角，只知埋头钻研医术，对如何利用医生身份赚钱茫然无知，远不如同事郭栋；他讨厌老赵，却又在其出院后认真看顾随访；他像宝玉一样，同情弱小低微者，心疼田菲的病弱娇憨，痛心于小蔡堕落为商人情妇，原本以为能够疗救她们，却最终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傅睿身上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对生命天然状态之“真”的推崇，构成了对世俗文化的鲜明对照。
其次，傅睿又可与鲁迅笔下富于现代性格的狂人形象对读。他们个性真诚敏感，都承受着个体与外部世界的激烈冲突，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痛苦绝望，产生被迫害的幻觉——在傅睿身上体现为背刺之痒，在狂人那里则是“被吃”。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疗救”意愿，却又因无法救治他人而悲伤——傅睿救治田菲、小蔡失败，狂人“劝转”大哥失败。此外，傅睿与狂人一样，都体现出臆想病症候，他在幻觉中袭击院长和书记，以梦游劳动及“痒”的肉体惩罚完成自我忏悔，试图重塑哥白尼雕像并建立救治灵魂的新学科……傅睿和狂人以鲜明个性对抗世俗世界，以疗救行动展现主体意志并建立自身价值，他们是极具个性色彩的现代求“真”者。
随着救治行动的展开，傅睿之“真”又具有了几分堂吉诃德式的“痴”与“傻”。小说以诙谐的错位叙事表现疗救者的尴尬困境：傅睿一心拯救小蔡的灵魂，但他的急切在后者眼中只不过是因爱生妒，傅睿斥责小蔡堕落，要求她离开胡海，小蔡却道，“你也想睡我，对吧？”车祸发生后，两人所幸无事，小蔡惊慌喘息的样子，在傅睿看来是其与灵魂搏斗的“新常态”；小蔡因恐惧傅睿的疯狂状态而跌跌撞撞飞奔逃走，傅睿则认为疗救已经成功……傅睿在精神世界的凌空蹈虚与小蔡的世俗平庸恰成对比，产生了强烈喜剧效果。此处，似又可见到堂吉诃德那悲壮可敬却令人啼笑皆非的身影。
描画、分析傅睿身上所叠加的多重人物影像，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小说与经典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而在于进一步明确傅睿在小说前半部分中的核心形象：一个敏感意识到现实世界之虚伪因而痛苦不堪的人，一个试图以真诚与善良反抗权力话语、拯救病人的“真”人，与周遭“伪士”形成对比。但与此同时，小说又以傅睿与郭栋的对比，凸显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两人一为“世袭”，一为“逆袭”；傅睿虚弱苍白，郭栋肌肉遒劲；傅睿文雅清高，郭栋粗俗豪爽；傅睿与妻子敏鹿对儿子的教育懵懂无知，郭栋及东君则洞悉形势，早早为孩子规划未来；傅睿在长期压力下形成忧郁脆弱的性格，同时生命力日渐萎缩，以至于丧失性能力，而郭栋则在性事方面表现出旺盛的精力……郭栋虽然是后来者，却比傅睿更熟谙城市中的权力关系机制，他不仅得到医院中同事的欣赏，甚至对傅睿的妻子敏鹿也构成某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这里似乎又可以见到《青衣》余韵，一方高雅细腻，却内里脆弱、危机四伏，一方随顺世俗，看似粗野却带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但《青衣》如同一曲抒情挽歌，《欢迎来到人间》则写出了新旧消长的内在动势。傅博夫妇为傅睿铺平的道路看似一帆风顺，孱弱的儿子却难以在残酷无情的生存竞争、虚伪冷漠的权力关系世界中轻易复制父辈的成功，其内在精神早已苍白萎靡。傅睿，难以成为“真的人”。
于是，小说的前半部分集中刻画傅睿之“真”与“伪士”世界的对峙与冲突，后半部分则深入描绘傅睿试图通过虚幻的“超人”想象摆脱求真而不得的现实困境，却终成新的“伪士”、甚至沦为“末人”的过程。然而，有意味的是，在“超人”幻象产生过程中，“伪士”功不可没。两者之间的紧密绾合关系启人深思。傅睿是孤独的，他对世俗的偏离与抗拒难以被理解，相反却被一再误读——如在郭鼎荣眼中，其行为乃是精心谋算，因而激赏其深沉老辣，于是，真实被当作虚伪，虚伪却反而成为建立互信的基础。老赵更将自身之“伪”投射于傅睿，希图通过“造神”行为而获得心理安慰。毕飞宇以黑色幽默的笔法呈现出一幕幕荒诞的现实悲喜剧，也写出“真”与“伪”之间的复杂关系。两者绝非简单对抗，而是存在着隐秘的精神通道及内在转换机制，这是毕飞宇小说精神探索的深刻性所在。
