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组及文论范式的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7:07:42 中国文学网 刘方喜 参加讨论
一 本文将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在文论整体格局中的升降、重组的角度，来勾勒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文论所出现的新的转型趋向。首先要辨明的是：“文艺与经济关系”并不像许多人凭似是而非的直观印象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已被研究得熟烂的问题——从世界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分化出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脉络中，尽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得到了某种继承，但所谓“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姑不论其中的是非功过，其后果是：“经济”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忽视乃至轻视——最重要的标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立于经济活动之上所进行的“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并汇入西方其他理论流派“文化主义”的总体发展潮流中。 在东方阵营中，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不断被强化，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模式实际上越来越被政治化（比如“阶级”在马克思本来首先是“经济”范畴，但在后来实际上成为“政治”范畴等等），因此，在文艺理论中，在出发点和基础的意义上“经济”会被提及，但大抵是捎带而过，关注的焦点其实是文艺与政治关系——大致可以说：在东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对范畴主要是个政治哲学范畴而非经济哲学范畴。 如此来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很多不同，但“经济”作用在各自理论系统中趋于削弱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马克思后，“文艺与经济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得到更深入研究而不再成其为问题，而今天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深入、系统探讨，恐怕首先还要回到马克思。 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作为东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当然会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一经典框架中强调经济（作为基础）对文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决定作用”恰恰是宏观的、间接的、原则性的，毛泽东强调文艺活动中“政治标准第一”表明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还是“文艺与政治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文艺理论界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强调形成这种理论格局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密切相关：除了毛泽东及其他理论家的推崇外，单一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现实的体制力量，就决定着当时文论的主要问题只能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经济对当时文艺活动即文艺具体的生产、传播机制等并无直接影响，“文艺与经济关系”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当时文论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在文论中日益凸显出来，而其成因是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对文艺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说文论遵循政治哲学范式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审美独立性的完全忽视，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但也把艺术标准排在第二；同样，说文论依循经济哲学范式也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审美独立性的完全忽视。按对现代学科研究对象与范围极一般的表述，文艺学研究的是文艺活动自身的独特审美规律：在政治哲学范式中，这种独特审美规律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展开探讨的，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新时期以来钱中文等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而在经济哲学范式中，则是在“文艺与经济关系”中展开探讨的，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由政治哲学范式向经济哲学范式的转型，也就只是表明文艺学探讨文艺自身独特审美规律所处“场域”的转移。 从学术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关文艺商品化、通俗文艺、大众文化及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等方面的学术探讨和论争，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文艺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条重要脉络，本文就是主要从社会经济体制变化对文艺及其理论所产生影响的角度，置于新中国文论60年乃至中国现代文论90年的发展史中，考察这一理论史脉络所昭示的文论在整体上所发生的新变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经济体制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的转型，进而也会带来文艺理论的转型。以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文论的60年发展史，又大致可以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两大段，两大段文论的整体风貌非常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的经济体制：前30年经历着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后30年则经历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关于文论的“范式”转型，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按传统通行的三分法，社会生活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法国当代社会哲学家布迪厄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不断分化、各自自主化的趋向，法国文艺于19世纪达到自主化的高峰。另一方面，布迪厄强调，文艺的自主化又并不意味着与政治、经济的彻底隔绝，政治、经济既可以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文艺，同时也可以作为“内部”力量作用于文艺，而政治、经济通过对服从自身逻辑的文艺功能、文艺观念的强化，使其对文艺活动的影响力由“外部的”转化成“内部的”：通过强化文艺本身的政治教化功能，政治就成为影响文艺的“内部”力量；通过强化文艺本身的经济价值功能，经济也就成为影响文艺的“内部”力量。 