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33 《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 李斯颖 参加讨论
关键词：布洛陀史诗 壮族 内容提要：在布洛陀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壮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布洛陀史诗中有关多民族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及制度交融等的记载都保存了相关信息。这成为壮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历史佐证，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此外，搜集整理“布洛陀史诗”的历程也是对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发现过程。 关键词: 壮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史诗；布洛陀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多民族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决胜小康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各民族和睦相处，同心协力，才能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宁发展，社会稳固进步。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民族问题作出面向新时代的全新指示，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旋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树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在民族工作方面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根基，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与响应。在中国多民族文学领域，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观念在各层面均有反映，是今日倡导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的深厚基础。在被誉为壮族“百科全书”的布洛陀史诗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以叙事内容、情节构架、形象塑造、仪式融合等方式得到呈现。 一 壮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渊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对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提炼。长期以来，我国多民族保持着友好往来，彼此的经济、文化、科技等互通频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中华民族”概念的萌芽与发展而不断增强，其主要特征是多民族对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视彼此为大家庭中平等、互利、互不可缺的一员。这种共同体意识包含了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情感等多方面的共性认识。其中，壮族先民作为生活在中国南疆的人口第二大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往来频繁。他们积极吸收从北面而来的中原汉文化，又将自己的智慧与他民族分享，造就了“美美与共”的中华多民族共处局面。 壮族先民素有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家国”意识。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民族先民一直维系着多重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他们将水稻种植技术与其他来到岭南的民族先民共享。与此同时，壮族与其他民族先民又受益于汉族先进水利灌溉系统，推动了岭南稻作农业的进步。汉代马援远征交趾，在岭南地区组织人力修治城郭，帮助各民族先民开渠引水，灌溉水田。民众因此获益，建起伏波庙以示追忆感恩。至今在岭南还颇多伏波庙，流传着关于马援的诸多传说。根据文字记载，壮族先民从商代就开始向中原中央王朝进贡，彼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居住于郁林郡的壮族先民，向中央王朝进贡酿酒用的郁草。这种酒是商朝人为祭祀祖先才制作的。汉朝时，中央政权曾请来越人巫师执行求雨巫术，并采用壮族先民传统的鸡卜来预测。