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一种具有源远流长的悠久传统的文学体裁，历经数千年中国文人的耕耘、发展而生生不息。在华厦林立、寸土尺金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散文，已成为最为繁荣且变幻最多的文学体裁，它在读者的欣赏需要和接受口味的驱动下，向着各取所需的方向多样发展。入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当代文学精品·散文卷》（以下简称《散文卷》）的60多位作家的百来篇散文，作为上世纪90年代香港散文面向内地读者的一种集合亮相，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汇集了像司马长风、徐速、何紫、罗孚、曾敏之、吴羊璧、张文达（林洵）、陶然等已故作家以及董桥、梁锡华、黄国彬、小思等等多年来活跃在香港文坛的散文名家之作，也收进了像王良和、陈德锦、胡燕青、秀实、舒非、陈少华、张开冰等后起之秀的篇什。在入选作者方面，《散文卷》可谓老、中、青三代同堂，名家与新秀一起登台亮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卷》虽非篇篇“精品”，并且不无遗珠之憾，却也向读者提供了检阅香港散文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本。
一
或许正是由于作者年龄上的差异，《散文卷》入选作品中，青年和中年作者自选的散文往往以写景状物的感性小品和咏志抒怀的抒情散文居多，而这些作者中有些人本身即是诗人，如黄国彬、羁魂、胡燕青、王良和、梦如等，因而，其散文难免流露出浓浓的诗化倾向，文中亦多运用诗歌的比喻、象征、夸张甚至“通感”的手法，如：黄国彬的《盛夏过后》中有“新闻和音乐都不听，只听虫声；并且让浮上阳台的玉兰花香轻触我的头发和颈项”之句﹔张开冰的《桂香的季节》中也有“桂香扬起满天的秋意。疏疏的一树树枝杈在月影下是幅奇妙的风景，室气中流溢着化不开的甜味”等句，用的都是诗中常见而散文中少见的“通感”手法，使人读之如闻花香，如品甘醇。再如王良和的《植物小品三题》也多以写诗的感觉入文，如写夏日午后，“清凉的树阴下，拥着一缕暗香迷糊入眼，一觉醒来，丛丛的气根仿佛垂落到头顶。那真是最美丽的错觉”（《细叶榕》），诗人的浪漫气质于此显露无遗。类似的例子在《散文卷》中不胜枚举。
不过，“诗化”倾向终究不是散文的专利。说到底，散文乃文而非诗。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正在于散文不必像写小说那样挖空心思地虚构人物、编织情节，也不必像吟诗那样殚精竭虑地捕捉意象、斟词酌字，更不必像编剧本那样设计台词、制造悬念。它可以用最普通、最平常的文字，抒写个人的真性情和真感觉。比如黄国彬的散文《盛夏过后》既有诗意盎然的一面，也有坦露真实性情的一面。没有刻意修饰的文句，也没有精心雕琢的词语，却以最普通的文字、话家常的口吻，道出了作者“恋家”的中年情怀，随意而又真率。散文的特点就在于它有一种天然的松弛、真挚、平实和从容。它可以叙事、可以议论，也可以二者合一而夹叙夹议﹔它能够展露才学、能够显示智慧，也能够二者兼具而文采斐然。
二
相形之下，散文比之其他文体更崇尚心态的从容舒缓和文字的朴实自然，因而感情的流露不能漫无节制。在一些文坛宿将如巴金、丰子恺、孙犁、汪曾祺、杨绛等人的“老年散文”中，似乎更能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寓深沉丰腴于平淡朴素之中的独特韵味。香港的老年作家的散文亦然。已故作家司马长风的《噩梦》、何紫的《临终人语》、徐速的《过节》、罗孚的《绿》、翁灵文的《闲章漫谈》、曾敏之的《友谊篇》等，虽然所叙述的事情各不相同，但都给人一种从容随意、平实自然的感觉。相比之下，《噩梦》要算是最波澜起伏的一篇，写的是作者50岁那年曾面临的一场生死考验。当医生在作者身上摸到四个小肿块，并告诉他不能排除是癌症的可能性之后，作者真切地描述了自己此后所独自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内心折磨。从离开诊所时，双脚如腾云驾雾，顿觉“世界突然像篇谎言”的绝望，到最后医生在电话中报告验血结果正常，从而带来“闯过鬼门关的欢欣”，整个心理变化过程一波三折而又真实自然，如“宽恕伤害我的人”那一节写作者夜不能寐，想到要写遗嘱，想到亲人和师友，想到“所有血肉相连的人”，甚至“也想起那些蛇一般妒我的人，火一般恨我的人，狼一般伤害我的人！现在我都由衷地宽恕”。像这种抒写个人的内心隐秘情感的文字，在司马先生的史学专著中肯定是读不到的。而读了《噩梦》之后，你会对作者产生由衷的敬意，因为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等书正是在他“噩梦”之后得以完成的，你会倍感生命之珍贵可爱。何紫的《临终人语》，则完全摈弃了“噩梦”式的叙事和抒情，不温不火地记录了一位濒死的友人最后的话语，却更可看作是作者面对死亡的内心独白，如“我当然不会永生，但这一群朋友会怀念我，就是生的延续，已经很富足了”，以及绝笔之作《不惑》中慨叹“个人手中的岁月也太有限了”，“那么凭一己之力把自认最在意的事做好，也就很值得安慰”等语，在平淡朴素之中寓有哲理的深沉。这种深沉并非来自剑拔弩张的标语口号，也不属于空洞做作的无病呻吟，联想到作者本人因患肝癌已去世多年，再读其文便有一种如见其人的亲切自然之感。