与此密切相关，在文艺观念上：通过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化文艺观，政治在文艺活动“内部”产生影响；通过推行商业消费化文艺观，经济也在文艺活动“内部”产生影响。除了政治、经济功能外，文艺本身还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分化就表现为对审美自主化的追求，在观念上就形成一种审美自主化的文艺观。于是，从“外部”来看的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在文艺“内部”就具体表现为审美自主化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化文艺、商业消费化文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重组，在文艺活动内部就表现为三种不同文艺活动方式及其观念的分化、重组——这在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同样突出的体现，在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首演中，就已形成“审美自主型（代表人物是王国维、早期鲁迅、周作人等）”、“政教工具型（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商业消费型（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三元并存的文艺观念格局，这一整体格局的变动、重组，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中一条极其重要的脉络。 在现代文艺的整体格局中，与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是通俗文艺，现代通俗文艺的支撑力量是市场，文艺与经济关系乃是考察现代通俗文艺发展最重要的基本视角，另一方面，由通俗文艺的发展状况也最能集中地考察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历史变化。 从中国现代文艺90年的发展史来看，商业消费型文艺的沉浮，清晰地昭示着三种不同文艺的四次重组： (1)鸳鸯蝴蝶派是由市场支撑的中国现代通俗文艺的典型代表。第一次重组，经五四新文学家的激烈批判，鸳鸯蝴蝶派商业消费型文艺在理论上退出社会主导价值体制，但在实际上在市场的支撑、推动下依然继续发展。 (2)第二次重组。经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不断批判，作为五四新文学观重要一翼的审美自主型文学观也开始逐渐消退，“政教工具型”文学观日趋强大，整个左翼文坛都被它统治，此期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有使文学走出“审美自律”向“为人生和大众”转变的含义，具有历史合理性，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偏颇。 (3)第三次重组。由于高度单一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退出中国社会（大陆）的运作机制，失去现实支撑的商业消费型文艺随之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审美自主型文艺观也被进一步抑制，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三向度，被一体化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单向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创作的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些小说比如《林海雪原》等具有一定的武侠色彩，但其生产机制决定了那些作品并非典型的现代通俗文艺。 (4)第四次重组。新时期以来，中国重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使以市场为支撑的现代通俗文艺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僵化的单向度的文艺观逐渐被打破，被一度压制很长时间的另外两个向度开始逐渐恢复，而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商业消费型的通俗文艺已呈现出走向主流之势——这种趋势在新时期以来有关文艺商品化、通俗文艺、大众文化等学术论争中有清晰的展示，而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的倡导则是对文艺市场化（产业化）所出现的弊端的批判性回应，凡此种种昭示着新时期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正在经历着新的转型。 二 王先霈等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通俗文学现象所作的较早而较系统的理论关注，该书基本上是一种“类型学的研究”，对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客观的清理，在基本价值观上，该书强调“通俗”而“非文学”的不在研究之列，表现出对传统文学基本价值观和审美底线的持守。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种连续性的线索作了描述和分析，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早期发展更是作了大篇幅的论述——总体来说以上二书尚无竭力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强烈诉求——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强烈诉求，范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只涉及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在此基础上，他对五四新文学以来戴在鸳鸯蝴蝶派文学头上的三顶帽子“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作了辩驳，他对通俗文学概念的界定是：“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近现代通俗文学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发挥文艺功能上它完全可以与纯文学相互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各有其各自的审美规律的”[1]，于是就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论”——袁良骏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范进行过面对面的论争。新文学只写“精英”的那“半部”，其实是历史形成的，有着其政治背景；而我们强调的是：后来的人力捧通俗文学，其实是后来才出现的文学观的体现，其背后同样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背景，即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更具典型意义的当是对金庸的经典化，典型个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深专家严家炎对金庸武侠小说作了极高的定位： “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的机制中向前发展的”，“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辉的篇章”[2]。 《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7日所载易中天《请严家炎先生示教》一文有针对性地分析道：“最离谱的是这样一段：‘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它（《铸剑》）不是什么‘现代武侠小说’，则是肯定的，和金庸小说也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类比”，从“学理”层面上无限提升武侠小说的价值，难免要出现许多问题。