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叙事普遍存在主题开掘与叙事方式同质化的当下，王彬先生的长篇小说《丰泰庵》以别具一格的行文气象和架构奇绝的文本探索，突破了当下历史题材小说文本在叙事层面的思维惯性和视角局限，强化了文本、故事和审美的高度统一性和融合力，昭示了长篇小说创作理念和方法的另一种可能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呈现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创作范式和文本叙事样貌，值得我们关注、探讨与研究。
一 宏阔与幽微兼蓄的历史场景
多年来，以明朝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不在少数，但《丰泰庵》却独辟蹊径，巧妙地选择崇祯皇帝长女长平公主的日记作为文本叙事的主要载体，从家与国两个维度，记述了明末最后十七年悲壮、惨烈、凄婉的历史。
小说以北京后海南岸的丰泰庵（至今尚存）为题目，以长平公主作为透视历史经纬和人性底色的“代言人”，以跨越时空、国界、民族的视界俯瞰、纵览、探析大明江山轰然坍塌的因果和脉络，全方位呈现了专制皇权社会云谲波诡的政治、权力、外交、战争、文化、人性、亲情可逆或不可逆的演进与流变。那些我们似乎耳熟能详实则被岁月的尘烟层层包裹的诸如册封信王、继位除阉、丁卯之役、东林兴盛、凌迟崇焕、闯王围京、煤山自缢、三桂反目、满清入关等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被作者用医用“内窥镜”式的观察视角和外科手术的方式层层解剖开来，同时又借助长平公主“当事人”的视角，从“我”的个人观察、判断、体验出发，在梳理时密切结合宫廷内部皇太后、太后、太子、嫔妃、公主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样态和宫廷秘辛，对“现场”内外的历史人物给予人性的关照和透视。
这其中，崇祯与天主教、袁崇焕被诛、魏忠贤与东林党、北京城陷落、崇祯帝自缢等重要历史断片，读来如临其境。走进读者视野的魏忠贤、孙承宗、袁崇焕、温体仁、周延儒、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黄道周、李自成、张献忠、范文程、皇太极、多尔衮等近百个历史人物，在历史的现场中还原了自己，撕掉了后人附加给他们的种种立场、标签和面具，以具象的“人”的样貌靠近了当下，也靠近了历史和人性。小说中，崇祯皇帝绝命前发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的无奈斥责和亲手刺死女儿前发出“你为何生在帝王家”的悲愤喟叹，洞穿了数千年皇权社会必然覆灭的死穴，《丰泰庵》承载的历史警示与灵魂拷问不由得不令人心惊。
二 多种文体并轨和交叉叙事的文本魅力
《丰泰庵》具有虚构文本的纯粹性，但主题叙事框架却完全是纯纪实文本的样式，不妨假设为“虚构”的历史报告或者现代意义的报告文学。作者采取了多重构架，安排三个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事。第一个“我”即作者本人，一位“文学期刊的编辑和明史爱好者”；第二个“我”是李力，长平公主日记的发现者；第三个“我”是长平公主本人。
第一个“我”负责对故事的整理、编校、注释等，并把这一切以叙事的方式横贯于文本之中，既有春秋笔法，也有微言大义，其中不乏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以及个人观点的阐述，叙事方式则兼容了文化随笔、史迹考证、学术辨析等。李力作为第二个“我”，他和第一个“我”机缘巧合之后，更像转述故事的“中介”，他从遥远的南美到国内，一边就故事线索做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同时进行“实时播报”，叙事方式颇有调研报告、新闻特写、“焦点”追踪、“案情”推理的特点。前两个“我”揭开历史和岁月的层层帷幕之后，第三个“我”作为叙事的主体出场了。这个“我”——长平公主的日记作为完全“私人化”的记录，紧紧围绕大明王朝谢幕前日暮途穷、朝不保夕的至暗时段，写尽了“自己”视野里宫廷内外复杂纷乱的人和事、具象真切的状和物，行文可谓恣意汪洋，视界可谓纵横捭阖，笔触可谓精到细微。不仅触及她的生活 “当下”，而且充分发挥日记体随心所欲的叙事特点，通过个人思绪的飞扬或栖息，以点带面地贯通崇祯之前乃至整个明朝跌宕起伏的往事，战争与人性、道德与伦理、现实与梦境、生活与幻想、人生与命运、世态与亲情而跃然纸上。
不难看出，长平公主的日记叙事既有日记本身的属性，同时兼有小说、剧本的功能。每一段叙事初始，作者会删繁就简地用诸如“夜”、“今天是清明”、“日子飞鸟似的很快过去了”、“天气慢慢冷了”、“历史档案馆在故宫西华门里”等短句，为“剧本”的开场“启幕”。日记的个人化视角，与后世学人对“过去式”的所谓“史记”视角或相得益彰，或截然相反，或扑朔迷离，配以另一个“我”李力的点评加持，构成了一个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现场感的全新文本，其叙事架构的设立和创造，在当下小说中并不多见而独领风骚，应该引起我们密切关注。
三 人称换位与全知视角的立体呈现
