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体学研究逐步兴盛，文体学已渐成显学。当我们在课堂上讲授中国文体学研究时，学生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入手进行文体学研究？有时，我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当然要从文体形态研究入手。但细细想来，一开始最有感觉的东西，一开始最先接触到的东西，不见得就是自己的入门之处。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学术积累、思想个性等有诸多不同，学术研究的入门契机不同，路径也有所差异。那么，有志于文体学研究，可选择什么样的入门路径？怀着这样的问题，我好奇地想看看中山大学文体学研究团队是怎样进行文体学研究的。
文变染乎世情，以风格论文体
当前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当属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的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影响最大。正巧，手头有该学术团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于是，想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反向追溯其研究的入门路径，首先琢磨的就是领军人物吴承学教授的几本著作。关于他的文体学研究，我曾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为题，做过自以为全面的总结概括，如今，想谈谈吴承学教授怎么开始自己的中国文体学研究，或者说，他是从什么路径进入中国文体学研究的。
吴承学有总称为“文体学研究”的著述，也有论述“文体形态”“文体观念”等专著，现在来看，他的文体学研究是全面铺开的。但他的文体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是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甫一出版，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该书引人入胜，第一章讲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先论中国古代风格学是在魏晋时代人物品评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人有“气”，文章也有“气”；人有“体”（首、身、手、足），文章也有“体”，“气”“体”本质的整体性、表现性，在人与文章，也是共通的。其第二章讲“体”与“性”，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体，指体貌，即作品的体制风格；性，指作家的个性、才性。本章讲才性与风格的关系，讲何谓“文如其人”。第三章接着讲“文如其人”，讲人品与文品，讲人品诸要素对文章艺术品格的影响及深层关系。前三章讲人的因素与风格，第四章讲文变与世情，时代、世情与文风的关系，如时代治乱与文风、时代俗尚与文风，如此文风就是时代风格，最后落实到时代风格及其成因，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第五章讲文风嬗变的内部规律，论述文学发展应十分注意文学风格内部的因革变化规律，文学新变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流弊，而流弊之积又必然催生新的变化来改进。纪昀在《冶亭诗介序》中提出：“夫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所谓弊而变、物极必反、因革损益，这是批评家们用辩证哲学的观念根据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加以总结和推导的，文风演变具有必然性。第六章讲文体风格学的历史发展，此时，吴承学提出了“文体风格”。他说：“文体风格，即相同或相近的体制、样式的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是文学体裁自身的一种规定性，古人文体风格问题是文体学的中心。”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一书论证的高潮。谈文体风格观念的起源，就要论及文体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文体学产生的前提是众多文体的分工。文体的兴盛与完备导致了文体风格学的兴盛与完备，想谈清楚文体风格学的深化与论争，就要更深入细致地区分各种文体的体制，包括诗文之辨、诗词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文体体制。第七章讲辨体与破体。第八章讲文体品位与破体为文之通例，以及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第九章讲文体风格与文体的语言形式，其中包括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作者以风格入手来讲文体，越讲越细，越讲越深入，越讲面越广。
体有万殊，以风格立文体
在《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中，吴承学把风格学与文体学紧密联系起来论证。习风格学者，从文体学中看到了风格学；习文体学者，从风格学中看到了文体学。吴承学曾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中说：“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二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由此可知，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古代文学本体具有整体性、表现性的特点，风格学、文体学以及其他“学”共同构成的“整体”，而具体研究则注重于具体“表现”出来的具体之“学”。
以风格立文体，这是古代文体学的较早做法，曹丕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等，都是就风格立人。《典论·论文》把多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归纳为四种风格：“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把四种风格归纳为不同体裁的作品，是以风格立“文体”。陆机《文赋》列举了十种重要文章体裁的风格特征，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把十种风格归纳为不同体裁的作品，也是以风格立“文体”。文章的体貌千变万化，所谓“体有万殊”，而每一文体的体貌则有相对的规定性，是以风格来规定的。古代文体学的“辨体”之说，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对于不同时代文体体制的辨别和评价，每个时代的文学由于处在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有某些相同的审美趣味，所以其作品呈现某种相似的风貌。
形似与神似：辨别文体要看本质
古代有这样的观念，判定文体，文体形态固然重要，但文体风格亦不可缺，所谓文体学上“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徒具文体形态的作品，或不被社会所认可为此一文体。如北魏末年，崔巨伦被葛荣叛军俘获，因为他文采很好，叛军要起用他为黄门侍郎，崔巨伦十分畏惧成为伪官。五月五日那天，葛荣会集官僚，令巨伦赋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他以此表明自己不会写诗，没有文采，于是获免。崔巨伦的作品不能算诗，只是徒具诗的文体形态而已，是所谓“形似”。又，北魏高敖曹曾经作《杂诗》三首，其一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意思是地上的坟头好像博戏的布子，天上的星宿好像天人在围棋，打开酒坛是瓮子大张口，卷起席子如睡床剥层皮。隋时《启颜录》把它当作笑话记载，宋时《太平广记》记载了它，把它入《嗤鄙》门，视之为供人讥笑鄙视之物，都没有归为诗。又如试帖诗、应制诗，说它是诗，也可以，说它是“制科”体，不是“诗言志、诗缘情”的诗，也是有道理的，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其序里说：“五言试帖，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了前人选集不录“五言试帖”即不认为它是正宗的诗，现在录入，也只是“为入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因此，在南朝后期区分文体上的“文、笔”问题，萧绎《金楼子·立言》说：“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逯钦立《说文笔》认为，这是“放弃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开始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意谓不以文体形态区分文体了，而重在以具有风格意味的“制作的技巧”来区分文体。这些是说，判断文体，须注重其本质，形态只是外在的标准，其内在的风格、体制，或许更为重要。反过来说，文体的影响力，也是以文体风格为著的，程千帆《赋之隆盛与旁衍》有：“两京之文，若符命、论说、哀吊以及箴、铭、颂、赞之作，凡挟铺张扬厉之气者，莫不与赋相通。”赋是以“铺张扬厉之气”引发着其他文体向自己学习的。
称吴承学以风格学入门研究文体学，或许并不合他的本意，作者之“如此”这样说，而读者之“如彼”那样接受，也是可以的。我只是想通过他的研究，讲一讲从风格学入门进行文体学研究的合理性。也是想证明，条条道路通天，对有志于文体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而言，从任何学问、任何路径入手作文体学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看，中山大学的文体学研究学者各有自己的研究路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文体学研究的入门，一来要学习成功者的经验，二来更应该自创新路。文体学研究的入门，应该是五花八门的，应该是各种各样的，青年学者应该努力去开拓，其努力的结果，也成就了自我的文体学研究成果。或许你的文体学入门之路，是前人所未关注到的，当然这是学界更为鼓励的，这就是为学术界开拓出一条新的文体学研究路径，这就是学术创新，届时，这样研究路径也更将沾溉学人、沾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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