较激烈批判金庸现象的有何满子，其刊登于《光明日报》1999年10月28日的《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一文，对“鲁迅《小说史略》就侠义、人情（才子佳人小说包括在内）等诸体小说，分类论述，但鲁迅并未从门类着眼加以抹煞”一说，该文进行了辩驳：“《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成就，毫无贬抑之意；但在《叶紫作〈丰收〉序》中，却对‘中国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即早该过时了的意识还在困扰现代中国深表怅憾”，强调整理国故的胡适、对古代俗文学有极系统研究的郑振铎等都与鲁迅存在相通之处：一方面强调要重视研究古代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强调新文学的发展却必须反传统——这其中存在问题，但以五四学人重视对俗文学、古代文学的研究，来佐证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合法性，在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周、胡、郑三先生对鸳蝴派文学、武侠小说等皆有过激烈的批判。 《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所载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一文同样指出：“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他怎么可能注意精炼？注意删节？避免重复？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有趣的是，严家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日所载《答大学生问》中，他也指出：“（金庸小说）留下了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或印记。作者当时写一段，发表一段。这种方式的写作即使事先筹划再严密，仍可能出现不周全、松散拖沓的毛病。金庸花十四五年写，后来修改又花了七八年，力图精益求精，但某些烙印依然还留下来”——这是商业消费化文艺“创作机制”或“生产机制”的症结所在，文学才华再高如金庸也不能免此。 大致来看，如果说金庸及其褒扬者只是在重复鸳蝴派曾说过的老话的话，那么，批评者也一样还是仅仅局限于五四学人的思想性批判——其实这一问题只有上升到“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分裂即“审美现代性”与“经济现代性”的分化、对峙这一高度才能基本阐释清楚：由鸳蝴派而金庸等现代通俗文艺，由于与市场的紧密结合，可以说恰恰是“现代性”极强的一种文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思想意识上将其定位为落后的封建文艺（其实所谓“高雅”文艺何尝不也可以宣传落后的封建意识呢）而排除在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之外，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文艺越商业化、越市场化，就越“现代化”，则是更站不住脚的：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功利化的同时，文艺却越来越非功利化、反市场化——所谓“现代性”绝非铁板一块。其实，对大陆文学、文化界来说，关键还不在金庸小说的好坏，而在接受、抬高金庸小说时大陆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资本开始往文学、文化生产领域扩张。产生于较早步入富裕消费社会的香港的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经典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恰表明大陆知识分子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介入。喜欢阅读金庸是一回事，试图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把金庸无限拔高而试图使其经典化则是另一回事——这实际上已是在建构或顺应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了。时势造英雄，金庸成了中国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文化英雄。 《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一书指出：“通俗文学的勃然兴起和持续兴盛，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领域，或者扩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全社会文化生活之中，都是十分突出的现象”，该书还收录了文学界对此的分析，“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把通俗文学的兴起归结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文化现象，陈山把这种现象称为‘城市文化现象’，他认为通俗文学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而城市化亦即社会生活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因此，城市化归根结底是众多论者所说的商品化”[3]。随着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及现代通俗文艺的再度出场和发展，理论界出现了一次文艺要不要也随之商品化的论争。陈文晓《社会主义商品化——文艺繁荣的历史趋势》认为：“一部作品无论具有何等崇高的精神目的，如果没有票房价值，没有市场，那就算吃了败仗，失去了艺术的一切功能”；王锐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与商品生产》也指出：“我们所说的精神产品商品化，不光是说，精神产品采取商品形式，而是指精神生产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以利润为其生产的主要目的”；蒋茂礼《商品化中文学独立品格的沦丧》同样分析道：“文学商品化就决定了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不是美学标准，而是利润标准”[4]——以上对文艺商业化运作机制基本特性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利润标准”是非常具体的，而在相关讨论中“美学标准”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厘清。 边平恕《艺术生产和商品生产》指出：“过去我们对艺术的范围和性质有一种褊狭的理解。把艺术理解为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否定了艺术的审美和娱乐的性质。对艺术性质的褊狭理解，导致了对艺术产品实行无价值主义，从而又否定了艺术成为商品的可能性”[5]，其实，文艺要不要或者能不能商品化，并非仅仅只是个文艺“观念”问题，而首先是个社会经济体制问题：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艺与市场经济不可能发生关系，因而也就不成其为问题，而80年代成为问题，首先主要是因为中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了：完整的市场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商品化，而且必然也包括精神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只要搞市场经济，文艺商品化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商品化文艺观对传统单一的意识形态化的文艺观确实有一定冲击——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商品化论争的理论意义在于初步揭示出了意识形态一体化文学观念的片面性；从中国文学现代化三向度来看，商业消费化、政治意识形态化、审美自主化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许多人看到了商业消费化对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冲击，却没有意识到它同时对审美自主化文艺观也形成冲击（娱乐功能对审美功能的排斥），而这种审美自主化文艺观在意识形态一体化中也是受到压制的。 