小说以一个简洁有力的细节，将身处困境、茫然无措的傅睿送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境。傅睿在梦幻般游走中来到老赵家，在老赵逼迫下，他不得已承诺后者将完全恢复健康，闻此，老赵不由自主下跪了：
激动人心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老赵不仅没有起来，相反，他匍匐了上身，他的脑袋对准了傅睿两脚之间的空隙，他磕下去了。……傅睿从未面对过这样的场景，它在傅睿的认知之外、能力之外、想象之外。这是他生命里的全新内容和全新感受。他的内里滋生出了非同寻常的感动，具体说，一种异乎寻常的激情，一种具备了优越感的情绪，与他内心深处的渴望出现了叠合与相融的迹象。傅睿舒服。有了光感。他的生命到底被拓展了，他内心最为深处的东西出现了。傅睿并不能命名自己的新感受，但是，他高兴，接近于幸福，他确凿。[8]
老赵的下跪令傅睿心中激荡。此前，他已被田菲的死亡、外界汹涌而至的赞颂弄得精疲力尽、自我分裂，但在这一刻，他重新获得了完整而统一的自我认知，获得了作为疗救者的自信，并做出庄严承诺：“我保证你能活下去”。这一承诺带有耶稣话语般的力量，不仅使老赵安心，也成为傅睿再造金身的仪式——这一仪式洗刷了田菲之死的阴影，“他和田菲是不能算的，那只是门诊，很随意，属于错进与错出。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庄严的。”至此，傅睿身上又叠加了人子耶稣的幻象，以“承诺”抚慰他人并重塑自身价值，“一个从不承诺的人终于目睹了承诺所带来的神奇。傅睿低估了承诺的力量，这力量不可限量，足以修正别人和提升别人，反过来又可以感染自己。——承诺是天下最重要和最神圣的一件事。”傅睿心中充满“超人”的狂喜与骄傲，走出老赵家门之后，“他诞生了登高的愿望”，发现了此前未留意的现实，“大街两侧的楼宇都跪着，一直都跪着。”[9] 这是傅睿的自我价值认同达到顶点的时刻，也是被权力所诱迫并卷入其中的时刻——“下跪”这一行为以其煽动、激发特质构成隐秘的权力，反过来赋予对方以权柄在握的幻觉。毕飞宇深度刻画傅睿精神世界中对“超人”的渴望及其虚妄本质，揭示“疗救者”与“被疗救者”之间吊诡的转换机制。
小说细致描绘“超人”幻想所给予个体的精神快感。他者（包括人与物）的“下跪”抚平了傅睿因田菲死亡而产生的痛苦，以及因屈从于虚伪权威话语而产生的羞耻。在幻觉中，傅睿获得疗愈能力，以及主宰他人命运的权柄——这虚幻的权柄与荣耀，正是“伪士”所赋予的。对老赵而言，向傅睿下跪和向妻子下跪并无本质区别，他在其中获得了鲁迅所谓做奴隶的快乐。继老赵之后，郭鼎荣也参与到“造神”运动中。傅睿在他眼中深沉不可捉摸，他便小心翼翼地揣测傅睿的想法并积极行动。但“造神”的过程实则也是利用“神”的过程，郭鼎荣试图使傅睿成为其“圈子”中的一员，他成功地将傅睿引至“观自在会馆”。“伪士”与“末人”在召唤、塑造“超人”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安慰，而傅睿也因求“真”而不得，而在重重包围中成为“超人”——实则是新的“伪士”。在自我实现的幻觉与疗救他人的欲望支配下，他决心要拯救小蔡的灵魂，加速开车试图让小蔡呕吐，“患者只须呕吐，肮脏的灵魂完全可以伴随着体内的污垢被剔除干净。”[10] 无限放大自己、自我形塑的隐秘动机与强烈渴望将傅睿折磨得精疲力尽。最后，他遇到所谓的“大师”，在其故弄玄虚的操弄之下，终于如老赵般以下跪之姿彻底交出自我，最终只能沦入卑琐的闹剧，由“超人”转为新的“末人”。
三、“超人”末路及其启示