诸如此类跨族群交流活动奠定了壮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历史上，壮族先民为中华民族之团结作出了持续贡献。中华民族大家庭自古以和谐共处为主流，各民族先民之间彼此互助互爱。壮族先民从理念到行动都践行着这一原则，始终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壮族先民、高州俚人首领冼夫人，历经南梁、陈、隋三朝中央政权，始终奉行与他民族交好、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的原则。在儿子被叛乱之徒劫持后，冼夫人依然坚持国家至上的原则：“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冼夫人历经三朝为官，顾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稳定和统一大局，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岭南壮族先民等少数民族的往来。明朝时，地处右江河谷的田州土官瓦氏夫人，受中央朝廷派遣前往东南沿海抗倭。她亲率六千（一说七千）俍兵奔赴抗倭前线，“誓不与贼俱生”，打赢了抗倭的第一场战役。此后，瓦氏夫人挫败了倭寇的进犯，保卫了中央王朝的领土安全，赢得东南沿海各族人民的赞誉。广西西林的岑氏土司是保卫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岑毓英曾坐镇中法战争之桂西战线并取得大捷。他在中越边界的划定工作中，对法国始终坚持“疆界可分而北圻断不可割，通商可许而厂利断不容分”的原则，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国土安全和民众利益。岑毓英之子岑春煊，甲午战争时曾为国远赴战场，为官期间力求革新为国分忧，铁面无私惩办贪官，人送绰号“官屠”。辛亥革命后，岑春煊支持革命派，在护法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速实现了袁世凯的倒台。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资助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在上述壮族先民杰出人物的身上，中华多民族的“国家”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虽然出身华南边陲之地，却保持了对中华的忠贞之心，致力于多民族国家的国土安宁与人民的安居乐业。这种国家意识，突破了某个政权或朝代的限制，与今日提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脉相承的。从古至今，壮族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在口头传统意识中也有体现。 二 壮族口头传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淀 壮族历史上与日俱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传承至今的民间口头传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主要是通过选择叙事主题、构架相关情节、塑造生动形象、融合多元载体等方式来实现。 在叙事主题方面，壮族人民选择具有家国情怀的主题、吸收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的主题来表达壮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如民间叙事长诗《瓦氏夫人》、壮剧《瓦氏夫人》等都再现了瓦氏夫人驱除倭寇、保卫中华领土的主题。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吸收、借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主题来表达本民族的观点与立场，促进中华民族美好道德品质的传播。比如将汉族的神话人物舜、传统思想“二十四孝”等进行了符合民族审美习惯的改编，采用歌谣的形式创作出新的作品《特舜》《二十四孝歌》等。在具体叙事情节方面，民族之间坚不可破的情谊常常进入他们口头传统的情节设计之中。如神话《神弓宝剑》里提到中原汉族先民与西瓯、骆越等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友好往来。虽然受乌龟精挑拨离间，西瓯和骆越之间产生了误会，但他们最终破除敌人的诡计，并与中原人民之间世代交好，谁也离不开谁。 在形象塑造方面，壮族人民刻画、宣传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中华利益的诸多人物形象，既包括本民族的人物形象如瓦氏夫人、刘三姐等，也包括其他民族的人物形象，如祭瑶娘仪式中的瑶娘等。在壮族地区流传至今的刘三姐歌谣，既有五言壮语歌谣，也有大量的七言汉语桂柳方言歌谣，这是壮、汉民族在歌谣传承中交流的结果。田林县祭祀瑶娘的传说里，一位瑶族姑娘爱上了壮族的小伙子，她冲破民族之间不通婚的藩篱，来到弄光村做了媳妇。她用瑶族民间医术为大家治病，赢得了壮人的爱戴。这位瑶族姑娘去世后，村民们把她视为本屯的始祖之一，并在农历正月二十五日进行祭祀。在这一天，人们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对唱山歌、跳祭祀舞等。