进入21世纪，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与不断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是有联系的，但资本在中国本土社会生活中以更强劲的势头不断地扩张，恐怕才是产生大众文化热更为内在的也是更为本土化的深层原因。《文艺报》2003年1月23日所刊登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一文从多方面分析了大众文化现象。该文揭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后工业社会经济，已由“物质—技术型”转向“象征—文化型”，成为一种“文化经济体制”，经济中非物质活动的增长快于物质活动的增长，商品中的象征及心理因素的价值成分随经济的物质需要满足而相对增长，产品的威信不再主要由物质的质量（如汽车发动机的功率）而更多由象征—文化质量（如汽车的外形设计）所决定，这样就同时出现两种趋向即“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这当是理解大众文化性质的基本点。正是在此情况下，文化的商品性才突显出来的，极一般地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商品化，但一种具体事物的实际的商品化，却又必然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在西方工业化初期，当大量产业工人在温饱线上挣扎时，精神文化产品大规模的商品化就几乎不可能。“文化和经济的交融，是经济相对富足后，人们较低层次的物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逐渐上升为带有审美色彩的消费需要的必然结果”，“经济的文化化”使本来属于所谓“物质生活”的领域开始被精神化，这就使大众不仅在消费物质产品，也开始消费精神产品，这无疑正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精神享受越来越民主化的一种表现；而“文化经济化”则是资本增殖扩张到“文化”也即精神生产领域的一种重要表现——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乃是大众精神享受“民主化”与“消费化（资本市场化）”的双向运作。 王、徐一文引起了争论，在论争中大众文化的多面性得到揭示。 （一）首先，《文艺报》2003年2月22日刊登陈燕如《丰盛的匮乏——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一文，强调大众文化的“两面特性”，一方面“就目前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产业来说，大众文化产品如广告、影视剧、畅销书和流行歌曲等等，都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民主化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所固有的消费主义属性使其不能免俗地创造世俗神话，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但其结果却不是使人幸福快乐，而是使人在短暂的虚幻的满足之后，面对空空如也的心灵，产生一种深层的精神匮乏感”，该文还指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是大众经济和大众文化协同发展的产物之一”。 （二）《文艺报》2003年3月27日刊登盖生《大众文化：带菌的小众文化》一文，揭示了中国当下所谓大众文化的“小众性”。 （三）《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所载张永清《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一文强调“自由性”与“强制性”乃是大众文化的一体之两面。 （四）大众文化的发展乃是大众精神享受“民主化”与“资本化（消费化）”的双向运作，大众文化的颂扬者却往往只强调一面，这又集中表现为对文学性泛化、审美泛化的强调，如《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所载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一文有相近分析。 （五）大众文化生产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金钱这一目的论上的特性也被揭示出来了，《文艺报》2003年11月25日所载宋立民《边缘化以后的双向度选择》指出“文学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融入或曰迎合了消费社会，一大原因就是作家要挣钱营造自己的小康社会”——这倒是揭示了大众文化生产的实质：不是为“大众”而是为“钱”，其实，大众文化的鼓噪者少有站在“大众”立场的，只不过是以“大众”为话头而已，从基本立场上来说大多站在“资本”一边——其实“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尤其新世纪以来，所谓“知识精英”内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化，真正可以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是“经济精英”等，其中包括成功地迎合“大众”而使自己产品充分市场化的“文艺（文化）精英”，而真正还坚守所谓“纯文艺”创作的知识精英（这样的精英究竟有多少就是个问题）则被越来越边缘化——面对此情此景，再攻击、打击所谓“纯文艺”及其坚守者，不是过分虚妄，就是多少有些别有用心。 尽管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有文艺商品化的讨论，但总的来说，那时商品化似乎还没有对所谓严肃文艺创作形成多大冲击，严肃文艺的创作者们还在忙于思想解放和现代形式技巧的探索呢。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加强，商业消费化的文学观对纯文学的冲击可以说已经迫在眉睫了——这时候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首先正是对这种冲击的一种应对。论争起始于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 “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一个走在商品经济道路上的社会渴求着消费，它需要、也必然会产生消费性的商品文学”，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被其它传播媒介所取代，人民自己独立发言的能力也逐渐发达，文学‘载道’的事务就又濒于歇业了”[6]。 一方面受到市场化冲击，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获得了比文学语言更有效的媒介，文学确实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人文精神倡导者的理论贡献之一，首先在于揭示“金钱”其实与“政治”一样具有着强大的排他性力量，《道统、学统与政统》一文有云：“市场经济和科层制度分别是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媒介的，除了金钱和权力这两种价值之外，按照其本性是拒绝其它价值的”。[7]《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指出人文精神的危机“也不光是中国问题”，“进入本世纪后，工具理性泛滥无归，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文学术也渐渐失去了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作用，而不得不穷于应付要它自身实用化的压力”[8]，确实，随着资本力量的不断扩张，能直接产生利润的大众文学已根本不要再从理论上证明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了，反之，恰恰是不能立刻实用化的人文活动的合法性开始不断受到质疑。人文精神倡导者的理论不足之一，表现为有过分强调现代启蒙“先验性”之嫌，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对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终极价值”，在《人文精神寻踪》对话中有学者强调“只有人才会自愿舍弃物质生命去成就无形的精神理想”，“它不仅要有高度的道德操守，也要有一种殉道精神”[9]。《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更是提出了“天国”的尺度，这大概应是“终极性”、“先验性”最强的一个批判立场了，问题在于，是不是“终极性”最强，批判性或针对性就越强？