三
当然，像司马长风、何紫这样展示生死关头的生命抉择与内心体验之作，毕竟不是多数香港散文艺术的审视焦点。不少作家在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同时，更以一种“过来人”身份，注视着他们生活于斯的外部世界的变化，如小思的《遮打花园》、黄继持的《浅水湾》、慕容羽军的《浓淡港湾情》、陶然的《记忆中的风景》、阿浓的《村居小品三则》、陈德锦的《田园琐记》等。与一般纯粹摹景状物的抒情散文不同的是，这些散文溶入了一种历史和人事变迁的沧桑感。如《遮打花园》，从作者儿时由父亲带领经过一排被铁栅栏围住、禁止华人入内的木球场，“到人人能进去闲游的遮打花园，里面已经包含了许多历史故事。如果说我对这园地情有独钟，那就只为我对历史的演变，有太深的印象了”。《浓淡港湾情》亦是由对港岛的旧日景观和人事的回忆，“充分描写了香港生活的变化轨迹”。
如果说，像《遮打花园》《浓淡港湾情》这类散文，大都带有夹叙夹议的特点的话，胡燕青的《双层床》、许迪锵的《父亲》、秀实的《父亲的晚年》这三篇以记人为主的叙事散文，则以白描手法刻画了各自不同的“父亲”的形象。这三位“父亲”皆非财大气粗、光耀门楣的显赫之辈，而是薪水微薄、劳碌谋生的普通劳动者：胡文中的“父亲”是在鸭寮街摆小摊的；许文中的“父亲”则是一辈子在餐厅内跑堂的；而秀实文中的“父亲”，“半生劳碌，晚年的避风之所只是一间蜗居”。然而，作者却以深情甚至是满怀歉疚的笔触记叙了各自“父亲”身上的闪光点：许父从不为别人轻蔑的称呼而“稍感自卑”，他“从忙碌中获得满足。餐厅里事无大小，他都乐意承担”；秀实之父虽然收入菲薄，生活贫寒，却爱“搜购旧书，甚至于摈弃其他物质上的一般享受”，家中放满九只大纸箱的“古董”，成了他“遗下来的唯一积蓄”；胡父则把自己对妻子女儿的爱，凝聚在那张他独自一人支撑起来的双层红漆铜床上，以及不慎被床板砸伤腰骨后还强撑着为女儿蒸煮的饭菜上。读着这些文字朴实无华而情感真挚深厚的记人散文，你真能像胡燕青那样意识到：“有一种爱是永恒的”。
四
就香港散文作者的类别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士人散文”与“市民散文”两大类。这两类散文同样丰富多彩。在一些香港学者型作者的“士人散文”中，你常常可以体会到一种集机智、灵活、幽默、风趣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如黄国彬的《书到运时方恨多》，黄维梁的《期待文学强人》，潘铭燊的《热闹的寂寞》，陈家春的《说“伊”四则》等。梁锡华在散文创作领域因得之于中外古今学养之丰腴而显得出入自如，游刃有余，叙事时委婉曲折而露风趣，议论则妙语如珠而不呆板，抒情乃情景交融而蕴诗意。入选《散文卷》的新作《停思坐爱秋霞晚》熔抒情与议论为一炉，其中的比喻生动、形象和奇妙，如“新居像新鞋，往往给人或多或少的不便”，再如“秋日下午五时半过一点，太阳已愁坠山后，慵倦得像给办公室抖落于行人道上的白领阶级”，以及“太阳在西山后落寞一时也必然有转机，它宛如上班族人士下班后经英式下午茶的热力和活力点亮全身细胞，脸面刹那间堆起春花，而红润、清朗、俊丽都开得灿烂了”等妙语佳句，在其散文中俯拾皆是，充分体现了梁氏驾驭语言文字的精湛功力。曾任《明报》总编辑的董桥，他的《中年是下午茶》除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识和机智的文风外，还充满了一种自嘲婉讽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不是靠摆些小噱头、博人一粲而已，它主要得之于轻松泰然的心态、大智若愚的智慧和一连串信手拈来的妙喻，如：“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这段议论，将“中年最是尴尬”的命题阐释得风趣无比，绝妙无双。议论性散文写到这份儿上，真可谓飘逸潇洒了。
由于版权等诸方面的原因，《散文卷》未能收进像叶灵凤、曹聚仁、徐訏、侣伦、刘以鬯、金耀基、石人（梁小中）、项庄、也斯、舒巷城、西西、李默等名家的散文，不免使人有遗珠之憾。但其中收有董桥等人的妙文佳构，也够让人一饱眼福了。至于入选的散文并非颗颗晶莹圆润的珍珠，那也无妨。你尽可以乘兴鉴赏一番其中的多重景观，伸手撷取一些你认为是美丽的珠玑，哪怕是几个有棱有角的贝壳，那也是大海的无私馈赠。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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