“瑶娘”的形象可能有其原型，但更多的是壮族人民对壮瑶民族关系艺术化提炼的结果。作为本土居民的壮族和后来到此地的瑶族人民在交往接触的过程中，彼此关系日益融洽，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睦相处，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稳固作出了贡献。 除了口头传统本身，壮族口头传统的载体——仪式、文字等也都博采众长，吸收了他民族的长处。这使得壮族的口头传统传承更为丰富多元。例如，壮族人民借鉴汉字创造“方块壮字”，使之成为记录壮语的有用工具。方块壮字在布洛陀史诗、嘹歌等的传承中发挥了特殊的功能。又如布洛陀史诗演述所依托的各类仪式，有的融合了道教内容，使用汉语方言作为辅助语言。以右江流域的壮族祭灶仪式为例，祭灶过程中，仪式专家布麽首先用壮语吟诵布洛陀史诗，接着用汉语桂柳方言演述献酒献肉的内容，最后又切换壮语来完成布洛陀史诗的吟诵。整个仪式还吸收了汉族道教的画符、喷火等做法。 三 布洛陀史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布洛陀史诗是壮族先民世代传承的口头传统精华，产生时间可上溯至万年前。经过历代壮族先民的不断加工与精炼，布洛陀史诗集萃了不同时期的民族观念。在这一过程之中，“中国”与“中华民族”等概念日益在壮族人民的思想中扎根、发芽，并成为他们价值观中自我认同的重要准则。这种将中国视为“大家庭”、将中华民族各民族视为“共同体”的观念，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借鉴与吸收之中。 （一）经济交往奠定了基础 布洛陀史诗将谷种、牛、金属器具等重要生产生活要素的出现与其他民族先民的帮助联系起来，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彼此在经济上往来的事实。壮族先民生活的岭南地区有自己独特的物质资源，南海的龟甲、合浦郡的珍珠、翠羽、短狗等，都曾受中原青睐。壮族的织锦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是奉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品。与此同时，作为原住民的壮族先民亦善待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的汉、苗、瑶等先民，时常将村里的土地分给来者，赠与谷种播种，使迁徙者能够安居乐业。各民族先民在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是主流，但也曾出现像汉朝吕后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及其他物品的情况。总体上看，经济上的交往促进了壮族人民内心的“中华民族”观念。 布洛陀史诗提及的商品交易母题，是壮族与周边民族先民发生物资交流的反映。史诗中常将商人称为“hag”（郝），以区别于当地壮族先民（本地人）“: 客人有空来贩卖，上来隘口卖货物，走了两个月的路，就来投宿在山遥”。在壮族先民社会里游走的商人以汉族人为主，他们深入壮族先民地区，满足了当地多样化的物质需求。壮族先民将他们在稻作生产中的富余转化为商品，促进了壮族社会商品经济的萌芽。史诗中常见布洛陀、姆洛甲指点造物，而在有的文本中，见多识广的客人成为了造物的指导者。例如，造牛篇章里说，王造牛之后放任牛到田地里吃粮食，牛被砍杀，牛魂逃散。王无牛可用，只能自己犁田，浑身酸痛。幸而得到商贩的指点，到牛市上去买牛，牛买回来又赎回牛魂，才有牛犁田。在田阳玉凤镇流传的布洛陀史诗则说，从北方来的商人“hek”（客人）与壮人做“buenq”（买卖），夜晚住宿于王家，看到王因犁田浑身酸痛，就指导王来造水牛、黄牛、马、猪、鸡等。“前世缺水牛，用长石犁田，用山石犁地。夜晚王叫喊身痛，半夜王叫嚷身病，（有）来做买卖的北方客人，（有）来做商贩的南方客人，客人就问喋喋，客人就问滔滔，夜晚怎么叫痛，半夜怎么喊病？王就回答说，王就回话说，缺头水牛犁田，缺头水牛犁地，要长石头犁田，要山石犁地，为此就喊身痛。客人听到这句话，（说）造水牛有何难，人会造就容易，造牛在河边，水牛角朝后，黄牛角朝前，造马在草丛，两腿踢向后，造猪在洞中，造鸡在屋檐下”。历史上，壮族先民对外秉持着开放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吸纳商贩所带来的的各类先进技术理念。根据史诗内容，他们与外来的他民族商人不但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互通有无，还将他们留宿于家中，可见彼此相互信任，关系和谐。早期壮族先民地区的铁器生产与牛耕的出现还得益于从中原前来为官、经商的汉人的推动。其中比较有名的人物有马援、任延、杜预等。如西晋时期，杜预上疏朝廷，力主在中国南方推广牛耕。当时官府还设牧场养牛，将大批耕牛调拨南方地区，使牛耕得以普及。可见，壮族先民地区的物质与经济发展，离不开其他民族人民的帮助。他们在历史上彼此往来结下的深厚友谊，成为壮族观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基础。 壮族先民还曾和汉人商贩、山里瑶人合作，把先王造出的铜挖掘出来，通力进行冶炼。“挖拿铜上岸，挖拿铜上堤，破铜做多片，割铜做多块，去和瑶人同住，去跟壮人作伴。进山林烧好炭，好炭得成堆，要空心树做风箱，要鸡毛做拉杆，摆在田峒中的茅草棚”。