更为关键的是：从大众“世俗的、经验的”生活中能不能找到批判消费主义的价值立足点？ 人文精神倡导者对启蒙“先验性”的过分强调，确实给批评者留下口实，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就首先是以这种“先验性”为批评的切入口的，认为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有将“精神”“与物质直至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倾向，“意味深长的是，从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精神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似乎远远比市场经济更‘人文’”，“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是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要求”[10]——所谓大众的“欲望”成了人文精神批评者的重要诉求点。人文精神批评者似乎在以大众感性欲望为立足点，而强调精神生活的“自发性”，其实却忽视乃至掩蔽了在资本扩张中大众感性欲望在被单纯消费化、片面化，大众一种感性欲望在被“解放”、满足的同时，另一种感性欲望却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抑：从文学艺术活动来看，诚如马克思所论，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艺术纯形式创造性冲动体现的就是这种“欲望”，而这绝对不是知识精英所独有的，它恰恰深植于大众的感性欲望之中——消费主义的最大问题正在于压抑这种生产性冲动。 总的来说，在这次论争中，人文精神倡导者在“终极关怀”的旗帜下，对消费主义由道德批判而超升到宗教批判，这些批判固然都是必要的，而有意思的是，首先由文学界策动的这场论争，所缺的恰恰是深刻的审美批判：审美现代性与经济现代性分裂、对峙的紧张关系并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审美批判或许没有宗教批判的“终极性”强，但它诉诸大众被资本压抑的另一种感性欲望，似更能统一启蒙精神的“先验性”与“自发性”，而符合现代民主理念的人文精神，其现实生长点应是大众的感性生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文精神讨论中的批判的声音，在文艺理论界就逐渐汇聚、提升为文艺“新理性精神”的建构，或者说所谓“新理性精神”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种“回应”，其针对的重要时代背景是“随着商业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普及和艺术产品市场化的加剧”状况，因此，也就可以将其置于有关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文艺与经济关系这些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中来分析。钱中文首先提出了新理性精神的观念，得到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肯定，《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刊登了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王元骧《“新理性精神”之我见》、徐岱《“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以下讨论所涉及论文均据此，不再详注）等系列论文，大抵颇能体现理论界围绕“新理性精神”讨论的“有同有异，互为包容、互有特色、互为丰富”的特点。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主要从把“新理性精神”作为“文化诗学”的“主导”展开讨论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感性主义泛滥的局面，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 相对而言，徐岱《“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更侧重于从理论上、在“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来阐释“新理性精神”，今天看来，“新理性精神”论的转型意义或许正在于与20世纪80年中前期的“主体性视野”有所不同。《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刊登的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也是一篇较早讨论新理性精神的重要论文，该文试图“就八十年代以来文化主题的转移，看‘人文精神’讨论出现的历史合理性，阐述当代人文精神的内涵：新理性”，可以说是自觉地试图用“新理性”论把人文精神的讨论推向深入，强调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探讨新理性精神，探究“在市场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可能性”。该文认为，对自由主义及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关键点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人文精神的讨论昭示了建构“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苗头和信号”。 那么，该如何审视钱中文等学者的“新理性精神”论呢？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关注新理性精神论的现实立足点或者说现实针对性，《中国教育报》2003年2月27日第7版刊登的杜悦的《以“新理性精神”回应现实挑战——钱中文先生访谈》从题目就可见新理性精神的现实针对性，在该访谈中，钱先生指出：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经济获得了空前的活力，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的面貌日新月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金权结合的流行，正是这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增加了多种社会的弊端。 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希望以“新理性精神”回应现实，以健康的人的理想来烛照现实。 新理性精神的提出与20世纪90年的市场经济转型密切相关——实际上，其他学者在研究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时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如刊登于《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的朱立元的《试析“新理性精神”文论的内在结构》、刊登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曾繁仁的《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均有相关分析。从理论的基本逻辑来说，所谓“新”理性力图对“旧理性”有所超越，而要被超越的旧理性既包括“技术理性”，同时也包括支撑市场经济运转的“经济理性”——钱中文《艺术不仅仅是商品》、《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等文对此有所分析。