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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的城堡——评鲍尔金娜《良夜尽头》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多数读者,初读《良夜尽头》时恐怕都会感到些许不适。通常,不适应源于对某一事物的陌生。在这篇小说中,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无疑是那些泛滥如洪水的商品,以及由它们所堆砌出来的生活场景。或许以“生活场景”指涉小说中的种种景象似乎还不够准确,因为那些景象过于流光溢彩,那些情调过于别具一格,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小说所描写的场景与“生活”这一卑微而琐碎的状态联系在一起。试问有多少人会不远万里从巴黎古董店购置家具,只为能够复制出莫泊桑小说中的贵妇人客厅?又有多少人会在屡次投资失败后,依然投身于精酿啤酒这一时髦却并不算兴旺的产业?或许最令人诧异和沮丧的,并不是这些事件确实存在,而是这些令普通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夸张事件日复一日地垒砌着以春山和兰波为代表的一类人的日常生活。
    于是,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普通群众感到不适和陌生的,或许不仅仅是物质本身。毕竟在大型商场林立的当下,任何人都可以透过橱窗玻璃观摩那些令人望而却步的名贵物品。即使无法进入商场,也可以在四通八达的互联网上饱览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而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又使奢侈品交易变得前所未有的大众化。可以说,物从未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唾手可得。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像春山和兰波那般真正与物产生审美上与生活上的深刻联结。深入春山与兰波的居所,观察夫妻二人的生活点滴,便不难发现,这栋陈列着各色华贵物品的房子不单单是一处展览品味、彰显财富的空间。如果说,《良夜尽头》第三节中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结婚纪念日,还能够因其特殊意义而被允许浮夸,那么夫妻二人平日里对餐食、着装和行为举止的规范与要求,便不得不让人去质疑那些极度精致的生活细节是否真的只是些矫揉造作的表面功夫。如果春山与兰波对生活的雕琢只是某种面具,那么又何必费尽心思挑选出一位不但经验丰富,并且“热爱生活”和“女权主义”的家政工作者,又何必要赋予其“薛姨妈”这样一个别具情趣的绰号?仅从小说情节来看,薛姨妈并不会接触到春山与兰波的社交圈,于是她的存在便无关乎对外在体面的维持。更不用说春山与兰波的居所是一个高度私密的空间,除了薛姨妈及其儿子,没有其他人曾进入或目睹过这一空间的内部状况。于是,春山与兰波对生活细节的筛选和掌控似乎只是为了实现他们自身对生活的想象,维持一种有别于大众的生活逻辑。而生活逻辑的特殊又指向了某种更深层次的差异,那便是阶层的差异。正因阶层有别,所以我们才会对春山和兰波的生活逻辑,以及维系着这一逻辑的生活方式感到陌生和诧异。
    令这种生活方式变为可能的当然是财富,也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了春山与兰波的中产阶层身份。有关兰波的收入,小说给出了十分具体的数字,而关于春山的收入,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却也从细节处透露出他的经济实力。事实上,春山的经济水平本就无须说明,因为他是一个长期接受父亲慷慨资助的富二代,此时若再纠结他的个人资产,便多少显得有些寒酸。总而言之,金钱赋予了夫妻二人精致的生活、独特的品味和丰富的学识,然而这些常人辛劳一生都难以获得的事物,却远非财富全部的馈赠。小说开篇那场诗情画意的“精致露营”,第六节中古怪前卫的“赛博朋克”派对,以及夫妻二人在都市空间中的肆意游走和对时间的随意挥霍,都体现出财富所带来的舒适与自由。当工薪阶层每日还在为朝九晚五的工作与高昂的生活成本奔波劳碌时,春山却可以悠闲地在自家客厅中享用咖啡,阅读报纸,与同样优雅的妻子一起消磨掉一个漫长的下午。在财富所构建的轻盈而又富有质感的生活中,现代人所面临的局限和束缚似乎都不复存在了——这是鲍尔金娜的一大洞见,而这一洞见又势必生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获得了随意支配生活的权利时,我们的生活将会发展成何种样态?