第一瓢铜水造出铜印管天下，第二瓢铜水造出铜鼓管理部族，剩下的十瓢铜水分别造出布麽用的铜铃、盘古的锣、皇帝和王的铜钱等铜制品。壮族与他族人民一起开发本土矿藏，获得他民族的冶炼技术支持。 根据史诗记载，当有“客人”（商贩）客死他乡，壮族先民情同手足地帮助料理后事。当时，“你（即商贩，笔者注）的魂离身漫游，你的汗水浸满身，夜里你哎哟呻吟，以为你累才呻吟，找来吃的你不吃，你的身子脱灵庙，你的脸色青紫色”，客人撒手人寰，壮族先民帮助死者的兄弟、大舅子处理丧葬事宜。布麽还为客人送魂，使之回归祖籍得以安生。正因为壮族先民把外来的客人视为亲朋好友，才会以自己的习俗礼节去帮助料理后事。这体现出壮族与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厚广泛，增进了多民族彼此的认同与一体观。 （二）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 经济上的交往并不是壮族先民与他民族人民交往的唯一内容。与经济交往同时进行的还有文化上的接触与交流。随着商贸往来的日益密切，壮族先民与汉、苗、瑶等多民族的文化碰撞激发了彼此文化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鲜活的发展动力，使壮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展示出吸收与消化他民族优秀文化的蓬勃景象。比如壮族采用自己传统的五言歌谣形式，将汉族的许多民间故事改写为长诗，并根据自己民族的审美习惯对部分情节与母题进行了改编，使之传唱至今，代表作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蔡伯喈》等。对他文化的学习与借鉴丰富了壮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他们不但了解和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他民族文化，而且欣赏、认同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的精髓。由此，文化上的交流引导着壮族人民内心的中华民族一体意识不断深入。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扩大与深入，壮族与他民族人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景象日益繁盛，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布洛陀史诗的神灵系统、母题、手抄本传承及仪式展演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布洛陀史诗的神灵系统吸收了汉族信仰中的部分人物，包括盘古、混沌、伏羲、神农、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燧人氏、城隍、孔圣人等。有的直接取其名而不加变动，比如玉皇、太白金星。有的改变了性别，个数也发生了改变，比如神农经常被称为神农婆，或被认为是一对夫妻。有的则只是名称上的借用。比如混沌，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之说。这里的混沌，指的是天地迷蒙的一种状态。除了指天地的状态，在汉文化中对混沌的解释主要有三种。其一，将混沌视为帝鸿氏的儿子。《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有云，“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其二，混沌为中央之帝，无七窍。《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有云：“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其三，混沌为一种神兽。《神异经·浑沌》里记录，“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罴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往，有腹无五脏，有肠直而不旋，食物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浑沌。”相较之下，布洛陀史诗里虽借用了混沌一名，其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却完全不同。例如，大化板升乡一带流传的布洛陀史诗说，古代女人部族的首领到山坡上迎风受孕，得一子。“生儿不像儿，儿头像长条石，儿身体似磨刀石，头连颈没有脖，手上没有一块肉，喉管也没有”。女王把他丢弃在田野里，却被天上的飞鸟、路过的黄牛及彩虹保护。过了三天九夜，孩子才生长齐全。女王把他接回家，取名叫混沌。混沌长大后，被祖宜婆迷恋。“混沌去看水田，她去找混沌，混沌去要菜，她去跟混沌，混沌去看水，祖宜婆就偷偷跟随”。混沌在上游冲凉，祖宜婆在下游洗澡，于是她怀上混沌的孩子，生下十个儿女，包括布洛陀和麽渌甲。可见，壮族先民在与中华民族其他先民——尤其是汉族——相处的过程中，积极进取地学习他民族文化中可吸收与借鉴的内容，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自己的世界观既保持着本族群的特色，又吸纳了在当时看来先进的理念精粹。 