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凉州作为河西都会、天下要冲，被文人墨客争相吟咏，仅全唐诗中以凉州为背景的诗作就多达百余首。随着历史上的数次迁都和经济文化重心的迁移，这个昔日的繁华都城逐渐被淡忘，落寞地埋入西北的风沙中。在今天，当“新南方写作”“东北文艺复兴”等地方性书写渐成气候，凉州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和繁荣文化的土地也亟待被书写、被关注。在此背景下诞生的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是作家叶舟继《敦煌本纪》之后的又一力作。叶舟以这部共计134万字的三卷本鸿篇巨制为凉州著书立传，试图唤起人们对这片苍茫大地的重新关注。
《凉州十八拍》以顾山农和徐惊白这对郎舅为主要叙述对象，铺设了两条故事主线。一是顾山农作为承平堡的当家人开设保价局，在此过程中继承外父遗愿暗中保卫铜马；二是徐惊白的成长轨迹及其身世之谜的揭示。小说在二人与凉州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娓娓道出凉州在清廷灭亡后的时局更替。在风云变幻中支撑起凉州这片天的，则是根植于凉州子民心中的忠义精神。正是对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使凉州在救亡图存中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悲歌，历经劫难仍然生生不息。
一
在小说中，叶舟巧妙地将民族精魂外化为一座具体的器物——铜马，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贯穿全书，连接起两条故事主线。“铜马者，天下良驹之总枢，凉州魂魄之所在”（叶舟：《凉州十八拍》，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7页。后文同上，简述为第X页）。马作为西北腹地旧时重要的交通工具，亦是凉州百姓眼中的天尊地灵。叶舟将铜马刻画为凉州城的图腾，赋予它统领马匹、攘外安内的神性，为小说增加了传奇色彩。于是，军阀为夺取铜马不择手段，在凉州掀起血雨腥风。这是《凉州十八拍》中两条主线共同的起点。铜马并非叶舟的虚构，而是有其现实原型，即出土于武威的我国国宝级文物——马踏飞燕。马踏飞燕是东汉青铜雕塑的代表作，如今成为中国旅游标志，象征着中国几千年来的辉煌文化，见证了凉州城漫长的历史变迁。马踏飞燕在小说中的出现昭示着《凉州十八拍》鲜明的地方性。叶舟在小说中写道：“天马一出，德润凉州，法安天下。”（第1405页）正是依靠续门和权家翁婿等忠义之士的倾力守护，铜马才能在动荡社会中流传至今，庇佑凉州生灵，凉州的魂魄和民族的尊严得以维护和彰显。叶舟赋予马踏飞燕以丰厚的内蕴，将它和“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刘跃进：《文学视野中的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1日）的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合为一体。经由《凉州十八拍》的恣肆想象，这座沉睡了千年的青铜器物在今天焕发出新的活力。
《凉州十八拍》以经典剧目《赵氏孤儿》为内核，借由徐惊白的身世之谜揭开了续门为守护铜马惨遭灭门的真相。对于两部作品的相似性，我们已有目共睹：都包含灭门、托孤、救孤和复仇的情节，施暴者都为消除后患屠杀无辜幼婴，都以强烈的戏剧冲突传达悲剧色彩，都表达了对于忠义之士的赞颂……《凉州十八拍》对于《赵氏孤儿》的创造性转化与改写，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和体味。《赵氏孤儿》按照情节发展顺序，将赵盾一家被屠岸贾尽数诛杀和程婴等人的救孤行动作为故事的主体展开讲述，略去了赵武的成长过程。《凉州十八拍》采用了与《赵氏孤儿》不同的叙述方式，以孤儿徐惊白作为主人公，主要讲述的是少年惊白的成长历程，将惊白的身世真相后置，并且弱化了复仇情节在小说中的分量。叙述视角的转变使少年的成长成为《凉州十八拍》着力展现的一个重要面向。
不过，《凉州十八拍》中的成长叙事不像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或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那样，以整条线索聚焦个人的成长历程，而是塑造了以徐惊白为首，包括脱可木、陈匹三、马眉臣和侏儒阿骨里在内的少年群像，写出了他们每个人如何从稚气未脱的调皮少年成长为深明大义的“儿子娃娃”，如何在彼此的协同下保卫凉州，忠义精神也因他们的存在得以延续。由此，小说在对时局变幻的体察中完成对于个人命运的观照。少年们的成长与凉州这片土地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为小说的地方性注入了鲜活的血液。此外，作者也不吝笔墨描绘了北疆救孤团的各位成员，他们化身为游击、护卫、侍女等伏身于承平堡，一直在暗中保护惊白。叶舟以刻画民间群像的方式，将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人们汇聚在这部小说中，以白描手法将他们彼此迥异的形象和个性悉数呈现，在对地方和民间的书写中建构了一种民族寓言。