    这一问题或许可以在春山和兰波的开放式婚姻中得到解答。如果说对物质与品味的执着以及对时间的随意使用,还仅仅是对现实阻碍的某种跨越,那么对婚姻这一社会制度的颠覆,便相应地成为了对既有社会规范的改造。相比生活的其他方面,开放式婚姻体现出一种更大的,同时也更为危险的自由,因为它必须推翻既有规则,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而这段开放式婚姻的难点也恰恰在于秩序的建立。与传统婚姻不同,开放式婚姻并没有一套可供参考的模板,所有规则都产生于夫妻二人的商议。而在婚姻关系中,经由商议所产生的决定,又往往并不能使夫妻双方都感到满意,这些决定总是带有几分委曲求全的色彩。春山可以轻松地与每一任情人发生性关系,而兰波几乎拒绝发生关系,这或许意味着兰波并非完全认同开放式婚姻及其开展模式。而兰波对丈夫及其情人的几度调侃和揶揄也使我们意识到,恐怕在那些约定背后,还暗藏着夫妻二人都讳莫如深的边界和底线,比如不能对情人付出真心,又比如夫妻二人的情人都必须符合他们的一贯品味,迎合他们对生活的固定想象。比起明朗的约法三章,这些晦暗的底线和边界有着更为强大的制约力量,也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夫妻二人的关系和生活。
    于是,当昂沁闯入了夫妻二人的生活时,春山与兰波那充满了“秘密的欢愉”,并且“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婚姻生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来自边陲地带、文化水平有限的牧羊人过着与夫妻二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有着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和趣味。来到北京后,他的手足无措和尴尬不安统统凸显出他的格格不入。事实上,与其说昂沁是一个都市的闯入者,不如说他遭到了都市文化的强行闯入。当兰波试图通过邀请昂沁体验夜生活向他灌输自己的生活理念时,昂沁对这一切的水土不服终于以一场极具戏剧性的呕吐收场。然而遭到闯入的又何止是昂沁。兰波与昂沁在北京的第一次会面充分体现出兰波对昂沁的生活习惯与方式的不适应,她的边界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明晰。在与昂沁的接触中,兰波逐渐意识到,这个对肯德基情有独钟、却对高级西餐厅和小众夜店一窍不通的牧羊人不过是另一个质朴的、保守的、平平无奇的“普通人”。所以,当兰波再次见到昂沁时,她才会突然发觉,这个美少年已然失去了其光彩。于是,兰波又怎能不将昂沁的形象永久地封存于画中,从而使自己对他的浪漫想象永不枯萎呢?至于春山,他在听说了昂沁后的第一反应是将他包装成“网红”,使他成为通过贩卖都市人对异域的想象换取财富的商品。这不但折射出春山对昂沁的认识,同时也反映出春山对陌生领域的处理逻辑。实际上,兰波和春山都无法接纳昂沁原本的样子,他们对昂沁的接受全部建立在某种时髦的、浪漫的想象之上。而对昂沁的想象和收编又岂止是对昂沁本身的想象和收编。昂沁实际上代表了另外一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于快餐店中,存在于喧闹的街道上,也存在于廉价的、老旧的招待所里。昂沁所带来的,是有关卑微的、琐碎的、最为庸常的生活的种种线索。于是,对昂沁的凝视、想象和改造,难道不是一种对普通生活的深刻拒绝吗?春山与兰波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现实的隔绝?
    让我们回到这段开放式婚姻的起点,并尝试借此解锁春山与兰波究竟在拒绝什么。故事开始的四年前,兰波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遭遇流产,彼时春山却在花天酒地。这是一个不够新奇却永远残酷的故事。不成熟的丈夫与孤独的妻子似乎必然地意味着情感上的阻塞与精神上的疏远。从这一处便可看出,这是一对不怎么相配的夫妻,然而这不相配的源头似乎要追溯到二人相识之前。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拨回到兰波和春山的童年。兰波是一个来自“凋敝的东北小城”的弃儿。她的父亲在她儿时因债务问题自杀,后来她的母亲不堪养家和还贷的重负,无奈之下抛弃了兰波。根据兰波的年龄推算,她大概出生于1987年,这意味着她经历了九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见证了新世纪的市场经济起飞。在那样一个规则重置、万物更新的激荡年代,她的童年遭遇又怎会与那些重大的历史时刻毫无关联?凋敝的东北小城,破碎的三口之家——这些关键信息似乎又指引着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个发生于九十年代的历史创伤性时刻。正是这一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创伤性事件构成了兰波的底色。初到北京的兰波身上所携带的并非只是“乡土气息”,更是被“乡土气息”层层包裹的家庭悲剧和历史伤痕。因此,这个背井离乡进京求学的女孩想要离开的不仅仅是那个凋敝的家乡,更是那段沉痛的历史记忆。而时代的惊天骇浪虽然吞没了一些人,却也将另一些人托举了起来。春山的父亲,那个私生活复杂的房地产商人,不正是由时代造就的成功者吗?这个成功者如同孕育他的那个时代那般,活力四射,放荡不羁。他的成功为春山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却也导致了家庭的不睦。那个从小耽于物质享受,却始终没有学会爱与付出的春山,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因此成年后的他才会拼命用物质、品味和知识盖起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将自己全部的情感与脆弱隔离在曾经重伤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之外,使自己永远居于糖果、“小鸟”和“孩子”之间。而试图逃离过往的兰波,又怎会不走入那个看似温和的良夜呢?
    于是,这种看似自由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通过逃避,春山与兰波似乎便能与那个他们所惧怕且不能把握的世界擦肩而过。然而,即使自由如春山和兰波也无法永远回避那些宰制众生的现实法则,例如历史,例如时间,例如衰老,例如爱——这是无法改变的苦涩事实。昂沁的到来为夫妻二人的世界撕开了一道口子,透过这道口子,他们看到了自己所尝试远离的粗糙现实,并且惊恐地发现,原来那看似远在天边的世界与自己仅一墙之隔。随着这道口子逐渐加深,那些曾经被春山和兰波拒之门外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春山患病,阿绿被捕,夫妻二人沟通失败——这一切都在提醒春山和兰波,他们并非幸运的童话中人,他们在本质上与其他寻常夫妻别无二致。故事的结尾,那只身份含混的小羊被杀死了,同样被杀死的,还有那段与将自己错认为牛的羊一样梦幻、荒唐和可怜的亲密关系。良夜尽头,游戏终结了,城堡被攻陷了,一段漫长的青春期结束了。然而,虽然这个故事以幻想与现实的惨烈碰撞告终,我却依然无法否认和批判兰波与春山的尝试。人生在世,有谁又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逃避着现实中那些尖锐和残酷的问题呢?可如果说八〇后尚且能像春山和兰波那样,用经验和财富为自己建立起某种避难所,那么涉世未深的九〇后甚至〇〇后,又能逃往何方呢?我们又将如何面对现实、历史与未来?我们又将如何去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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