自尼采传入中国，关于“超人”的想象与召唤便络绎不绝，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意欲借助尼采的超人哲学而争取思想自由、个性解放，鲁迅早年深受尼采影响即广为人知。但鲁迅却并不以为超人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11] 尼采从未给出清晰明确的超人画像，鲁迅笔下，也从未有过具体的超人形象，只有作为牺牲品的“狂人”。鲁迅与尼采共通的一点便是，在“末人”时代回忆一度有过的“超人”的渺茫理想。[12] 这似乎也意味着，关于“超人”的想象与言说尚有诸多困惑。从尼采著述可知，“超人”应具有雄强旺盛的生命力及创造力，心理、生理均超乎凡人，能够超脱于世俗道德、宗教伦理，拥有无限活力与创造力，是人类进化的方向。如以这一标准来看，目前似无出现超人之可能性。然而，这一观念除了在学界引发关于民族精神进化、重塑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之外，也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而进入现实生活与大众文化之中，构成现代性想象的重要方式，对“超人”的呼唤、膜拜及自我幻想不绝如缕。如果说，“伪士”“末人”对“超人”的塑造与膜拜中包含的是奴性心理与个体私欲，那么，对“超人”的自我想象则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精神心理景观。对这一景观的呈现及反思，是毕飞宇新作的另一重要主题。
小说为傅睿“超人”幻觉的产生埋下了诸多伏笔。譬如，在傅睿的成长过程中，来自父亲的意志（譬如学医）固然是压力来源，但更为隐蔽的则是母亲对孩子“全面和多能”的期盼。在“理想的孩子”光环下，傅睿自小“热衷于额外的承担”，“这承担并不针对任何人，相反，他针对的仅仅是他自己——这一书写体现出作家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洞察。在规训社会向绩效社会转变过程中，“能够”代替了“应当”的强制，“超我”将自我积极扩张为“理想的我”（Ideal-Ich），个体不再仅仅是与他者竞争，而更多是与自己竞争。这种竞争的自指性使得人们对自我日益苛求，然而，“做更好的自己”并不指向真正的自我完善，而指向扩张性社会无止尽的外部目标。看似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我设计，实则是一种隐蔽的自我剥削，构成一种绩效主体内部“自生的暴力”[13] 。这种暴力与以往的权力不同，在传统权力社会中，权力并未彻底排除行动和自由，但在以绩效目标的内向化、主体化为导向的社会中，“能够”代替了“应当”，诱导以其更具高效生产力的特性取代了暴力规训，这种自我暗示悄无声息地侵入每个个体的生活空间，直至完全摧毁其自由。表面上，个体不必再听从他人的权威性指令，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更大、更强、更好”的自我诱导却产生了新的强制，这种“自恋式的自指（Selbstbezug）”将诱发绩效主体的诸多心理紊乱。[14] 成年后的傅睿，由于自身的持续努力、背景资源的强大支撑，同样不断收获外界的肯定与认同，包括周教授的赏识提携、院长书记的关爱与表彰、同事的敬畏与崇拜，等等，这进一步加剧了傅睿自我认同的强化。光环笼罩下的傅睿，无法接受任何失败。个体在不断“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精疲力尽，导致了心理疾病及自残特征——在小说中表现为傅睿“完美自我”压力之下性能力的丧失、背刺之痒及无来由的呕吐。因而，傅睿“超人”幻觉的产生，实为“内中无主”所由使，这种内心的虚弱与空洞为“伪士”与“末人”们膜拜、形塑“超人”提供了通路。