布洛陀史诗的母题吸收了中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内容，增强了壮族人民对中华多元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认同。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涵盖广泛，既有部分内容上的借鉴，又有对整个母题的“移花接木”。例如，壮族先民将汉族的孝道故事改编为壮语韵文诗，和史诗内容有机融合在一起，在丧葬仪式中演述，以此弘扬孝道、教人向善。在母亲葬礼上要吟诵的《目连经》出自佛教《佛说盂兰盆经》，在东汉时期就已从印度传入汉族地区。该经文讲述目连极有孝道及佛心，为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从地狱中将母亲从饿鬼道中拯救出来，遂举办盂兰盆会，让母亲得以吃饱并最终进入天堂。在汉族地区，这一经文演变出敦煌变文和目连戏两种形式，内容上凸显出佛教的神威和地狱的可怖。相较之下，壮族的《目连经》虽提及目连之名，却较少提及目连救母的内容，主要叙述母亲去世后子女的不舍，追忆母亲的恩德。广西田阳农氏布麽传承的《目连经》中，只有一句提到目连：“目连和尚来解难”。该文本把重点放在了描写亡母十月怀胎的艰辛、生子时候的痛苦与养育孩子的不易。怀孕时，“母亲怀儿真辛苦，千辛万苦说不尽，母亲怀孕第一月，胚胎血结在腹中，母亲辛苦又难受，饭菜入口难下咽，苦难刚刚降身上，母亲脸黄好似姜。母亲怀胎第二月，走路越来越落后，手麻腿软行动难，脸色蜡黄不像人……”生产时，“头次阵痛好担忧，二次阵痛母将昏，三次阵痛挺不住，母亲抱肚哭箱角，嘴咬铁钉也要断，叫命呼魂难应答……”养儿时“夜里儿睡母身旁，母亲手臂当枕头，儿睡右边干爽处，母睡左边尿湿湿，左右两边尿湿透，母亲抱儿到天亮”。从牙牙学语到成家立业，孩子都离不开母亲的精心照顾与安排。故此，母亲亡故，子孙追思。葬礼上听闻此篇目，无人不落泪。又如布洛陀史诗中常见的“麽血塘”经文，受汉族道教理念影响而将血塘视为难产妇女的居所。汉族道教里的血塘只有一个，而壮族的血塘却有12个。壮族的血塘复现的只是壮人日常生活景象，不像汉族的血塘那般恐怖。如血塘里“天界没田也没地，每日梳妆二三次，日会情人三时辰，一天相亲三四次，三千女人刮捞网，七千女人去捞虾，小伙撒网又放网，山歌相情意绵绵。”布麽到血塘中拯救难产妇女之魂，靠的不是道教的神祇，而是布洛陀与麽渌甲的指点。壮族先民将汉族的理念移植到自己的宗教仪式之中，并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藉此，壮族人民更好地理解了汉族的文化，认识到中华多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相似与差异之处，进而实现彼此尊重、和谐相处，在共同的大家庭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在布洛陀史诗手抄本的传承、仪式的展演等方面，壮族亦借鉴了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内容，使史诗传承的途径更为丰富多样、可持续性更强。这些努力使壮族与他民族的文化纽带系得越来越牢，中华一体的关系得以牢固扎根，壮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一员的意识愈来愈强烈。方块壮字是壮族文化吸收、借鉴中华汉文化的重要创造，是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突破。通过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表达壮语语音与意义的方块文字，壮族长期靠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例如，“那田”字既提示了它的壮语读音，又凸显了“稻田”的含义。方块壮字的使用让壮族先民可以更为自如地进入汉文字体系，接受汉文化知识，甚至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进入中央王朝为官。从宋代开始，就有融州覃光佃、覃庆元、覃昌及象州人谢洪、谢泽等考中进士。根据族谱，忻城莫柳、莫与齐、莫与俦、莫晋等中进士后，曾到中原王朝政权中担任监察御史、内阁学士、侍郎、山东布政使等官职。他们进入中央朝廷就职，客观上又推进了壮族先民文化与汉族等他民族文化的交流。 布洛陀史诗的仪式演述也深刻映现了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演述过程中除了使用壮语，还使用了其他民族语言与方言。仪式既包括壮族传统的内容，也有从他民族中引入的新内容。以广西田阳布麽农吉勤主持的祭灶仪式为例，首先，仪式的第一部分用五言壮语演述布洛陀史诗中的祭灶篇章，“过去不懂禳，父王去打猎，卜得送礼鸡，母狗不追猎，公狗不捕猎，虎抓丛中狗，蛇咬山中狗，追不到公羊，王子想吃鱼，王后想吃肉，过去不懂禳，父王去掠夺，只得鸡尾巴，拔剑不出鞘，翻不进寨墙，攻寨墙不塌，死五个干将，死七个将士，大王子死去，伤父王身体……”其次，仪式的第二部分用五言汉语桂柳方言吟诵“进十杯酒”：“五师天中尊，照照无上皇，仰观地为表，万无事元坛，惟我元都其，但见仙神皇……”再次，仪式的第三部分再继续诵唱未唱完的壮语史诗经文，“众人来献货，禳解获吉日，吉日来禳解，欲提酒来祭，欲摆台来献，斟酒献三祖，煮酒献五代……”在用火焰驱赶各路妖魔鬼怪时，也要吟诵汉语桂柳话经文：“速送妖魔精，三十六鬼群，诸天如荡荡，天道如兴隆，亦与派遣，遣邪魅精天寸，召雷上，咦，召雷兵领天将领天兵，你上位在我身上在我头上，四将军三五功凿除恶鬼，命自禄童于护我身，准我遣送随我遣送……”从总体上看，用汉语演述的敬酒与驱鬼经文，被镶嵌在壮语史诗“祭灶”篇章之中，与史诗合而为一，不可分割。