相比于《赵氏孤儿》，《凉州十八拍》将故事的叙述时间重新布排，从而凸显出情节的戏剧性。对于惊白的出场，叶舟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设计，将这一场景设置在惊白的姐姐权达云与姐夫顾山农接惊白放学时。作者先从权达云与顾山农的对话中大致勾勒出惊白的形象特征，又在乡学娃娃们的嬉笑中道出惊白性情的与众不同。于是，一个胆小、羞涩、略带阴柔的少年尚未出现，就通过旁人的只言片语给读者留下了印象。接下来，作者借达云之口暗示读者惊白并非权家血脉，惊白的身世之谜则作为草蛇灰线铺垫于文中。插叙被频频雕刻和缠绕在直线时间之上，真相在顾山农、北疆死士和土匪柴汉忠等人断断续续的回忆中逐渐清晰。最终，续家灭门之仇与北疆救孤团的由来被和盘托出，这也是惊白蜕变为“儿子娃娃”的重要转折点。保罗·利科对这种回忆中的叙述安排呈现出的效果有过较为贴切的表述：“提前、回顾和插入把篇幅很大的回忆时间纳入短小的叙述序列，在打破年代顺序的同时造成深远的透视效果。给回顾加上回忆时间、梦幻时间和专述对话时间，如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那样，就会与纯属时间长度之间的比较离得很远，而给量的计量增加质的张力。”（[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型 时间与叙事 卷2》，王文融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7页）借由对故事时间进行打乱和重组，叶舟完成了对于《赵氏孤儿》这一经典作品内里的重新讲述，同时造就了《凉州十八拍》在时间上的厚度。
至于时间上的长度，则有赖于铜马引发的历史回溯和真实历史事件的加入，相关叙述构建了小说的时间跨度，使《凉州十八拍》形成史诗性的宏阔气象。《凉州十八拍》既然意在为凉州立传，就需要植根于凉州的历史。叶舟由一尊铜马带出了众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书中有关军阀割据、国共斗争以及鸠摩罗什寺的描写部分来自真实的史料记述，如在讲述鸠摩罗什寺的震毁时，即插入了《武威地区志》《鸠摩罗什逸闻集》的相关记载。朱绣在历史上是西北马家军的军事参事，另一郡老秦望澜本是会宁进士。就连顾山农的承平堡也有原型，即坐落在现武威市民勤县的瑞安堡，它在民国时期曾是民勤县保安团团长王庆云的宅院。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并非纯然的虚构之作，毕竟，过度的想象会让小说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为了防止真实与虚构的失衡，叶舟将想象的血肉注入对于历史事件的钩沉之中，小说因此显示出雄浑壮烈的史诗气魄。在胡笳三节讲述的“古今”中，有这样一句别有深意的话，在冥冥中奠定了全书在时间架构上的叙述基调：“凉州境内没有时间，凉州人有的只是光阴。”（第32页）这是故事中的袁炳成对于凉州的理解，也是《凉州十八拍》中地方性与历史纵深感结合的生动写照。
二
由此，我们回到小说的开篇。《凉州十八拍》的讲述起于发生在凉州境内的三个故事，即闲草之灾、杨照应灭门惨案与福音堂火灾事件。它们作为叙述者口中的“古今”，具有借古讽今之意，与小说的主体情节有着密切关联。这让人联想到兴起于我国宋元时期的话本中常采用的“入话”结构：说书人在正式讲演前，有时先以一则小故事吸引听众，引出所要讲述的内容。《凉州十八拍》中的叙述人以说书人的姿态进行讲述，洞若观火且扣人心弦。小说的架构也类似于讲史话本和古典长篇小说常用的“章回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凉州十八拍》不失为一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致敬之作。
采用说书人的叙述方式意味着叙述者居于全知视角，读者则只能被动接受有限的信息。为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位说书人不仅有意打乱两条主线的脉络进行叙述，而且以多处“按下不表”“暂且打住”或是对于后文情节的提前透露设下重重谜团。一如：“恰是在这一夜，这个来自三秦大地的小买卖人，用了一句不经意的话，做出了惊天之逆转，竟然在日后的广漠光阴中，成就了一番慷慨大业，由此挽救了武威城，也挽救了凉州，乃至于整个河西一带的重大命运，功比日月，悬照西疆。”（第593页）悬念的设置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在后续的叙述过程中，作者通过补充情节原委，接应前文中的铺垫，在文本的拼贴中完成对于多层次叙事空间的构建。阅读《凉州十八拍》，像是在拼补一幅巨型拼图，其过程漫长却不枯燥，因为每处情节都不可或缺，掩卷遐思时则不免惊叹于作品的繁复和宏大。