以语言分析为例，或可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路径。在规训社会中，由于权力意识往往寄寓在语言形式中，权力话语便成为现实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揭示权力意识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模仿其语言形式是最有效的方法。小说以人物对话、内心独白、叙事者话语等形式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语言片段，以戏仿、反讽的形式揭示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权力，这一点在傅博、老赵们的语言形式中已有淋漓尽致的呈现。但傅睿的语言则与之迥然有异。小说中，傅睿先是以沉默出场。在与人交谈时，他不善言辞，语言极度俭省，无论与父母交谈还是在咖啡馆与小蔡“聊天”，均惜字如金。与妻子相处、与同事出游，也大多处于“失语”状态，即便开口，言谈中也没有任何情感成分，语言死气沉沉、殊无活力。小说前半段，傅睿的沉默与傅博的情思喷涌、老赵在网络及现实言论世界的纵横驰骋形成鲜明对比，令人印象深刻。但小说后半段，在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在一度获得“超人”幻觉之后，傅睿却突然开始说话了。妻子质疑他为何需要找人挠痒，他为自己辩护，文中有一段滔滔不绝的长篇独白，不妨摘引一段如下：
真的痒。我不会欺骗你，真的痒。你很难从临床上解释这样的征兆，那是千真万确的感受。我会去看医生的，可以商榷，现实就是需要公关，怎样的一部历史呢？人一定会生病，这个很复杂，这里牵扯到自然的环境，基因，还有人类自身生活，许多习惯、饮食，不可避免。历史证明了必须痊愈，疾病是一种异常的痛苦，必须解除它们。这是我的责任。……老傅一直想做一个外科大夫，很冲动。他不是想做医生，他想决定生和死。那是上帝才有的快感。我了解他。我也想有。……一个人，西瓜一样，劈成了好几瓤。听好了，你要注意的，不是好几瓤西瓜，是一个西瓜被分成了西瓜、冬瓜、红木、酒精药棉、竹竿，与键盘。各说各的。……[15]
这一段独白大约 1500 字，几乎比傅睿在小说中的其它言辞加起来还要多，是当下社会精神症候分析的绝佳文本。从语言分析来看，语词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并未被完全切断，只不过是以碎片化、无序流动的方式呈现，语言成为芜杂生长、自行繁衍的一连串符号。若加以切分会发现，碎片化的语言编码依然有效，分别对应着傅睿生命中的重要实感经验及幽暗意识：身体感受、自我责任意识、对父权的洞察、冷静的自我剖析、生命分裂的痛苦，等等，但整体来看意义却暧昧不明。语言毫无约束，以“块茎”（德勒兹语）式的过度扩张、蔓延却梗阻的语法形式表现出精神堵塞症候，表征着看似自由、异质的语流实则已成为欲望的生产和流动[16] ，不断侵蚀着实在之物。如果说，傅博、老赵们的空洞抒情体现了符号意义的另一种转换形式与生成法则，那么，傅睿的语言则显示出主体内在形式及语言机制被彻底破坏与解散，表现出语言主体试图凝聚成型而不得的绝望。如果说，傅博、老赵们的语言中体现的是对权力话语的利用以及精神世界在其影响下的扭曲变异，那么，毕飞宇对傅睿由沉默到井喷的语言刻画则反映了人物生命能量陷入无尽的自我消耗、个体自由生长与外在强制已难分彼此的当代人生存处境——这是“超人”幻觉的内在生成语境。
由此，毕飞宇笔下“超人”诞生的两种路径清晰可见：一种是深受传统权力机制影响、精神世界空洞扭曲的“伪士”与“末人”所共同参与的“造神运动”；一种则是当下不断滋生蔓延的绩效社会系统性暴力对个体内在自由的渗透与摧毁。前者深刻揭示了个体在权力话语及精神规训下的扭曲与变异，后者则具体呈现了扩张性社会中自由与强制合一的生产关系在主体内部病毒般的自我复制与内爆。作家以个体心灵过滤历史与现实的洪流，在对社会总体性图景、不同群体互动化合关系的把握中，以《欢迎来到人间》为宣言，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精神突围。作家以其长期关注、思考并书写历史与权力关系等议题的丰厚积淀，聚焦于“个体精神自由”这一核心命题，以新世纪以来的医患关系、阶层流动、子女教育等问题为切入点，不仅揭示了传统权力机制对个体精神世界、社会交往体系的影响，而且敏锐捕捉到当前微观权力社会与绩效社会导向合流之后所潜藏的问题。在小说中，傅睿之子面团、郭栋之女子琪最终选择出国留学，小说结尾以面团在冰上滑向彼岸的意象，隐喻社会痼疾如坚冰般冻结、难以化解，描画个体生命以仅存的热力所做出的逃离姿态，这一图景无疑是令人悲伤的。藉由这一意象，作家写出对未来的隐忧，在呼应百年前“救救孩子”呐喊的同时，重申“立人”命题的必要性。秉承“以成就人的生命价值为历史和社会的真正目的”这一精神，毕飞宇以“超人”的诞生与毁灭为线索，通过对傅睿生活及精神世界的深描，勾勒“伪士”“末人”尚存的社会图景，呈现“真人”“超人”在个性主义探索方面的意义及困境，揭示个体追寻自由的可能性及诸多问题。