布麽将汉族道教经文与仪式杂糅于神圣的壮族史诗演述之中，这是壮族人民借鉴与吸收他民族文化的结果，是壮族民众对他民族文化精华的领悟与消化。这种现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不同成员文化互动的结果。 诸如此类的文化吸收与借鉴现象在布洛陀史诗中十分常见。这种现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不同成员文化互动的结果。它增强了壮族对中央王朝疆域内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可，使壮族人民明白了与其他民族作为兄弟姐妹互通有无、互学互鉴的必要性。例如，“招牛魂”仪式上所使用的史诗手抄本中既有方块壮字，也有汉文写就的部分。在广西巴马一带“招谷魂”仪式上所使用的手抄本除了有方块壮字抄写的史诗篇章，还有杂揉了汉字与方块壮字的谷魂与招谷魂仪式的说明。这份说明文字里对谷魂、收谷魂都进行了生动的阐释，如把收谷魂视为“迎接神农媳妇到房间也，日后生万物茂盛，保得六畜成群，家中平安，富贵兴隆，四季旺相，无灾无难”。与此同时，收谷魂的原因，如同女人生产后血落田地之中，故要将之收回家中。壮族信仰中神农的观念来源于汉族，融会了壮族人民却独特的理解，形成了新的信仰。又如壮族的历法，主要借鉴了汉族的农历，将之融入自己的信仰体系之中。造牛时，为了让人做出的牛活起来，布洛陀选择在“丑日”牵牛，一牵，牛就成活了。造狗时，做出的狗不会动，布洛陀、麽渌甲让人们戌日去接狗，“择吉日去接，择戌日去要它回，王用白米饭养，王用稗米喂”。狗就负责看家驱鬼，阻挡贼匪和官兵，成为壮家人的好伙伴。壮族人民将汉族历法的概念运用到造物史诗的情节之中，增强了他们对汉族等农业民族文化的理解。 从总体上看，布洛陀史诗在信仰体系、母题、仪式演述及相关理念等多方面都融入了他民族的文化精粹。其中，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社会与经济、文化等发展较为成熟，对于壮族的影响更大。对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内化，使壮族人民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更为自觉地坚守与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 （三）制度交融树立了保障 壮族先民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华其他民族政治制度的优越之处。在与他民族的政治互动中，他们曾接受中原中央王朝的领导，萌发并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观念，铸牢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政治体制中不可分割一员的观念。根据汉文献记载，早在商朝，岭南地区的壮族先民就与华夏民族中原政权发生了互动，并向后者进贡。《逸周书》里记载伊尹受王命，令“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商朝人在祭祀祖先的酒水当中，使用了壮族先民进贡的香草。祭祀祖先是极其神圣之事，中原汉民族能采用壮族先民的地方特产作为供奉之物的材料，可见也将壮族先民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商朝还任命壮族先民作为制酒官。此后，秦始皇开始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国的郡县制之中。壮族地区从唐朝开始曾采取了羁縻制、改土归流等政治体制，与中原地区所采取的政治制度日益趋同。历史上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采用与认可，是推动壮族先民与中华民族其他民族进行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重要保障。 布洛陀史诗中有“造王造土司”的篇章，用以阐明管理者存在的合法性。它对壮族社会各级领导与管理层级的概述，让我们看到了壮族先民社会制度化与有序化的过程，尽管其内容带有美化统治者的嫌疑。史诗中叙述，没有王、土司和土官管理的时候，强盗出没，恶人当道，人们之间彼此攻击，人吃人，神仙才“造出一个人做主，造出一个人做君，造出一个首领掌印，造出土司管理地方，造出皇帝管理国家……造做官做府，造做州做县”，从此出了事情有人说，有了麻烦有人管，人们不再打打杀杀，恶人、强盗全都被官府关押起来，人们向管理者纳税，从此天下安宁如软糯的糍粑。叙事中出现了“皇帝”“王”及“土司”等不同层级的统治者称谓以及“国家”等概念。与此同时，不同的管理长官所管辖的地域大小不同，权力也不一样，皇帝管理国家，土司管理地方。由此可见，壮族人民在历史中接受了中央王朝的政治体制，清楚不同层级统治者的差异，并且将中国皇帝视为国家中最位高权重的统治者。随着他们在政治制度上接纳了中原王朝的模式，并接受后者的领导和管理，他们对于“中国”的国家观念日益增强，并在与国内其他民族的政治交往中巩固了这一观念。 壮族及其先民对中国的认同与向心力，深刻体现于史诗所描述的对外关系中。史诗中多次提到“交人”，指的是宋朝以后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交趾人。