新理性精神建构尚在发展之中，如何将对侵蚀“人文理性”的“经济理性”及相应的消费主义逻辑等批判精神整合到新理性精神建构中，既是理论发展的逻辑要求，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 三 作为社会整体生活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并非在相互隔绝、各自完全独立的空间中发展的，而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联动中发展的，三者中一者力量的增强必然会影响其它两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从属于政治——我们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等人在主观上倡导的结果，同时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力量作用的结果；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使“经济”在社会整体生活中的力量得到极大的提升，这种日渐增强的力量必然会对政治、文化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使社会力量结构在整体上发生重组——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本身的力量及其对政治、文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可以有不同的估量，但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力量和作用的极大提升却是非常明显的——这在理论上使传统的政治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研究等必然要随之有所调整。 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与自主发展，体现了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以此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文化完全从属于政治，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性是相龃龉的；而市场体制则使“经济”获得了独立性或自主性，这在客观上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自主发展从而现代性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合在一起才构成社会生活整体，但三者之间的力量从来就不是均等、均衡的，其中“文化”大致从来就处于弱势地位——中外许多学者严重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把近代以来的审美自主化视为文艺脱离社会生活，但是他们没有认识或揭示的是：与此同时，经济以更强劲之势也在脱离社会生活整体而追求自主化、独立化——这就是所谓完全按经济自身规律独立发展的“市场”（相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表述，市场自由主义的表述是“为生意而生意”）的强劲扩张——卡尔·波兰尼将市场经济的这种独立化称之为与社会生活整体的“脱嵌”[11]。 我们不能说文艺脱离社会生活现象没有问题，但是这种表述本身是存在问题的——社会生活整体的分化、断裂，是现代性的重要现象，可以说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同时脱离社会生活整体，但更准确的表述似乎应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在相互分裂，而在此分裂过程中，“经济”无疑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我们不知道人类社会生活如何达到浑然一体的和谐状态，但显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文艺）三者各自的力量，不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社会生活恐怕是很难走向和谐的——迄今的社会现实是：三者之间的力量极其不均衡。因此，在人类社会生活如何达到浑然一体的和谐状态之前，我们恐怕首先还要强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文艺的审美自主化力量，在这种力量还不够强大之前鼓吹文艺融入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恐怕就是把文艺纳入市场经济运作轨道等。 历史地看，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文艺审美自主化力量并未获得较大发展——相对而言市场的经济自主化力量倒是获得了过度的扩张。粗粗检审一下我们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历史，即使我们从理论上倡导文艺审美自主化的时间也是非常短暂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几年，再加上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几年——与西方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文化精神沉淀其实是相当薄弱的，可以说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艺有沦为“政治的工具”的趋向的话，那么，在市场强劲扩张的今天，文艺则有沦为“经济的婢女”的趋势[12]。当然，同样是历史地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历史上对审美自主化的倡导确实是以“割裂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即强调文艺审美自主化对政治、经济规则的对抗乃至颠覆作用，并确有躲进“象牙塔”之嫌——我们今天则应以联系的、整体的方式提出问题，也即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中提出审美自主化问题，而落脚点则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和谐，而非以审美规则取代经济、政治规则的乌托邦幻想。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个充满曲折的缓慢过程。这其中一个重要年份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道路——以此反观，在此之前，官方和学术界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还是有些犹豫不决的，理论上存在争议，实践上还存在反复乃至倒退。同样，在1992年以前，文论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在实践上，“文化产业化”已逐步成为得到官方充分认可的文化发展战略口号；在理论上，新世纪以来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研究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成为非常突出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现象，在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题的相关学术论争中，“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的那种紧张性日趋消失——许多理论研究者认为这已不再成其为问题了——但历史和现实地看，这一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90年代，以文艺研究者为主的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对文艺商品化进行了激烈的“先验性”、“终级性”的道德乃至宗教批判，但是，深刻的审美批判本身反而缺席——这充分暴露了作为中国文艺现代化向度之一的审美自主化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精神积累的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之初“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被纠正，审美自主性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而在今天，虽然没有人提出“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的极端口号，但实际上“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似乎已作为一种强大的现实而被普遍地默认——在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文化研究及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讨论中就存在这种倾向。 