《丰泰庵》在叙事中巧妙地运用了人称换位和全知视角，三个“我”对故事进行接力并共同完成叙事目标。我们看，第一个“我”出现在叙事主体之前的《热水镇》内，这第一个“我”主导并掌控着故事的引信，从而引出李力这个转述者，再由李力在第一章《薇妮》中引出丰泰庵和长平公主，为长平公主日记的史料性、可靠性做了背书。从第二章《大朝会》到第十三章《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之间的十二个章节，便是由第三个“我”撰写的日记（书稿）。从叙事逻辑上看，第一与第二个“我”的故事共同抵达第三个“我”——长平公主日记中的故事，从缘起到收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就故事主体而言，“穿越”而来的“当事人”长平公主的讲述方式与其说像个人口述史，毋宁说更像一部讲述家国往事的实录，这使她的讲述具有无可争辩的“真实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叙事主体的日记中，很多形形色色的描写对象作为“他者”，也以变换人称的方式，用全知视角助力故事的演进，除了长平公主这个“我”以外，很多陆续出场的历史人物看似以第三人称出现，实际上也被长平公主赋予了“我”的主观能动性，替代“我”弥补了“非我”视界的盲区和空白，也就是说，在由长平公主主导的主体叙事中，实际上有很多“他者”从故事需要出发，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叙事目标，诸如崇祯皇帝、袁妃、田妃、刘妈、大哥、三弟、炜彤、魏忠贤、王承恩、袁崇焕、周延儒、温体仁、钱谦益、黄道周、杨嗣昌、李自成、牛金星、洪承畴、范文程、多尔衮、吴三桂……这样诸多的“他者”，甚至包括被作者拟人化了的一些物品或物种，比如子夜时分那只“时不时发出一声叹息”的手炉、宫廷里悄然“生活着”的“三千阴兵”、“画着曲线摇曳地叫，听着瘆人”的猫等等，这些“他者”不说人话，却能办人事，甚至强于人的意识和行为，它们的隐匿、在场或退场，均以令人惊悚的表现，发挥着为情节推波助澜的作用。视角的变换和集散兼蓄的叙事方式，使主体叙事仿佛长了万千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俯瞰到故事的所有边边角角，故事的演进和肌理因而显得玲珑剔透，实现了故事经纬和流向的立体化和全景化，有效增强了故事的穿透力、表现力，从而使得《丰泰庵》产生了摇曳多姿的观赏性。
四 传承古典与现代理念的创新交融
当下小说的弊病之一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抛弃，以至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与读者的审美习惯渐行渐远。《丰泰庵》的作者非常清醒这一现象，因此在《丰泰庵》中积极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厚营养，借鉴中国传统小说讲述故事的方法和技巧。在《丰泰庵》中，作者既注重诗词歌赋、掌故传说、史籍引用在推动情节中的作用，更注重校注、点评、注释在“正本清源”中的“存真”意味。尤其是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评点模式，通过李力补充性质的叙述有机地运用于文本之中。除此以外，作者对长平公主出场也吸取了传统小说的铺垫式技巧，为了推出长平公主这个人物，作者让“我”、李力、薇妮的故事经过一波三折之后，聚焦于“那个神秘的清洁工”、“两个穿浅粉色短裙的小女孩”、“一只高跟鞋”，这些聚焦点与拟人化了的手炉、猫一样，让故事充满了魔幻、诡异的力量。小说中涉及人物出场、排兵布阵、明争暗斗、情感纠葛等情节时，我们依然能看到古典小说中才有的那种剪裁适度、恰到好处的环境、气氛描绘，进而感受到情节流向的感染力。为了实现某些故事要素的功能性呈现，作者干脆直接借鉴了古典小说的方法，比如，为了让读者领略“东林点将录”，作者既采用了《水浒传》式的叙事理念，同时又以铺排罗列的方式把梁山一百单八将和一百零八个东林党人逐一对标对表，从而使附着于情节的人物完全直观化、集中化和画面化。对于细节的安排，作者秉持现代小说中常规型、多线型、倒叙型、环绕型等多种叙事理念，同时亦不忘传承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优势，有效增强了故事的张力。比如，贵为太子的大哥遇刺时，“一团火光飞过来，从他的头顶掠过去”，紧接着作者用简洁、洗练的笔墨描绘了“有人”、“多人”、“所有人”的动态表现，用细节化呈现情节的丰富性。再如，身处矛盾旋涡中的长平公主每当与某一事件发生联系，作者必然让在场人物的行为、情态和心理世界达成互动式呈现，融情节、描写、对话于一炉，力求做到以事见人，见微知著，同时辅以时间、地点的校注，显得有理有据，生动活泼，引人入胜。通篇而言，文本语言典雅而不拘，饱满而不腻；古风与时尚兼蓄，传统与现代交融；一丝不苟，精雕细琢，充盈着独特的审美趣味。
多年来，王彬先生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他在《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从文本到叙事》等理论专著中，曾提出第二叙述者、叙述者解构、动力元、延迟、漫溢话语等观点，而这次推出长达40万字的历史小说《丰泰庵》，恰似以小说名义对自己叙事学研究的再实践和再回应，从而凸显了理论对当下小说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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