史诗叙述壮族先民曾掠奴去到交阯地区：“父王去攻贼，占到鸡嘴卦。攻官贼不赢，冲城墙不垮。打官贼不逃，打交贼不散。粮绝打不胜，王空手回家。王母造禳除，王茫婆造疏理。打官贼又赢，冲城墙又垮。打贼得母牛，攻寨得公牛。得白脸奴隶，得红脸姑娘。大祖公得牛，小祖公得奴。”史诗“彩虹儿”篇章也叙述了彩虹儿和交人打仗的事情。交人趁彩虹儿外出，到他的外婆家打劫抓人，彩虹儿气得拿着自己的五角神刀追赶他们，“三十（交）人（被打得）躲进被子里，六十（交）人（被打得）躲进水里，三十（交）人（被打得）爬上窗口，四十（交）人（被打得）跳下激流，那些交人跳下悬崖，现在就鞭打跟后，那些交人跳下洞穴，现在就敲打跟后”，彩虹儿抓住交人捆绑起来，交人带着枷锁、绑绳就逃跑到百猪百象国。根据历史记载，宋朝时交阯人脱离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丁朝（970—980）丁部领自行称王，宋朝从直接统治者变成了宗主国。交阯趁宋朝无暇南顾，不断骚扰侵犯中国南部边境领土，在历史上记载颇多。如李朝常侵扰钦、廉等地，“深入宋境如洪寨，焚其仓而还。”宋嘉佑四年（1059），李德政之子李日尊“伐宋钦州、耀兵而还”，“寇钦州思禀管。五年，与甲峒贼寇邕州。”宋嘉佑五年（1060）春季，交趾“谅州牧甲绍泰、捕逃亡兵入宋境、获指挥使杨保材及士卒牛马而还。”庆幸的是，守在中国南疆的壮族先民奋起反击，保卫了中央王朝的国土完整。这其中，爱国志士侬智高组织地方力量持续抗交24载，保护边民，捍卫国土，最终将边境领土完整地交回到中央王朝手中。此后，宋朝又接受了壮族先民土官内附的请求，并让这些土官及其民改姓国姓“赵”。可见，中央王朝对壮族先民依然是接纳的。壮族先民通过多种方式与交人交锋，使得今日靖西、大新、那坡等中国领土没有被割裂出去，为捍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布洛陀史诗中与交人的对抗内容，有这段历史的影子。它充分展露了壮族历史上浓厚的中华向心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这种意识在壮族口头传统中不断传承，又促进了此后壮族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激励了他们为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安全与完整而不惜牺牲、作出贡献。 壮族先民接受华夏的制度文明，并在中原中央政权的领导下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接纳中原新移民、按羁縻制度管理辖区、按中央王朝要求出兵等。这在布洛陀史诗中也有所反映。如史诗中多次提到王曹为中央朝廷服务，攻打各路“反贼”。《麽王曹科》手抄本中说，京城皇帝听闻王曹打仗厉害，就发来文书请他上京杀贼。虽然路上凶兆连连，但王曹说“不去官府笑咱孬，不去官员说咱怂”，他领兵八天才到达京城打反贼，无奈战场上剑拔不出，铜刀挥不动，最终战死沙场，成为殇死者之王。 从史诗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对中华民族主流制度文化的借鉴与接受，推动了壮族社会与中华他民族文化交流共融的良性发展。壮族先民社会制度与中华主流社会制度的一体化趋向与认同，是壮族在中国大家庭中与他民族共融发展的重要表现。 四 史诗搜集整理工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发现 纵观布洛陀史诗搜集整理的过程，它印证着中国“多元一体”多民族关系理念的成长与成熟，并在这一理念的实践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展现了史诗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与积淀的历史过程。布洛陀史诗的搜集整理阶段可分为初步发展（1949—1966）、日渐成熟（1977—2000）与迈向纵深（2004年至今）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布洛陀史诗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得到关注。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部分民族的识别工作已完成，壮族的民族身份得到确认，称谓从“僮”改成了“壮”。壮族人民的热情被激发出来，搜集整理壮族民间艺术（口头传统）的工作如火如荼。《僮族民歌选集》（1958）、《僮族民间歌谣资料》（1—3，1959）、《广西壮族民歌选》（壮文，1961）等陆续出版。此时，布洛陀史诗与其他的民间文学作品一样，被视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而备受关注。如《壮族文学史》编写组搜集到的“陆陀公公”神话（1958），《民间文学》刊出的《通天晓的故事》（1964）等，内容与布洛陀史诗大同小异，但演述形式之差异尚未得到重视。此时，口头传统的民间性与民族性密切关联，搜集整理者更关注它们对底层人民生产生活的反映，注重挖掘反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多民族的识别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深厚历史促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概念得到肯定与丰富。