如果说文艺的解放、审美的自主化，在改革开放启动市场经济之初体现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拨乱反正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的今天就应体现为对“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的拨乱反正——而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看，这里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文艺意识形态与审美关系问题的，二是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文艺商品化问题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只有立在这个地盘（物质生产）上，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个特别社会形态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才有可能得到理解”[13]，“自由的精神生产”显然与审美问题相关，马克思是从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来探讨文艺问题的，以此来看，钱中文等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其实是有着坚实而具体的原典基础的，极端片面的意识形态论，至少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文艺思想。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些学者摘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文艺的审美自由是可以与商品化不加分析地调和起来的——实际上绝非如此，马克思指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14]——马克思揭示了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的文艺活动与“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的商品化文艺生产的内在对抗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在“自由时间”论中揭示文艺这两种生产方式的不同：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文艺自由创造活动存在于“自由劳动时间”中，而商品化的文艺生产则存在于“必要劳动时间”中——马克思正是在“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中或者说在经济哲学范式中，非常具体地提出文艺的审美自由问题的[15]。 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批评者、新世纪以来大众消费文化的鼓吹者，皆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与要求”——问题在于所满足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欲望”，在这方面，我们不太同意说消费文化产品所满足的是大众的“物质性”欲望的说法，消费文化产品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文化性的，总体来说它们所满足的欲望也就是文化性的。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6]，满足这种“欲望”，人就会产生“生产的欢乐”——在对商业化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中，大众所满足的只能是“消费性”的欲望而产生“消费的欢乐”，大众的生产性欲望和生产的欢乐总体上则是被压抑着的。市场自由主义鼓吹人的追逐利益的欲望，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当代消费主义鼓吹人的消费欲望，而马克思则强调人的自由创造的“生产性欲望”——这构成了在经济哲学范式中建构“审美生产主义”及批判当代“审美消费主义”的人性需求论方面的立足点[17]。 总之，“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乃是文艺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大关系在文艺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使“文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凸显出来，这必然导致文艺理论整体结构的重组，使文艺理论的基本范式发生新的转型——我们以上梳理的新时期以来的相关学术思想史对此有所昭示。随着中国社会尤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经济全球化更强劲的扩张，“文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出来，如何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回避乃至刻意掩盖这一问题，对于中国文论、文学、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均衡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 相关论述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之“绪论”部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2]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3页。 [3] 参见王先霈、於可训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部分，第2页，正文第72-73页。 [4] 分别参见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页，第1937页，第1974页。 [5] 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9页。 [6]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7] 同上，第55页。 [8]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9] 同上，第43页。 [10] 同上，第107-109页。 [11]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相关论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 参见刘方喜《政治的工具·经济的婢女·精神的涵养区》，《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期。 [13] 马克思著，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页。 [15]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试论“自由时间”的双重内涵及两种价值趋向》（《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9期）、《论马克思“自由时间”论的重大美学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自由时间”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系列论文。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17]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文学死亡”事件中的消费主义神话》（《文学评论》2005第5期）、《“审美消费主义”批判与“审美生产主义”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三种时间、三种活动：马克思“审美生产主义”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艺术生产三形态与“审美生产主义”建构》（《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 原载：《艺术百家》(南京)2010年第4期第93-101页 (责任编辑：admin) |