然而，这种繁复和宏大不会让人感到烦冗和散乱，因为《凉州十八拍》的审美韵味鲜明地呈现在小说的音乐性之中。这位歌声动人的作家将他对于民族音乐的热忱和他演绎西北民歌时的节奏感也融入文学创作当中。“凉州十八拍”这一题名即来自书中顾山农与沈阁兰的唱和，一咏三叹的唱腔配上胡笳怆然悲凉的音色，正是对凉州百姓在艰难时局中视死如归、坚守民族道义的形象演绎，在对过往的追忆中雕刻出一个如泣如诉、饱经沧桑的凉州。全书结构整饬，共分为十八拍，其中包含胡笳一百三十节，这一结构设置是对我国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的套用。叶舟曾明确提到《胡笳十八拍》对他创作《凉州十八拍》产生的影响：“《胡笳十八拍》给我的小说贯入了很轻盈的气质，同时也给予了稳定的结构。”（见路艳霞：《“写河西走廊，是我的天命”》，《北京日报》2023年3月18日）同时，叶舟似乎对颇具地方性的传统曲艺元素情有独钟，在小说的叙述中融入了《赵氏孤儿》、凉州贤孝和秦腔的唱词，这让作品在叙事节奏上更有弹性、强弱分明，也增加了小说情节的丰富性和传奇性。如果说对于河西首郡的重新关注和书写让凉州恢复了它曾在盛唐诗词中享有的地位和光环，那么兼具民族性、民间性与地方色彩的音乐的加入则使《凉州十八拍》迥异于当代的其它西北书写，显示出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艺术魅力。
三
从《敦煌本纪》到《凉州十八拍》，叶舟一直以写作进行着“除锈”的尝试。一如《凉州十八拍》中的记述：
西北者，乃中国之心腹。尤其是河西绿洲，包括远处的那一座祁连山，天马怒龙，容仪丰伟，堪比一根挺立的脊梁骨，守正不阿。自古而来，从国家的气象上勘察，必定是北胜于南，西胜于东。这一方水土，埋藏着我们民族的千经万典，圣言贤传，一向是匡危扶倾的发源之地，犹如一尊金鼎，一座佛龛，令人敬畏。
……
只可惜，后来的政权分子们，要么鼠目寸光，要么势孤力蹙，一方面锁国，另一方面却内战不休，取诮于列邦，让这一片大好河山，见弃于世界民族之林，见轻于整个中国，成了一块疼痛的锈带，无人问津。
……
但是，它锈而不死，死而不僵，一直在等待着朴直壮烈、蹈死犯难之人，前来除锈，前来培根固本，重新让它苏息过来，挺直脊梁。（第367-368页）
这是小说中张观察在与顾山农谈话间发出的感慨。叶舟借这位来自上海滩的报界闻人之口，道出了自己书写《凉州十八拍》的旨意所在，即为凉州、为河西、为西北“除锈”。“凉州者，乃百姓之故土、河西之锁钥、天下之粮仓”（第1496页）。河西走廊在古代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在今天则成为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带，几千年来一直在不同文明的交融互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却在长久以来没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对此，叶舟用笔墨小心地除去其上的斑斑锈迹。正如小说中来自上海的张观察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凉州，他和他带来的照相机，连同他口中的“劳工”这类新式词语和观念，一并成为现代文明在河西走廊这片神圣古老的土地上释放的信号。在顾山农与张观察的交往中，叶舟写出了凉州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交汇中吐故纳新的过程。叶舟笔下的凉州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但不是一处孤芳自赏的封闭之所，它更像一枚取景器，折射出整个中国的时代巨变和自我更新。
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叶舟以《凉州十八拍》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范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立足中国大地，在具有地方性和民间性的书写中观照和展现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和丰富情感；需要以“除锈”为志业，在写作中完成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经典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在对时代变迁的把握中记录下不同文明与文化交融碰撞的过程，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记述中传达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多年过去了，我愈发感到，最好的东西还是在我们身后，作家还是要反躬自问，向我们的文化、文明去寻找力量。”（见路艳霞：《“写河西走廊，是我的天命”》，《北京日报》2023年3月18日）这是叶舟创作《凉州十八拍》时的感悟，也是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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