遗憾的是，此时的民族的概念尚未得到更深层次的探讨，对文本的民族性解读更多地被民间性解读所遮盖。 在第二阶段，布洛陀史诗搜集整理工作渐入佳境，搜集整理者对于史诗的概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学术性思考日益成熟。1977 年，第一部《布洛陀史诗》（油印本）刊发，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零突破。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及其理念的推动下，壮族布洛陀史诗的原貌日益呈现，演述语境得到重视。史诗中的民族文化特征与内涵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张声震主编的《布洛陀经诗译注》（1991）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译注遴选了布洛陀史诗文本中较具代表性的版本，采取更科学、全面的方式进行翻译，即采用史诗原文（方块壮字）、国际音标、壮文、汉字直译、意译等五大内容来呈现。在这一阶段，搜集整理者逐步注意到不同民族口头传统形式的特殊性，史诗演述的具体语境与文化背景逐步步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对于史诗共性中个性的强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对每个民族的确认是一脉相承的。在充分认知个体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多元民族文化之交流持续发展，共同体意识日益增强。在 第三阶段，布洛陀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涵盖更为全面，不但对史诗文本的释读日益精深，对布洛陀史诗与中华他民族史诗之间文化交流、有机联系的理解亦与时俱进。2004年，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本）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译注精选了壮族不同地区的布洛陀史诗文本，充分考虑到区域分布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采取古壮字原文、拼音壮文、国际音标与汉文直译并存的“四对照”形式完成。它还通过彩图、史诗文本原文影印的形式，向读者立体地展示了布洛陀史诗的活态传承情况。史诗中关于民族间友好往来的历史得到了关注。搜集整理者对中华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理解在史诗文本的阐释中亦有反映。在这个阶段，中华多民族的史诗，如瑶族《密洛陀》、苗族史诗等，真正进入布洛陀史诗搜集整理者的视野，成为布洛陀史诗搜集整理的重要参照。“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理念在史诗搜集整理过程中得到了贯彻。在强调民族的个性之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促进了多民族史诗的普遍繁荣，推动了各民族团结一心。布洛陀史诗作为历代壮族先民处理多民族关系的教科书，展示了中华多民族良好关系的积累过程。历史上壮族先民观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萌芽与发展，随着布洛陀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而得到了呈现。这一布洛陀史诗中的核心内涵，在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继续发挥着作用，推动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进步。 如上所述，以布洛陀史诗为代表的口头传统从多方面深刻映现着壮族先民在经济、文化、政治上吸收、借鉴其他民族优秀传统的漫长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壮族民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不断加深，在政治体制、文化表现及思维模式上把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为中华文明的经济建设、文化繁荣、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壮族人民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学互鉴愈加深入，共融发展日益兴盛。今日的壮族地区是团结和谐、多民族交融交往的多元文化集结之地。壮族史诗叙事的小传统再现了中华文化大传统的包容与和谐，为推动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 作者简介：李斯颖，壮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壮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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