尼采意义上的“超人”渺茫不可及，但其关于个体之群己、公私关系之辩在今日却仍有启发，对此，曾于 1935 年受鲁迅嘱托翻译《苏鲁支语录》的哲学家、思想史学者徐梵澄，在近 50 年后又有所阐释，“个人微小，在社会中有如大机器上一个小螺旋钉。倘若此小钉不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则大机器的运转，不能不受滞碍了。这理由岂不异常浅显？自私自利却不同，是小螺旋钉而不自安其小钉，要化为大杠杆或整个机器，则其害可想。”[17] 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以精微笔触写出傅睿在被外部、内在双重压力逼入精神绝境之后，试图“化为大杠杆或整个机器”的虚妄性，揭示出当下社会中个体的内在力量缺失却又过度追求自我扩张的精神悲剧，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令人无法忘怀的文学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兼具历史性、当下性，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中具有独特价值，而其潜在的精神探索意义还将持续显现。摆脱“伪士”与“末人”的习气，放弃对“超人”的幻想与自我扩张的欲望，在内在主体力量的生成与坚守中探索变化气质的路径，“从自己的根源出发实现自己的历史性”[18] ，可能是较有希望的道路，这是《欢迎来到人间》中所包含的精神探索与生命启示。
注释
[1][2][3][5][6][8][9][10][15] 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8-49 页、76-77 页、77 页、172 页、224 页、229 页、230 页、345 页、248-249 页。
[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6 页。
[7]杨凯麟：《译序：从福柯到德勒兹》，收入 [ 法 ] 吉尔·德勒兹著：《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霖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 页。
[11]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1 页。
[12]郜元宝：《“末人”时代忆“超人”——再说鲁迅与尼采》，收入《鲁迅六讲（二集）》，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107页。
[13][14] [ 德 ] 韩柄哲：《暴力拓扑学》，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第 55-56 页、40 页。
[16][ 法 ] 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著：《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7 页。
[17]徐梵澄：《〈苏鲁支语录〉缀言》，《徐梵澄文集》第 4 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153页。
[18] [ 德 ]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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